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整个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此时的邹衡面对来自各方的攻击，却变得平静了。他没有激动地挽袖为自己而战，因为他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文章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湖南人特有的拗使他坚信，自己通过若干年仔细研究的观点，相比他人来说，要更正确些。
但是他也明白，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前，很难在这个领域让人完全信服你。况且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也是邹衡希望看到的。大家越是为不同的观点而争吵，就越可能进行更大范围的考古活动，从而让夏商周考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正如他对自己心爱的学生说的那样：人家反对我，根本无所谓。本来学术界就是自由的，我之所以坚持，与北大“民主、自由、科学”的风气有很大关系。我并不是要和他们吵架，我这个问题至少争论了二十年，或者要三十年，甚至更长，结论早晚要趋向于更接近真理。学术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争论，直到一种观点压倒其他的观点，大家的观点趋于一致了，也许就是真理了。
1979年以后，他没有再执迷于两个学术观点的争斗。过了知天命之年的邹衡突然意识到，相比自己有限的人生，神奇的地下世界还有许多没有被打开。他明白，自己不可能挖掘每一个古迹，但他想挖更多的古迹。
“我热爱考古学，执著于考古学，迷恋于考古学，要献身的也是考古学，甚至不可须臾离开考古学。可以说，考古学就是我的人生观。”这是邹衡在一支烟后，对学生道出的感叹。真的，他自从进入北大考古系之后，就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考古。他是以献给大地最诚挚的心作为祭品，以换得大地洞开它的宝库，让他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更多珍贵的东西，看到比较完整的夏商周历史。
1979年，他选择带领学生来到山西——他要找传说中的晋侯遗址。
在来之前，他在古籍中对晋国首都所在地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根据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晋国首都在山西太原，现在，太原还有晋祠。明朝末年的学者顾炎武则认为不在太原，而在山西南部，与太原相隔八百多里。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认同这个观点。
邹衡首先到了顾炎武所说的地方，经过对当地农民的了解，这里似乎并没有出现过碎陶、碎瓦之类的东西，农民造新房子，挖地窖也没有过破旧器物出土。再根据当地的地形和县志记载，邹衡确定，顾炎武所说之地，确实没有什么遗址。
但邹衡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就像当年坚持找燕国遗址一样，现在他也坚持要找到晋国遗址。
据《史记·晋侯世家》等文献记载，晋国的来历相当有趣。
有一次周武王姬发和他的王后邑姜女士(就是那位喜欢钓鱼却总是钓不到，最后却钓到周文王的姜子牙的女儿)，履行夫妻间繁育后代的使命。结果姬发就做梦了，反正这些王做的梦中，天帝是常常来临的。这次天帝居然在他们夫妻交欢之时，很煞风景地跑进来说话。姬发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将来把唐国封给他。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蕃育自己的子孙。不久，邑姜果然怀有身孕，当胎儿出生后，手上竟有一个虞字，故起名为虞。因为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个儿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称为叔虞。
武王姬发虽然得到了成汤的天下，建立了西周王朝，但不久就死了。他死后，成王继位。有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戏耍玩闹，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与叔虞说：“我把这个封给你哦，一片叶子那么大哦。”(原文是“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记载历史的官员)听完这句话，立即就题发挥，请求成王选择好日子，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然地说：“我和弟弟开开玩笑罢了，真是的，咱们儿童的游戏，关你什么事?”(原文是“吾与之戏耳”)可在史佚眼里，天子没有成人和孩子之分。他反驳说：“当天子的，不能胡说八道，讲出来了，历史要记载，要传之后世，要落到实处。”(原文是“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成王没了办法，谁叫自己是天子呢，只能舍了每天的玩伴，就封叔虞于唐。因唐国在河、汾之东，方圆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就是这次儿童游戏式的册封，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的600年伟业。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这一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
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曾几度迁都，关于搬迁的次数和诸都的地址，自汉以来，异说颇多，人们很难确切得知。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谜团才逐渐得以解开。
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邹衡、俞伟超，赴山东临淄调查齐国最早的都城，无功而返。对于那次基本没有结果的调查，邹衡心里是很不自在的。他坚信，作为西周东周时期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晋国的都城一定存在。但它究竟在哪里呢?
