从1972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十来年，是邹衡让整个考古学界震惊的十来年，他的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和两个学术观点的论战，让整个考古学界风起云涌：燕国古都城的发掘、“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与“二里头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说。
首先，燕国古都城的发掘事件一波三折。
关于西周时的燕国，当时流行的是北大著名历史学家侯仁之的观点，他认为燕国的首都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但是邹衡仔细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规模巨大而又漫长的北京建设过程，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燕国的首都是在广安门、陶然亭，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发掘的痕迹，起码当时的建筑师们会在建筑过程中对挖掘出来的古代遗址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都非常细心敬业，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所以，可以确定没有史料说明这些离开市中心比较近的地区有过古代都城的痕迹，因此邹衡大胆否定了侯仁之先生的说法。
否定一个观点难，但要建立一个观点却更难。燕国遗址究竟在何处呢?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衡不敢贸然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对西周时燕国遗址的地点产生了在旁人看来几乎是突发奇想的推测。
这突发奇想起源于一个偶然事件：鉴定被盗卖的青铜爵。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文物盗卖事件，请邹衡他们去检验。以邹衡的锐利目光一眼就看出了那是出自西周时代的青铜酒器。而且对比以往挖掘出来的青铜器，从这只盗卖酒器的大小规模和上面的图案来看，邹衡认为，这应当是诸侯用过的器具。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规模和使用等级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这只青铜酒器的来源地，极可能就是一个诸侯的墓地。
兴奋的邹衡和学生们立即对这青铜酒器的来历进行调查。通过详尽的调查，确认这被盗的青铜爵出自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乡黄土坡村，这使得邹衡喜出望外——尽管无法弄清具体的盗掘位置，但是邹衡却大胆地推测，在房山县琉璃河一带肯定存在着什么，而且存在的东西跟西周时期有关。那是否就是古代燕国的遗址呢? 如果这样，北京的边城史就要大大提前了。
当时北大的许多师生对邹衡极不理解。在他们看来，虽然可以确认这青铜酒器是出自琉璃河，但是很有可能是琉璃河村人从其他地方拾得转卖的，也有可能是那盗卖文物的罪犯信口开河。有如此多难以确定的因素，却断定燕国城市的遗址很可能就在琉璃河，这岂不是太不靠谱了么?虽然大家都不太看好，但邹衡还是决定，由自己率领学生对琉璃河一带进行挖掘。
最初，他把琉璃河遗址的挖掘实践既当做是给学生锻炼的机会，又当做是自己继续工作的动力，也不期望会真的发现什么燕国遗址。挖掘之初，虽然有些碎陶片出现，但实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些碎陶片跟燕国遗址有什么联系，充其量也只能说明大约跟西周时期有关而已。尽管如此，对初次进入田野考古领域的大学生们而言，即使是碎陶片，即使是一个零星出土的损毁的矛、剑碎片，也给了他们无穷的动力。因此，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但他们始终坚持着。直到1969年，北大的许多师生都被下放到了江西，这个工作才被迫结束。
然而从1969年到1971年，在邹衡心中，琉璃河，这片常常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下，总有声音在召唤他，那仿佛是来自古燕国的声音，让他在下放劳动时，也不禁常常回顾北方的琉璃河。
1972年，虽然寒冬刚过，北京仍然冰天雪地，但是北京许多学人的春天，却悄悄来临了。
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似乎标志着我国的一系列国际重大政策即将调整，与这悄悄来临的春天形势相吻合，北大考古系也走出了严冬，迈向了新的春天。
1972年初，大雪初融，邹衡无心欣赏即将到来的北国春光——他接到了来自琉璃河的消息，琉璃河一带可能要被推土机推平了。
仔细一了解，原来北京市有一个重要指示，为了维护首善之区的形象，所以从北京到石家庄公路两旁要一平如镜，所有高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而所有低的地方要用土填平。而房山一带多山和河坑，许多推土机已经兴奋激昂地推进，期待着为公路形象工程作贡献。
坚守在琉璃河的几个考古人员大惊失色，以他们的躯体当然挡不住以万钧之势开来的推土机，所以他们急着向邹衡和北大求援。邹衡赶到琉璃河一看，尽管早春，春寒逼人，但他却急得流汗。如果推土机真的把这山推平，把河沟填掉，那么从1961年开始，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大家坚守于此的考古工作就都付诸东流了。更重要的是，极可能躲藏在大地下的燕国都城遗址也会被这野蛮机械的履带压成一堆无用的土块。而他可以一次悲壮地挡在推土机前，但是能够挡第二次、第三次么? 怎么办呢?
