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0日 阅读：184 评论：0

2005年12月27日21：00，邹衡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8岁。
邹衡先生走了，没有任何遗言，没有任何感慨，就在静悄悄的晚上，在家人的陪伴下，静悄悄地离去。他累了，50多年奔走田野，50多年心血沉浸于夏商周考古上，这一次，他平静地睡去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会去探寻夏商周的秘密吧。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张忠培先生放声痛哭。出了监护室，他对邹夫人边哭边讲：“你是好人!你对得起邹衡! 邹衡对得起人民! 考古界，他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了!”言毕又哭。
在邹衡先生的追思会上，后人对他的贡献概括如下：
其一，一系列首创性研究为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确立了基本可靠的编年体系，为此后的夏商周文化研究建立了平台。他最早对殷墟文化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分期研究，建立了商文化的分期断代标尺;首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对夏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最早提出并论证了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并阐明了寻找先周文化的途径;最早提出了郑州商城是汤都亳说;最早发现和论证了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始封地、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始封地。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历经二十余年论战之后，不断得到新材料的补充和验证，几为学术界所共认，其成就之大“恐此后二十年间无出其右者”。
其二，邹先生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将文献(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融会贯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成为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界学术研究思想的典范，影响深远。邹先生研究三代考古，从大范围内对华夏文化的全盘考虑，到二里头、郑州、安阳和先周等问题的各个突破，是将三代考古系统化研究的第一人，“考虑问题的思想境界无人能及”。
其三，回顾北京大学考古系田野考古历程，邹衡先生具有开创之功。1957年，考古系第一次独立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邹先生是主要指导教师之一，具体负责田野发掘。他设计了一整套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的程序与要求，被考古系长期使用。奠定了北京大学田野实习教学和考古研究资料建设的基础，“造就了北大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邹先生向来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多次参加和主持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在田野教学中，他身体力行，对学生严格要求、具体指导、仔细讲解，造就了很多田野技术过硬的优秀学者。他较早地出版了《商周考古》教材，因其编写质量之高，成为此后全国各大学考古专业的必读书目。他严格治学的态度，重视基础工作、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学风，又通过言传身教，传授给中外学生，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几代优秀学者。^①
当然，人们还在网络上对邹衡先生进行追思怀念。在“博雅论坛”中的“回忆与思考”专栏，从他的嫡传大弟子刘绪，到仍在周公庙和晋侯墓地的孙辈，甚至曾孙辈考古人员，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大家点点滴滴的汇集回忆，从小小的细节处表达对邹先生的怀念——一个老师能得到学生这样的怀念，是多么的不容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啊。
也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再说说邹衡先生：邹衡和老师，邹衡和朋友，邹衡和学生。
邹衡的老师都是考古大家，这里介绍两位老师跟他的故事，一位是向达先生，另一位是夏鼐先生。
向达先生在“文革”初年早逝，实在是邹衡心中永远的痛。当时他见老师奄奄待毙而无能为力，也让邹衡自责甚深。向达先生可以说是邹衡进入北大后第一个大力提携他的人。他们是同乡，当邹衡还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时就以小老乡的身份多次拜访过向达先生。向达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家，而且此人根本与历史系无关的因素，将之拒之门外，而是热情接待，待若子侄。邹衡后来选择了历史系，也是跟向达请教后，才做出的决定。而且，向达先生向当时的系主任郑天挺先生推荐了邹衡。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向达先生有两件事，影响了邹衡的一生。
其一，因为邹衡从法律系转过来，所以参加的社会活动较多。当他从江西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回来后，向达先生专门将这小弟子叫到家中，劝导他学习考古，同时指导邹衡多读书，多读古籍，多读今人的研究资料，多了解考古当地的历史状况和文化古迹，以及风土人情等。他指导邹衡对待考古学的态度，令邹衡终身受用，而且邹衡也将这种态度传给了他的学生。
其二，邹衡毕业后因为知道自己已经留校读研，因此跑到青岛看望父亲和大哥，并且避暑。恰在此时，在北大开办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暑期就开始上课。向先生是代表北大的副班主任，他认为邹衡应该入训练班补课。可当邹衡结束优哉游哉的假期生活回校时，训练班的课堂讲授已近尾声。向达非常生气，就如自己的孩子犯了大错一般，毫不留情，当面训斥了邹衡一顿。当时邹衡如醍醐灌顶，从此痛下决心，不再浪费时间，直到去世。
向达先生这种对待学生如己子，爱护中不失严厉，期望中不失约束，帮助中不失培养的精神，令邹衡深深感动。当他有机会带学生，有机会教导他们的时候，想必是记得向达先生这种薪火传承的治学精神和对学生的大爱。
夏鼐先生见证了邹衡考古的重大成就。夏鼐先生跟邹衡研究的方向是相同的，而且夏鼐几乎是邹衡考古挖掘时大部分时间的领导。邹衡是非常感激他的，邹衡先生一辈子感念夏先生，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夏鼐先生一直给他以支持和动力。即使在夏鼐先生身为所长的考古所中，多数学者和邹衡在夏商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时，夏鼐也总是热情地鼓励邹衡。
夏鼐先生有两件事情是深深打动邹衡的。
其一，在邹衡带领学生到王湾考古取得了重大发现，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作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分界。作为夏商周的考古大家，夏鼐没有同行相忌，他深深为学生的成就而骄傲，并立即推荐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吉列谢夫到王湾参观，既是对中国先商文化的宣扬，更极大地拓展了邹衡在考古界的影响力。老师不遗余力帮助学生的博大胸怀，令邹衡感激莫名。
其二，邹衡率领学生历经15年的辛苦，终于在天马-曲村考古工作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考古成就，当时国内外一片赞扬之声，而邹衡和自己的队员们编成《天马-曲村》报告。这本后来被称为考古发掘报告的经典之作，夏鼐先生在阅读时却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夏鼐先生曾就其将西北岗大墓与文献记载商王对号入座提出质疑，先生认为，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不能这样对号入座。西北岗大墓虽然能够证明晋侯家庭的历史，但是跟商王相对照，仅仅只是《尚书》和《史记》的记载，并没有实物证据。此时邹衡几乎是跟夏鼐先生并肩的考古大家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小伙子了。但是夏鼐先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随波逐流，敢于逆流而上，批人所捧，这使邹衡在感叹之余更加感激。邹衡在思虑再三后，采纳了老师的意见，将这节内容删去了。
在学生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给他搭一架梯子;在学生遇到挫折的时候，扶他站稳了;在学生取得成就甚至如日中天时，不妨浇一桶加冰的冷水。夏鼐先生的为师之道，治学之道，也令邹衡受益匪浅。