邹衡几十年耿耿于怀。1979年的秋天，邹衡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的学生第二次赴晋南调查，重点是临汾地区。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邹衡将目标重点放在翼城和曲沃两县。1979—1994年，邹衡一直在那里挖掘，其中，1990年的春节邹衡干脆就是在那里过的。直到1992年，在对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的一些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时，挖出了大量的晋文物，证明那里就是晋国首都。
1979年秋，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来到山西，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带队的是国内考古界大名鼎鼎的邹衡教授，考古队在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两县境内普遍做了调查，最后选定了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重点复查和再试掘工作。通过这次复查，基本摸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在绵延11平方公里的山野之间，考古工作者划出了自新旧石器时代直至战国秦汉时代的巨大遗址区，这为以后的大规模发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两千多年的风起云涌，三晋之地的繁华早就这被湮没于尘土之中，不但昔日的景象早已被矮旧房舍和站在田间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替代，就连史册中的记载也是模糊不清的，以至于人们根本就失去了追寻晋代文化的兴趣。
所以，当邹衡带领学生进入到这里时，意外地发现正因为历史记载极少，而地层变迁比较大，所以天马-曲村遗址才能幸免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盗掘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全国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处。
1980年，几十个考古人员进入曲村，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多少陌生人来的村庄被震动了。村民们扎堆来看这些装束跟他们不一样的考古人员，看他们的工具，看他们在田野上低着头，像搜寻钻石一样，把他们看起来根本无用的碎片小心翼翼地捡起来……
邹衡向来平易近人，他的随和质朴不仅让跟着他的考古队员很喜欢，连村民们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些外来的国家工作人员。初到小村，大家没有携带更多的居住设备，除了考古用的器具，其他的生活用品少之又少。至于邹衡，除了必不可少的田野考古包和烟之外，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带。这小村又没有什么旅店，所以邹衡和考古队员们，就住到了村民的家里，跟村民同吃同住。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在茶余饭后方便跟村民交流，了解他们这些年在田间劳动或者造房筑墓时，都挖到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具体地点又在何处。
村民天一亮就下地劳动，而考古队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着他们跟自己一样辛苦，一样在田间地头劳作，村民们觉得这群从北京来的人跟自己其实是一样的，陌生感渐渐消失了，他们开始喜欢起这些考古队员来。
当时，曲村附近的墓葬无法计数，很多村民在房屋奠基时经常挖出墓葬，考古队没有驻村时，村民挖出来个青铜器，不知是什么，有的人就用铁器刮了铜锈拉到废品收购站卖了，后来考古队来了，谁家要是盖房挖出个东西，大人就招呼小孩子：去，给考古队送去……
刚开始的时候，考古队都是借住在老乡家中，后来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扩大，人手多了，吃饭睡觉都是问题，再后来，挖掘出来的文物多了，邹衡教授和考古队就开始寻思，能不能在村里找块地方，长期驻扎下来。就这样，1984年，考古队在曲村买下了当时的饲养处，旧房改造，再建新房，在曲村最脏最乱的地方，建立了工作站。