邹衡急了，他想起当年的梁思成先生，北京古城墙被拆，就像拆梁先生的身体一样，令这位建筑学的泰斗悲泣。而今天，琉璃河也面临这样的命运，他当为琉璃河的古燕遗址全力一搏，他不愿意承受如梁先生般无能为力的痛苦，只要可能就一定要保护这古代遗址。须知，这些深埋于地下的古遗址已经成了邹衡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已经成了他的血液和肉体啊。不顾身体劳累，他连夜往北大赶，他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挽救琉璃河。
十多年的社会历练让邹衡不再只是那个书呆子气十足的热血青年，人到中年，他更多了一份处世的智慧和干练。他直接向北大工宣队队长汇报，希望借这位工宣队长之力保住琉璃河。他明白，其实这些驻扎在北大的工宣队成员也并非真的蛮不讲理，也并非真的没有常识。这些工宣队成员只是觉得跟北大成群扎堆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虽然他们有砸烂一切的最彻底的革命行为，但他们毕竟缺少知识、缺少理性的认识、缺少有建设性的创造能力。所以当他们来领导北大时，最初因为心理上失衡，他们确实对北大的师生有过极不理智的处理方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北大呆得久了，未名湖、红楼，一幢幢充满书香气的楼房，一处处鸟语花香，充满人文气息的小院，都让这些工宣队员的心灵慢慢得到了一种净化。因此，当邹衡以一种尊敬的态度向工宣队长汇报并且求援时，这位工宣队长立即明白了保护历史古迹的重要性。他立即和国务院联系，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第二天，这位工宣队长立即带领20多个铁杆工人来到琉璃河现场，邹衡跟他同行。
负责工程的首长非常理性地接待了他们，当听说这地底下可能有宝贝时，这位首长就温和地问邹衡：“你有什么具体要求?”邹衡不假思索道：“一定要保留，如果推了，那考古的工作就没法做了。”这位首长继续问道：“这考古工作有用吗?”邹衡直截了当道：“有，如果有发现，就可以更深入研究北京建城的历史，说不定会再往前推上千年，也未可知。”
这位首长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历史，但是对中华渊源流长的历史的自豪感是与生俱来的，倒也不必邹衡再多说，他痛快地问：“要保护多大的地方?”邹衡早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挖掘的范围，他立即就画出了一片面积。这位首长考虑了一会儿说：“就听你的，中国这么大，保存这样一小块地算什么?”接着，他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当时的那位工宣队长和这位负责挖掘工程的首长的姓名了。但是，他们有生之年也一定会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而自豪的，因为他们的一念之仁保住了北京城的建城历史，保住了许多珍贵的地底文物。
随后，邹衡他们就挖掘出了一部分遗址，面积大概有5000平方米。可能是因为时间太长，也可能此地也经过复杂的历史变迁，所以最初挖出的文物都是一些陶器碎片和青铜器碎片。邹衡的特长是拼对陶片、器物排队，从已经出土的陶片、青铜碎片整理复合后的情况来看，他暗自做了个大胆的判断：这可能是燕国首都。因为有这份自信，所以他决定加紧时间，就像王湾挖掘一样，速战速决。
一个多月之后，运动又来了，关于邹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各种说法甚嚣尘上。
“邹衡以为北大考古系没人了，他在琉璃河招摇撞骗。”
“就是，都挖掘了多少年了，什么都没挖出来，还不是骗青年学生。”
“他压根是拉大旗作虎皮，是想哄骗中央首长，想取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邹衡根本就没有什么考古知识，瞎讲，琉璃河怎么会是燕国古都?”