1980年12月邹衡(右)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合影

人说有其师必有其徒，有这样高山仰止的老师，曾经得到他们这般的教导赏识，相信邹衡不仅仅只是感激而已，同样他也会将这为师之道身体力行，传之后世。
良师是成名的奠基石，而诤友，则是人生最好的阶梯。邹衡很幸运，他有一群诤友：张光直、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赵芝荃、安金槐、刘士羲、许顺湛……
1952年第一期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被戏称为考古界的黄埔一期。这一期的学生撑起了建国后考古事业的大梁。尤其是“文革”后，他们更成了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不但忍受着种种委屈，为了祖国的考古事业再度挑起重担，而且还为下面几代考古人员的成长耗尽了心血。邹衡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桃李遍考古界。他们之间，有过共吸烟共喝酒的痛快，有过共在野外熬守日夜的艰苦，有过考而不得遍寻无踪的痛苦，有过为观点的不同而争辩寸土不让的固执，有过希望打败对手，在考古界留下自己观点的天真和质朴。邹衡和安金槐、赵芝荃，他们之间有过太多的争论，甚至因为争论而常常耿耿于怀，为了能够击败对手，他们回到自己的考古工作室，一定是潜心苦研，兀兀穷年，不为享受春光明媚，不为欣赏夏荷清新，不为赞美秋水氛氤，不为感慨冬雪无瑕，他们的生命和精魂，都融入到了考古事业当中。他们是朋友，是真正的诤友。

1986年9月中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部分同学合影(右至左第六人为邹衡)

邹衡当然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张光直先生，他几次访美，都是张光直先生安排的，两人在夏商周考古上惺惺相惜。张光直先生去世，邹衡还写了一篇长文痛悼挚友。
邹衡和孙士义，是铁杆的交情，由同学而同事，相知相交50多年，友情之深，说是手足兄弟，也不为过了。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要去房山县周口店区参加劳动锻炼，邹衡和孙士义都是三十出头，下乡劳动，兴奋异常。邹衡和孙士义的任务是送粪。孙士义和邹衡采取考古系的劳动合作方式，共用一条扁担，抬两大筐粪土运送到地里，往返奔驰，穿梭在秋禾行距之间。因玉黍秸高叶密，颇多障碍，他们汗流浃背，倍感闷热。抬头却见两个十五六岁的乡村少女，小小扁担上却能抬三个筐，且奔驰往返，若不知疲倦之奔马，实在令邹衡和孙士义汗颜。两人对视，我等大男子，饱读诗书，还说来支援农村劳动，却连十五六之小姑娘还不如，传将出去，岂不笑话。邹衡和孙士义商量后，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此后一次也抬三大筐。每到夜晚，虽肩疼腿酸，却乐在其中。以苦为乐，安之若素，在落后之时及时反省自己，实在是未来的大家风范。