曲村文物工作站在曲村镇的郊区，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院落式建筑。终于不必零散住老乡家了，终于可以大家一起兴奋探讨一天考古后的所得了，邹衡含笑看着青年学生们的喜悦欢呼，看着他心爱的弟子徐天进、陈旭、刘绪脸上的自信，看着已经独当一面的李伯谦渐渐显露的大家风范，看着他们在新建的雪白的墙壁上，留下“曲村之恋”、“走向田野”和那激励每一位考古同学的《同学赋》。这瞬间，他想起了二里岗，想起了王湾，是啊，他也曾经这样年轻过，当年他第一次踩上二里岗的土地时，也是如此激情洋溢，但转眼前，他却老了。过去，有整整十年多的时间，在蹉跎岁月中度过，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浪费了，要争分夺秒啊。
考古工作非常之辛苦，据邹衡的学生们回忆，当时条件非常之差，即使到80年代中后期，仍然艰苦之极：
在曲村整理和编写报告的那些年，曲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晚上12点以前经常停电，因为这是农村用电的高峰期。为了抢时间，先生吃过晚饭不久便睡觉，电灯一亮就起床工作，经常一直工作到天明。
整理开始不久，先生干脆搬到库房居住，前后在库房住了大约有两年之久。文物库房本不是居住之所，加之又是未做防热处理的顶层，冬天生炉子还勉强可以御寒。山西的火炉大，夏天热起来可就难熬了。当时整理没有专门的经费，主要靠先生申请到的教育部的一点课题费。我同先生商量可否买个电扇，那时在当地买一个落地扇需一百多元钱，相当于讲师一个月的工资，属贵重物品，先生觉得太贵了，没同意买。
80年代末的山西，粗粮多细粮少，大米还比较紧缺，好大米更难买到。先生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每次离京到曲村时，先生都要自己背些大米。至于洗澡，根本谈不上，烧点水在屋里擦擦而已。①
但是考古工作的田野挖掘工作旷日持久，极端枯燥。每当发现一处墓葬，距离地面20—50厘米，土质松软，土色灰褐，明显是现代的农耕土;挖50—80厘米，这个文化层泥土里包含有黑、白色釉磁片，考古队判断，这应该为元明或者以后的文化层;再往下挖，到100—140厘米，又发现了包含五铢钱、汉砖、瓦等物的汉代文化层;而在汉代文化层下面，则发现秦汉时代的壕沟和道路，沟和路均打破了西周墓葬和战国祭祀坑，再往下，祭祀坑又打破了西周墓葬。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队从一丝一毫的向下挖掘中渐渐梳理出头绪：这是一处从西周早期被开辟为墓地，经历春秋、战国、两汉、金、元、明、清诸朝代，一直被用作埋葬场地使用的遗址。
但是，令考古队沮丧的是：偌大面积的遗址，如此密集的埋葬，在周边区域竟然没有发现夯土，没有夯土就无法直接证明城址就在此地，无法证明桐叶封弟的唐地就是此地，那么这世代聚居之地，究竟是谁的故乡?
一天，在挖掘后，虽然身体疲惫，但精神却极度兴奋的邹衡，默默走进库房。他再一次仔细地摸着罐、盆、鬲等炊具和酒器，就像摸自己最心爱的孩子一样，希望从手感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在库房中，还放着从地下零星挖出的骨头，有古人的，也有牲畜的。这些已经石化的骨头，在夜晚的灯光下闪着奇怪的色彩。邹衡默默地站在它们面前：“你们能告诉我古代的城市和晋侯墓地，究竟在哪里吗? 我们花费了整整六年多的时间进行挖掘，结果仅仅只是在证明西周时的地方诸侯国百姓的生活么? 我要的，不只是这些啊!”
1986年10月邹衡(中)带领日本留学生参观曲村西周遗址发掘
邹衡在发掘工作开始后不久就曾提出，天马-曲村遗址应是晋国的始封地“唐”，也就是晋国早期国都“故绛”之所在。在考古发掘中也找到了晋国始封地的线索，但却始终不见晋侯的墓葬。考古人员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曲村的每一个地方了。可没有王侯墓地，怎么能够证明此地是晋都呢?
学生们爱惜老师的身体，总是拿现有的考古成就安慰他。
“老师，我们挖掘的东西够多了，就这六年多，挖到了四百来座古墓了，青铜礼器都是百来件，更别提其他器物了。”
“是啊，老师，你看，有铭文的就有十件呢，这说明，咱们起码还是能够根据这些铭文来推断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
“老师，您别太急了。您看这些铭文，您不是看了以后，就确定这里肯定是晋国遗址吗? 没关系，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找到的。”
邹衡微微一笑，是的，有铭文者数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铜盉，上有“晋中违父作旅盉，其万年永宝”的字样。由此，邹衡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确凿无疑是晋国遗址。同时，他结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围乍新邑旅彝”的铜觯铭文和遗址附近尧都村残存的“尧裔子口口”等清代碑文等遗物遗迹推断：天马一曲村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但是，能够代表文明最高成就的城市究竟在哪里呢?不应当没有发现啊，自己对这一带，已经有了反复的考证。难道自己的推测是错误的，城市不在这里? 那些晋侯的最后归属地也不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在这里挖到许多古墓，看到从西周到汉代的墓坑外，就一无所获了?