“就是就是，他是根本不懂考古，要懂，早挖出东西来了。”
……
三人成虎，积毁销骨，这个道理，古人就明白。果然，邹衡再次靠边站了，由中国科学院派考古队进驻琉璃河进行挖掘。
大地有时候非常爱开玩笑，它非常喜欢考验人们的耐性。中科院的人来了，挖了好久，他们的命运似乎没比邹衡好多少，一开始什么东西也没挖出来。
就在大家想失望放弃的时候，大地已经不耐烦人们没完没了的折腾，它终于懒洋洋地开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中科院的考古人员突然挖到了一个深埋于地下的古墓，里面有很重要的文物，上面的铭文可以证实邹衡的想法——这里就是燕国首都!
这让中科院的考古人员立即兴奋不已，这个考古发现将会改写北京城史，他们学习邹衡夜以继日地挖掘劲头，1973—1974年琉璃河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在出土的7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有鼎、鬲、簋、尊、爵、觯、盘等青铜容器19件，戈、戟、矛、剑、镞等青铜兵器12件以及工具6件。其中有铭文的共12件，其中复尊铭文17字，记载了匽(燕)侯赏赐复冂衣、臣妾和货贝之事。另外在一件盾饰上铭有“匽(燕)侯”二字。
因为燕国古都的被发现，北京建城历史迅速前移。这是邹衡率先提出，并且坚持挖掘，最后终于有巨大发现的。露了一把大脸的北大当然不再传言邹衡欺骗中央首长了，大字报悄悄撤了下去，流言也渐渐淡去，只余下对邹衡一脸佩服状的青年学生们。
琉璃河一带以后还进行了多次考古挖掘，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是琉璃河商周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地位于城址东南部的黄土坡村，现已发掘西周时期墓葬共300多座。墓葬按其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中型墓都陪葬有车马，随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高低而在陪葬车马的数量方面有所差别。已发掘的车马坑有数十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坑。车皆为独辕双轮。车马坑的方向和车马的相对位置并不固定。马匹排列整齐，坑中多有车马饲饰件。少数车马坑有殉人、殉狗现象。在墓地还发现两辆带有伞盖的马车，这在我国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
过去，北京被称为“三朝古都”、“四朝古都”或“五朝古都”，而玻璃河的考古发现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由此算来，北京当是世界最早的古代都城之一了。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市政府决定建馆予以保护和展览，1995年8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1980年10月邹衡(中)带领两位日本留学生参观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
虽然邹衡没有再参加后期的发掘工作，但是，他保护琉璃河遗址，坚持对此地的勘探和挖掘工作整整十年，他带领学生走遍了琉璃河的每一寸土地，划定了可能的遗址区域。说他是琉璃河考古的首功之臣，实不为过。
当然，此时邹衡的心已经不在一个诸侯领地的挖掘上了，他的心又重新飞回到了夏商周历史的研究上。此时沉寂已久的北大考古学系要重新招生了，这令邹衡兴奋不已。回想近三十年前，自己走入北大考古学系时那种如岩浆翻滚般的热情，他那有病的心脏突然跳得强有力起来。他想，一定要招好、教好这群学生，让考古系后继有人!