1979—1989年，考古队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揭露面积16506平方米，其中，居住址3712平方米、墓地12794平方米。发现各时期房子6座、灰坑263个、陶窑9座、灰沟16条、墓葬832座、祭祀坑58个、车马坑14座。
但这也只是这片遗址群的冰山一角。据地面勘察和钻探调查资料推测，现已经发掘的墓地面积大概只相当于整个墓地的1/35，而该墓地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总数可能超过20000座。
而对于天马-曲村，第一阶段的大规模挖掘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找到城市的痕迹，也没有能找到历代晋侯的墓地，证明此处是晋代的大城市，而且挖掘的面积也只有1/35，还有许多古代遗址埋在地下。但是出于保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考虑，邹衡此时并没有把证明自己观点的愿望放在前面，他选择了理性的保护。在没有更好的处理出土文物和挖掘遗址的方法前，先保护好已发掘的器物和墓地，这是对文物、对历史的爱护。
这一次勘察收获颇丰，对于西周文明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此处古墓众多，而且几乎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所以此次考古所挖掘的陶器和青铜器第一次建立了西周时期晋文化的陶器编年。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总面积几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的一半，相当于西安沣西、沣东两遗址的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已发现的最大的西周遗址。就考古学文化分期而言，邹衡等考古人员将天马-曲村遗址分为五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第二阶段龙山文化早期，第三阶段二里头文化晚期，第四阶段西周早期至东汉晚期，第五阶段金、元、明时期。
所以，邹衡给第一次勘察下了个定义：“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论其规模之大，埋藏之丰富，气势之雄伟，只有侯马晋国遗址可与之相比，而是苇沟-北寿城遗址所不及的。侯马为晋都，此处似亦非一般晋邑。”在通过对两遗址各自繁荣期的时代排比之后，邹衡先生认为侯马晋国遗址“就是直接继承天马-曲村遗址而来的。侯马既是新绛，则天马-曲村遗址自然有可能就是故绛了”。
①遗憾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邹衡——找到的和发掘出土的，无疑正是古代晋国的珍贵史料，但古晋国都城究竟藏身何处呢?
就在天马-曲村遗址的研究整理阶段中，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让邹衡那坚忍的性格再一次得到了体现。
一直以来，这里的百姓都很纯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所以在考古队来之初，他们可以争先恐后地把捡到的文物送到考古队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人们就变了。
曲村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它所在的侯马地区更是南北方的交通枢纽。邹衡主编的《天马-曲村(1980—1989)》上称：这里是山西南部的交通中心，境内的南蒲铁路北达太原、大同，往南与陇海铁路相连，侯西铁路往西经韩城达西安，侯月铁路往东经晋城可达河南月山，公路更是四通八达。而曲村所在地距离侯马、曲沃、翼城三城皆在30公里范围之内。
上世纪80年代末，侯马凭借先天优越的交通和区位因素，成为山西乃至中国的物流中心，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浙江义乌，在当时不过与侯马齐名而已。物流业的发展使来侯马发展经营的南方客商越来越多。这些南方来的客人是有目的而来，他们来侯马就是为了“淘宝”。
刚开始时，南方人问当地人本地有没有古物，当地人还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南方人就说，你去找吧，找到了一件给你一千元，一千元在当时的侯马不啻是一笔“巨款”，很多人兴致勃勃地到四周寻宝，有的人就带回来青铜器。那时村里人挖地基挖出来随手就扔在院子里，套上两句话就能拿出来，几毛钱都用不着。南方客商一看眼睛就直了：天哪，还真有宝贝!
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一件文物能值这么多钱，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能赚几个钱?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巨大的利益刺激使得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古墓富集的晋南侯马一时间夜夜炸墓巨响不断……从1989年开始，当地的农民开始大规模盗墓。他们原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遗址、古墓，是考古人员让他们“如梦初醒”的。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晚上盗，后来就是白天盗，男女老少几千人在那里挖掘。香港的文物贩子驻扎在那里高价收文物，这些被盗出来的文物大部分被走私到香港，使香港的文物价格大幅跳水。很多农民没过多久就盖起了新瓦房甚至是楼房，比考古队的工作站还漂亮。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简直是“扶贫”去了。
1992年，侯马地区风行的盗墓活动似乎要将晋国都城纷纭之争的这一页最终合上，这给十余年来栉风沐雨挖掘的考古工作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1993年邹衡察看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发掘情况
1992年初春，寒假刚刚结束，邹衡带着徐天进到曲村去整理往年的发掘材料，开始编写发掘报告。在途经太原时，他们听说1991年腊月间，在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曾有大规模的盗掘事件发生。据传，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挖出了许多“宝物”，到曲村后不久又不断听到类似的消息，这引起了邹衡的警觉。
邹衡自从50年代主持挖掘洛阳的古墓后，就跟盗墓者成了敌人，他深知这些盗墓匪徒的贪婪、无知和残忍。他们常常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毁坏整个古墓、整个遗址。甚至不惜采用炸药、巨型挖掘机械等野蛮手段，将整个地下世界破坏掉。他们得到的利益，跟考古界失去的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4月3日，一到曲村，邹衡就让考古队派人赶到北赵村南约300米处的盗掘现场，这个区域正好在当年发掘的11平方公里天马-曲村遗址群的中心位置。虽然盗坑已经回填，但遍地的墓内积炭暴露了一切，其间夹杂大量的绿色铜锈和铜器的小碎片。凡具一般考古经验的人都不难判断，被盗之墓当是大型的积炭墓葬。
考古人员即刻回到工作站向邹衡详细报告了情况。次日上午，邹衡亲自到现场，又发现了一个新炸的盗洞，据现场近旁的窑工说，盗洞是4月2日晚上炸的，4月3日晚还曾发生过枪战。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邹衡一行当日下午即赶往曲沃县城，找到县政府通报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及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但报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当时的曲沃县政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墓地遗址将会给曲沃带来怎样的意义。在曲沃县政府看来，农民们拿地上地下的东西换点钱，发家致富，也没有什么不对。
邹衡愤怒之极! 他知道墓地仍面临着被继续盗掘的危险，所以立即不顾危险返回北赵村，同时让学生徐天进于5日下午乘火车由侯马赶回北京。翌日上午，徐天进抵京后赶往国家文物局详细地汇报了北赵墓地被盗掘的情况，并提出申请，希望立即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2年4月4日，这一天是邹衡人生中又一个值得大家极度尊敬的时刻。多年前他以无比的勇气救下了琉璃河，而今天他又带着学生们挡在了北赵村的古墓前。他知道，这些已经见钱眼红的匪徒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但他还是站了出来。他不能眼看着古墓在他面前被毁，这就像是挖他的心啊。
那一天，他救得了东头，却救不了西头。发了疯的盗墓匪徒似乎也意识到，这个老头来了，他们挖东西致富的愿望就要被毁掉了。所以，他们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盗挖着古墓。
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团伙，一个首领外号“侯百万”，另一个外号“郭千万”。他们盗墓发财后，通过献爱心、办企业等手段做掩护，成为当地体面的人物，暗地却形成了两个专业化、智能化和武装化的盗墓团伙，这个团伙拥有各类枪械17支，有电台，再加上在当地拥有强大保护伞，可以说是横行无忌。