1972年，历史系考古专业恢复招生。没有现成的教材，邹衡和同事们就自己编写。邹衡回想起自己的老师们对自己的提携，他想继承老师们诲人不倦的高尚品格，所以在编写商周考古教材时，虽然已经将这件事交给了弟子李伯谦，但他仍然多次和李伯谦讨论编写提纲乃至具体的学术问题。同时，为了让青年人能够更快地走到教学和研究的第一线，邹衡还让李伯谦执笔写序论和夏文化探索及早商两章。虽然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采纳邹衡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对邹衡的意见的发挥，但对于学生的成就，邹衡还是感到高兴不已。
同时，邹衡决心完成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想写完的《商周考古》。他在北大讲授前“商周考古”这门学科时，自己编写了大量的讲义。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邹衡突然产生了要将自己关于商周考古的所有研究，经过删选编成书籍的念头。当然，在编写讲义时，邹衡对于当时的许多考古问题的观点也并不是非常成熟的，比如二里头文化，因为他参加的是初期的发掘，所以在1960年前，他一直都认为这是先商文化。这与他后期发表的“二里头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的学说，是不同的。在回到北京后，他虽然没再继续参与二里岗和二里头两处范围广阔的遗址的挖掘，但他也带着学生参加了涧沟和龟台寺的遗存的发掘。邹衡既发现涧沟和龟台寺的遗存有别于二里头文化，又认为郑州商城为成汤之亳都，于是推断涧沟、龟台寺一类遗存为二里岗文化的前身——先商文化，名之为“漳河型”。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另一方面，他手上能够指认和引用的“漳河型”先商材料太少，证据不足，所以他迟迟没有发表自己关于商代文化类型区分的观点。
1960—1977年，二里头和二里岗的发掘有了重大的发现。
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前往二里头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立刻决定对二里头开展正式的发掘。发掘工作是在这年的11月开始的，由中科院考古所委派考古学家殷玮璋为领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掘。
惊人的发现很快就来了。12月的一天，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了一座宫殿基址，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他们在基址西北角沿着台基的边沿开了一条探沟，很快，在耕土层下发现了扰动过的夯土块，再向下挖，他们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关的地层。夯土基址上面圆形的小夯窝清晰可辨，从地层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郑州商代城址的年代还要早。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发掘者们只能靠薯叶和青菜来充饥。12月的河南已经十分寒冷，时常会下雪，考古队员们就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发掘，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年代最早的、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这一发现像一支兴奋剂，让大家不知疲惫地埋头苦干着。
1961年，曾经在王湾考古中帮助过邹衡的赵芝荃从山东劳动改造的运动中解脱出来，重赴二里头主持发掘工作。
二里头遗址就像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1960—1964年，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共进行了八次发掘，仅出土的陶器就显示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类型特点。当时，一部分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介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文化。
1964年秋至1972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发掘工作暂停，直到1972年秋季才得以恢复。在政治运动的几年中，参加发掘的考古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二里头，工作恢复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发掘中来。1974—1977年，二里头考古队相继发现了两处大型宫殿遗址，为我国古代建筑及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考古活动是一个漫长的发掘活动，在此后为期40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了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约400多年。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遗迹中有大、中、小型各类建筑遗址，其中有宫殿、陵寝、台坛、祭祀性设施、各阶层的居室以及手工业如铸铜、制骨等作坊，此外还有陶窑、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二号的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后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也就在这个非凡时代的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之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①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期，二里头遗址的挖掘虽然还没有深入到完全发现两座宫殿的程度，但是当时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问题备受学术界的关注。1962年，邹衡的老师、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里岗的挖掘相比于二里头，多了些波折。“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郑州商城的发掘也被迫告一段落。直到1971年，考古学家安金槐才有机会回到郑州。他再度组织文物工作队的全部人力，准备展开一次大规模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1973年，为了寻找郑州商代宫殿遗迹，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展开了全面的考古钻探与试掘。他们在城东北部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有多处规模宏大，不同于一般的建筑房基，被确定为宫殿基址所在地。1979年，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相继发现宫殿基址20多处，宫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通过发掘探明，城址东北部的宫殿区建筑物分布密集，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其中较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根据柱槽可复原成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和《考古工记》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当发现商城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规模时，这究竟是商代谁的都城，又经历了多少代君主的问题，和如何给郑州商城分类，成了跟“二里头文化分期”并重的考古难点。
而“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和“郑州商城归属”又是两个伴生的问题。邹衡曾经给考古系初入门的学生们耐心讲解过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解一即得二的关系。
对于初入考古系的学生而言，“二里头”归“二里头”，“二里岗”是“二里岗”，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毕竟地点相去甚远，不能把冯京当马凉啊?
但是这两个出现在中原大地上的著名的考古遗址，它们本身，正代表着从夏到商的不同文化分期，因此无论是邹衡还是严文明、安金槐、赵芝荃等大家，他们都明白，分期就像测量水深的标杆，他们的第一根标杆(即基本属于真理的参照对象)，当然是20年代就开始发掘的“殷墟”，因为它是中晚商文化的代表，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共识。但是现在大家缺乏的就是第二根标杆究竟如何定性?第二根标杆，当然就是郑州商城，因为它的年代比殷墟早，比二里头晚。如果郑州商城被定性为中期商代文化，那么二里头显然就是商代早期。而如果郑州商城被定性为商代早期，那么二里头就极可能是夏代文明的代表。可是第二根标杆的性质却没法确定，这样，第三根标杆，也就二里头的分期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了。当然，还可以用倒推法，就是先确定第三根标杆，先给二里头分期，然后再根据二里头的分期，来反推出郑州商城的分期。
而恰恰就是针对这第二根、第三根标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考古学界出现了重大的争执。争执首先集中于二里头的分期上。
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作了如下结论：“这座宫殿建筑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并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又说：“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4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20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
①这份简报发表后，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赞同。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又因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与郑州二里岗商城文化特别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鉴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和大墓多处于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应是商朝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一个被历史文献中称为“亳”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应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称做“隞”的都城。
当时考古学界的主流看法，似乎解决了二里头的分期问题：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为商代文化，二里头是商代开国之君的“亳”的都城。至于二里岗郑州商城，则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称做“隞”的都城。于是，在二里头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间树立起一个夏、商分界的标尺。
这个界标树立后，许多考古学家却不以为然，有人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龙山文化相近，而与二、三、四期差别却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间。即河南龙山文化加二里头一期文化等于夏文化，二里头二、三、四期则自然是商文化。
而有的考古学家与上述观点几乎完全相悖。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相连，倒是第四期颇为不同，于是定前三期为夏文化，第四期为商文化，而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间。
有的考古学家感到二里头遗址上限不够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又加划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①当时，“文革”已经结束，虽然政治氛围还不是非常开放，但考古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争论却是越来越火，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前把持话语权的主流专家失去了政治的支撑，也只能走下高台，以平等的姿态，跟非主流专家们一起探讨。
起初还只是二里头的考古专家们挥袖而战，到后来二里岗考古的专家们也摩拳擦掌，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夏商，大家积累了太多的资料，而对资料的认知又太不相同，所以变成了人人手中拿着二根标杆，可各自的标杆高度不同，所以反映出来的时间年限无法统一。大家没有想过比较标杆来相对统一高度，反倒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插一杆。眼看一群持杆者见缝插杆，争吵之声令整个考古学界头晕目眩，许久不见的百花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文革”刚刚结束的考古学界率先出现了，令旁观者感到刺激又糊涂，似乎听起来，人人都有理，可似乎又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在各路学者各持手中标杆，都想努力让自己的杆站得最直最起眼的时候，邹衡一直在静静地观望。关于郑州商城的归属，关于二里头的分期问题，他早在考虑了。他之所以不急着下论断，是因为他要广泛比较最初期的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间，各种陶器和建筑物间的相同与区别，从而推断出文明的进化速度。同时，他在20世纪60—70年代带领学生在河北和河南的一些小的考古点上进行挖掘。这些考古点，都是某类文化的分支，从这些考古点出土的文物，究竟应当放在什么位置?它们的制作工艺、材料、样式和制作目的，跟两个早期文明和后面发现的王湾、二里头、二里岗又有什么关系?