眼看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卖，流失国外，邹衡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告，还直接跟盗墓团伙发生了冲突。60多岁的邹衡几次被人威胁，却投诉无门。盗墓集团还扬言，说邹衡老头告他们的状，要除掉他。
1991年夏季的一天，邹衡给爱徒王迅写信：“盗墓贼的地道战已经打到我们工作站的下边了。王迅呀，我只好有一天以身殉考古事业了。”
很多年以后，邹衡对这些哄抢古墓的事件仍然是非常痛心的。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访谈讲到这一段内容时，终于收起了笑容。
邹衡说：“那件事发生以后，有很多朋友和同行说，‘你这么多年都白干啦!’当时，就怕他们进来打我，或者杀了我也有可能。”话语中透着遗憾。
邹衡还说他从事了十多年的晋南曲村一天马遗址挖掘过程中，也伴随了近十年的盗墓和文物哄抢。当主持人问，还能不能知道被盗墓里有什么?邹老说，“不能了，那肯定不能了。”之后，邹老一反他在整个节目里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沉默了。
对于一个一生都献给考古事业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痴迷于古代文物的赤子来说，还有什么比在他眼前毁掉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更痛心的呢?邹衡可以笑对所有的打击，可以笑对“文革”，笑对各种观点的撞击，但不能笑对这给晋地带来巨大损失的文物盗卖。
而在调查过程中，邹衡和有关考古专家对被盗墓地现场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却令邹衡教授痛心疾首且惊喜难言。通过现场勘查和询问知情者，得知被盗墓地挖掘出大量大型青铜器，令人痛恨的是盗墓分子行径之恶劣和文物流失的数量之多，而惊叹难言的是，被盗挖的大片墓地，难道竟然是自己苦苦追寻十几年的晋侯墓地?
因为要完成天马-曲村的挖掘报告，邹衡把继续挖掘侯马晋墓的重任交给了学生李伯谦，从那以后一直到2007年，这个地区的古墓挖掘工作就一直没有间断。
国内外很多考古专家都曾表示过这样一个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发掘和盗墓对遗迹本身，都是一种破坏。所不同的是，考古发掘的细致工作在于尽可能地将历史的原貌公之于天下，以史为鉴，可见兴替;而盗墓却是使遗迹破坏，拿走的只是文物，可由于其杀鸡取卵的行径，重要的历史信息可能永远遗失。基于以上考虑，国家对遗迹考古的政策是：重在保护，抢救性发掘。1989年之后，邹衡教授带领的联合考古队停下来系统整理发掘资料，也有为后世子孙留下点东西的想法。
1989年邹衡利用难得的闲暇时间含饴弄孙
可是盗墓者穷凶极恶的犯罪行径，还是打破了国家文物管理机关和考古专家苦心孤诣营造的局面。管理机关和考古专家合力以最快速度跑完了这次发掘启动的接力，这恐怕是考古史上行动最快的发掘了吧!1992年4月18日，墓地的首次发掘正式开始。此次发掘成立了以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领队、由北大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
考古工作者几乎是怀着激动和极大的愤怒打开这片墓葬的。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时，却发现已经有八座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1992年前后，这片墓地上方是一片砖窑，村民烧砖就地取土，表层土取完后就是深层土，而埋藏了2000多年的秘密再也无法沉默，终于重见天日。
考古队一捧一捧移走被盗墓分子挖开后又回填的土层，不久就发现了墓道。根据长期的工作经验判断，古代墓葬有着极其严格的葬制，什么身份的人符合什么葬制，这都是无法逾越的界限，发现的墓道说明墓地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位王侯。
工作者打开墓道，小心翼翼地发掘任何一铲土，在挖开的土方中，逐渐出现盗墓分子遗留的青铜器碎屑、玉器，还有打碎的陶器。一天傍晚，劳累了一天的考古队员正准备收工，但恰在此时，还在探方底部挖掘的队员发现了一件鼎!
惊天之喜! 众人打着手电，细心将鼎移出地面，因为光线太暗，无法分辨具体形态，队员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曲村驻地，借着灯光发现，鼎身上斑驳的铜锈下面，密密麻麻排布着一行行的铭文，一堆人围聚着这个这件“失而复得”的鼎，忐忑不安地等待专家的最后诊断。
几位专家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页一页翻阅史料，用手抚摸着鼎身上的铭文细心辨认，最后，在铭文中发现了一个“苏”字，这与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晋侯苏”完全吻合。考古队一阵欢呼!