相比于心急的众人，邹衡很冷静。在经过了广泛的比较和联系后，他以一个法律系出身的学者特有的思路，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求同存异，对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明时期作出了更合理的分类。
1977年11月15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武汉召开，安金槐在大会上发言，公布了他的最新发现。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青铜残片虽然不大，但是却轰动了整个学术界，因为可以由此证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它不但关系着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源，而且关系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关系着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为此，11月18—22日，国家文物局在河南登封主持召开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这是“文革”结束后，文物考古界的一次学术盛会，主要是围绕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探讨夏文化的问题。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安金槐率领考古队从1977年下半年起，首先以王城岗上已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基础槽为基础，采用考古钻探和间隔距离开挖深沟相结合的方法，把两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全部清理发掘了出来，并在“西城”内还发掘出来几个龙山文化的窖穴、灰坑和“奠基坑”。同时还对告成镇北地东周阳城内出土有“阳城”与“阳城仓器”陶文戳记的东周战国时期的输水设施中的蓄水池与部分陶水管道等，也进行了清理与发掘。与此同时，考古队特意在告成镇省文物队工作站内布置了一个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和东周阳城遗址出土文物陈列室，以供与会专家、学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现场参观、研究与指导。
这次会议原定参加人员为30人，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会人员竟多达32个单位的110人。其中除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北京及地方文物考古部门的学者外，还有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等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陈乔、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北京大学教授邹衡等也都亲临会议指导工作。
二里头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考古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先商文化，即商王朝建立之前商族的遗存，是汤都西亳的遗址。而另有人认为它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则是夏桀的都城斟寻。但是即便在认为二里头是夏文化的人当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的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而有人则认为二里头都属于夏文化。在这次盛大的考古学会上，各路专家学者面对如此丰富的考古新发现，兴致勃勃，慷慨陈词，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末段为商早期，郑州商城为中商文化，安阳殷墟则是晚商文化。这样的排序恰好把夏商周三代梳理清晰，而且天衣无缝，一脉相承，终于把商代600多年的历史串了起来。当时的与会者都感到特别的兴奋，因为大家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正当大家为达成一个新的共识而激动，并且以为从此后找到可研究的方向时，一直在边上沉默寡言的邹衡突然发难了。邹衡这次是有备而来，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他前后两次抢着发言，而且发言时间达到六个小时，几乎把大家轰晕了。他在会上提出了令四座皆惊的不同观点，把大会高亢的氛围推向了另一个高潮，而这股高潮的突然袭击，却把大家推入了无边无际的茫然之海——在他出击的六个小时中，所有与会专家如在海上航船迷了路的人一般，竟然无法反驳邹衡。
在两次发言中，邹衡提出的观点是：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代表，它的四个分期，代表着夏不同时代的文明。而郑州并非仲丁之“隞”都城，而是商汤所居之亳，郑州商城就是商汤的亳都。
邹衡在发表这个观点前，虽然已经酝酿很久，但包括他的学生和好友在内，都不知道他居然有如此独树一帜的想法。因为依大家看来，邹衡虽然在二里岗花费了三年时间参与挖掘，但是对于二里头，他基本上属于旁观者。他在挖掘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亲临火线，所以他得到的资料是二手的，他的发言权是受考古材料限制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一直站在局外的人，恰恰是旁观者清，恰恰比局内人收拾到了更多的资料。因为在各派争执时，大家都展示了自己的证据。但所有的辩论者往往认为对方是错的，因为是错的，所以不可能将对方的材料取为己用。但邹衡不同，正因为他和二里头痛失会面之机，所以他更珍惜各种资料，也更能放开胸怀，接受不同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1972—1977年，经过整整五年多的详尽准备，他公然举起郑州商城是“郑州亳都”说的大旗，向“隞都”说发起了挑战，同时，重新界定二里头的分期，也推翻了大家刚刚达成的共识。
邹衡的论证，不仅仅是看文物，看遗址的规模，他还参考古籍记载，参考古代中国的地理分布，他是从各个角度来进行推测的。
他对郑州二里岗商城的了解并不比安金槐少，正因为这样，他和安金槐一样，认为这里肯定是个都城。但是结合中晚期的殷墟文化，邹衡认为，郑州商城出土的文物明显要比殷墟早六七百年，因此定性为中商文化，在年代确定上就不符合，所以应当确定为早商文化。
再者，从商城的规模来看，从已知的考古探究，整个城市宏大，分内外双重城，仅宫殿面积就有六万平方米，而且遗物之丰富令人惊叹，颇具巨都风范。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仲丁和外壬二兄弟所建的都城。但是这二位商代的帝君，根据古籍考证，他们在位时间不过短短的25年而已，而且在这25年里这兄弟俩似乎也没有什么建树——在短暂时间内有君位交替，而且在位的君主又没有什么出色表现，在如此紧迫的时间之中，以当时人们的生产力，又怎么可能建立起这样宏大的都城呢?