在以后几天的发掘中，考古队又在同一个墓葬中发现了几件被盗墓分子遗落的编钟，通过对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的第八位晋侯——献侯“籍”，即公元前812年在位的晋侯相符合。这些足以说明，编钟主人“苏”就是第八位晋侯。
尤令大家兴奋的是，这次墓地发掘出土的编钟，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从香港抢救回来的14件编钟正好是完整的一套，按照铭文的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这套编钟到达上海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获得铭文300余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叙事。
晋侯苏钟铭文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苏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苏”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在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公元前841年)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苏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距周朝已经千年，而凭当时的条件，史家的考证能精确到这个地步，令所有现代学者叹服心折。
但编钟的“复明”也验证出古代史书的纰漏。以钟上的铭文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晋侯墓地9组墓葬的国君依时代先后排序依次为：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僖侯、晋献侯、晋穆侯、晋文侯。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所属地区这个叫作曲村的小村庄，考古队从1992年到2001年左右，先后清理出9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已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晋国，终于清晰地站立在世界面前。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是西周重要的诸侯国晋国君主及其家属的墓葬，埋葬时代几乎贯穿于整个西周时期。在这里发现了古朴凝重的青铜器、华美典雅的玉器和气势壮观的车马坑，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最为有力的科学证据，1992、199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长期连续的大规模发掘，包括晋侯墓地的发掘，可以说是邹衡先生15年心血凝成的。这次挖掘的整个经过，及其以后的成就，不但震惊了整个考古界，也进一步完善了夏商周时代的历史。
1994年，携带着无数珍贵资料回到北大的邹衡终于亲自动手写了一份构思已久的考古报告：《天马-曲村》的考古报告。
北大考古系为了表示支持，就把赛克勒博物馆208室作为专门的整理间供邹衡使用。而邹衡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在208室里支了一张床，在这住了下来，吃饭就在学校食堂解决。由于此前十几年邹先生基本上是住在曲村，系里很少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新入学的同学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而那两年，很多学生就会时常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的过道上看到他，或在校园里看到他提着饭盆去打饭。邹衡在博物馆安营扎寨，他不爱串门，大抵上只是呆在208室，以抽烟为伴，以无数资料为友，以《天马-曲村》的考古报告为工作动力。一直到报告交稿后他才搬回家住。
1996年7月邹衡在赛克勒博物馆208室内审阅《天马-曲村》稿本
这次由邹衡主持的晋国遗址的挖掘在考古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是获取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居址方面有城址、大型建筑、铸铜作坊、制圭作坊、盟誓遗址等。其中侯马铸铜作坊是现知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制圭作坊和出盟书的盟誓遗址仅见于晋国，他国尚未发现。墓葬包括各种等级，从晋侯到平民乃至身份更低的人。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墓葬有相当数量保存完好，历史上未遭盗扰，为全面、系统研究周代葬制及其他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这是周代他国考古发现难以相比的。
其次，是建立了完整的晋文化考古学编年，上起西周之初，下迄战国之末。特别是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太原赵卿墓的发现，不仅为编年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已知点，而且使编年的材料扩大到诸多方面，为今后研究其他地区周代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确立了标尺。迄今为止，周代他国(周王室除外)在这方面无一能与之相匹，如楚与秦，考古成果都很大，但缺少西周时期遗存;燕国收获也不小，但东周时期编年不全。其他各国亦大体如此。
再次，是发表了大量完整的考古资料，其中以《天马-曲村(1980—1989)》发掘报告最为典型。该报告既发表了两周时期居址各单位的各类典型器物，又对近600座有随葬品的两周晋文化墓葬逐一全面进行介绍，在周代考古发掘报告中，其资料发表之全绝无仅有。加上晋侯墓地、侯马上马墓地、盟誓遗址、铸铜作坊以及其他遗址发表的资料，使晋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为今后全面、系统地研究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天马-曲村》的考古报告也成为田野考古报告的模本，这本邹衡先生心血凝成的报告，很好地体现了先生为人治学谨慎、认真、质朴的风格。
①① 刘绪:《一段不可忘怀的记忆——邹衡先生对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学术活动》,载《中原文物》2006(02)。
① 参见邹衡《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
① 参考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八章,海南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