所以说郑州商城是“隞都”，缺乏年代、规模上的依据。
那么郑州商城是谁建立的?邹衡给出了以下证据。
他首先推翻了二里头是亳都之说。根据古籍，邹衡认为，如果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则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矛盾。据《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载，商汤伐桀，“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也就是说，商汤的军队从所占据的中国东部向西攻打夏朝的最后一个王——桀的武装力量。又据《书·序》云：“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这句话的意思是商汤的军队灭了夏之后，又回到了亳都。这些记载说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住的夏都之东。这个“东”在哪里?从文献记载看，应该在豫西之东，不会是在二里头所处的豫西。故此，二里头遗址的“西亳说”同样得到了否定。
既然二里头不是亳都，那么邹衡从郑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确认，促使他大胆地提出郑州商城即商汤所居的“毫”地的观点。
而且，从郑州商城遗址地层堆积来看，其年代至少在100年以上，而只有商汤到仲丁历经六代十一王，历时百年以上，恰好可以填充在这一时间内。而且根据碳14测年，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可以达到公元前17世纪，按照历史学界的一般估算，这个时间已经接近了夏纪年。于是，根据种种理由，邹衡毅然决然地把郑州商城推断为商汤的亳都，将其从中商提到了早商。
①邹衡确立了郑州商城是亳都，所以郑州商城应当是早商文化的起点，而二里头文化又早于郑州商代文化，且是两种不相同的文化，所以邹衡据此判断二里头文化属于夏，并且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类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断裂和突然侵入、兴起的外来因素，因而也就用不着在这个整体文化上再做文章。也就是说，原来由学术界认可的二里头四期文化全部属于夏文化，是同一个文化体系。
这下，比燕都考证更加石破天惊，沉静了六个小时的考古学人们，同时爆发齐心协力把矛头对准了邹衡。大家好不容易达到的共识被邹衡轻易推翻，原来的“中商”文化成了“早商”文化，而原先的“早商”文化却成了“晚夏”文化，以此类推，大家达成的共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的时空。这还了得!
大家“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虽然当时邹衡的“异说”还不能算是一家之言，然而支持他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被称为“可怜的一小撮”。
在此次会议之后，向来喜欢沉默做事、喜欢摸陶片的邹衡异军突起，很快成为考古界的焦点人物之一。会下，邹衡曾听到消息说，反对阵营要组织反攻，他便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在会议的继续发言中，他并没有遭到强攻。此时，学术界的氛围既紧张又诡秘，像是被烟雾笼罩着，又像是被寒冬封锁着。
对于邹衡突然提出的理论，最感到气愤的是邹衡的好友安金槐先生和赵芝荃先生，包括邹衡的得意门生李伯谦也不能认同老师突然提出的观点。
尽管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邹衡却趁热打铁，在1978年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后，又陆续发表了他对夏文化研究的新观点：1979年发表《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接着《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于1980年出版，他的系统观点从此为大家所了解。当郑州商城汤都亳说提出之后，有人提出异议，由此引发出一场持久的争论，夏文化探索进入高潮。
1983年9月邹衡在日本京都“第31届北非亚洲人文社会科学会议”上宣读“汤都郑亳说”论文
① 参考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三章和第四章,海南出版社,2007。
① 《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4)。
① 参考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四章,海南出版社,2007。
① 参考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