1983年邹衡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门前留影

许顺湛是邹衡在河南郑州考古时认识的朋友，后来因为观点一致而成为至交。隞都说、西亳说在学术界占绝对的优势，郑亳说和二里头夏都说当时属于少数派，两个学派争论相当激烈。1986年初，许顺湛参加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住在郑州市黄河饭店，邹衡托人捎口信，希望许顺湛也能参加论战。许顺湛感到有困难，因为他对夏商这一段的考古材料不很熟悉，所以只答应试试看。在开会期间利用晚上的空隙，他写成了《偃师西亳说的困境》，客观摆事实讲道理，认为偃师西亳说确实处于困境，但是郑亳说也没有充足的依据。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提出了对双方的质疑，属于不帮任何一派，只是请双方各自处理观点的不足之处而已。许顺湛觉得自己这篇文章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是属于两边都得罪型的。结果文章发表后却接到邹衡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文章原则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当时，邹衡先生已经60岁了，却如孩子一般，论战还要拉上朋友助阵，结果人家没帮上自己的大忙，但他仍然高兴异常，还发信感谢，实在是真挚纯朴得可爱、可敬。
邹衡先生的著名弟子有刘绪、李伯谦、董琦、李维明、陈旭、徐天进、宋豫秦、王迅灯，他们一直深受老师的爱护，在老师离世后都有纪念文章发表。不过，无名小辈也常常发表对邹衡先生的怀念文章，也许，这样的文章更值得珍视，比如，发表于北京大学新闻网上的《奔走在田野中的男孩儿女孩儿——记北大周公庙考古队》一文中，有几个很年轻的考古队员如是说：

2001年邹衡与学生合影

在这次考察期间，我国著名商周考古学家邹衡去世了，这对考古队员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当时脑子里真的‘哗’的一声。那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对我们都很好，学术上也很‘固执’。有一次在现场他甚至挡在推土机前面，说‘你们要推这些文物就先把我推了吧。’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学者，我们国家的许多文物才得以保护下来。”罗汝鹏动情地说。当晚，队员们放下手上的工作，自发地坐在一起悼念邹衡先生。“我当时就想到四个字‘薪尽火传’，他人虽然不在了，但是他挖出的文物还在那里，陶片上他写的字还在那里，我们要每天看每天摸每天拼，于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感觉突然而至。”汤超慢慢地回忆着。
他们是徐天进的弟子，是邹先生的再传弟子，他们对邹衡先生的回忆，是最直观最质朴的。短短几日，老人的纯朴、执著、宽容和爱护，深深留在了他们的心中。
张天恩走上考古道路的经历也很令人动容。
1985年，张天恩在凤翔考古现场意外见到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他清楚地看到邹先生对出土陶片进行着细心的观察，并在上面认真地记录着。邹衡谨慎的治学态度在一刹那间深深影响了张天恩。一个攀登学术更高峰的计划在他心中暗暗心中形成。1990年，在山西曲沃，张天恩再一次见到了邹衡。这次，他郑重提出希望考取邹衡的研究生以便在考古学领域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但遗憾的是，邹衡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指导硕士研究生，但博士研究生还是可以收的。此时，摆在张天恩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那就是要跨越硕士直接考取博士研究生。这虽然不失是一种方法但其艰难性可想而知。而且，邹衡所在的北京大学是享誉中外的名校，对博士生的外语要求非常高，张天恩要成功，很难。

邹衡(前排左四)75岁大寿与学生合影

但是，邹衡没有就此放弃这个只有两面之缘的普通年轻人。张天恩那求学的眼睛，那执著的态度，让邹衡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鼓励张天恩不要放弃。他举自己当年求学的例子，表明他对张天恩的真诚支持。张天恩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考试失利了。他看到许多有优厚英文底子的考生都没有通过考试，他感到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他给邹衡写了信，说明了自己的困境。邹衡深知遭受失败者的痛苦，及时回信，明确提出给张天恩三年时间来学习英语。当时，邹衡已经是考古界的泰斗式人物了，竟然能等一个年轻人三年，这对张天恩来说，师门恩重，莫过于此。张天恩在老师的帮助下坚定了信心，克服重重困难决定重考。经过三年时间的苦读，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张天恩通过北大博士生入学英语考试，进入自己梦想的殿堂，从此，中国的考古学界又多了一个愿意为考古事业竭尽心力的志士。1997年张天恩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博士生学业，他拒绝了多家在京院校和工作单位的邀请，回到陕西，为故乡的考古事业默默奋斗着。

1997年与学生张天恩在西安鉴别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美国考古学者罗泰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乐悬》里这样评论邹衡先生：
先生对学生之问如撞钟，扣之力巨，则鸣巨;扣之力微，则鸣微。先生学问之深，可知之已。
中国社科院的王宇信先生是如此总结邹衡先生的一生的：

殷墟凿分期，郑州定亳城。
京华保燕都，曲村觅晋踪。
道业泽三千，知见焕文明。
鼎成随西鹤，立雪泪邹公。

而邹衡先生自己的一段话，足以让我们沉吟再三：
世界经济和技术正面临着一个连续的时代。换言之，在技术和经济政策上，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理论上，都将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问：“明天将会成为什么样?”而应考虑“今天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们所憧憬的明天”。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能拯救自己，始终陷入一种痛苦的挣扎中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却无健康的大脑，完全不能根据自身条件和时机寻找一条有创意的道路。创意是你在百般无奈时、沉思默想时意外的发现，是一种精细的观察，是一种才智的爆发!
我终身未做官，也没有能力去做官，对做官也毫无任何兴趣。我一辈子没有钱，也不想去弄钱，更没有弄钱的本领。我只有埋头于书本，更专心致志于田野考古之中，以求得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类。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对社会稍微有点点贡献，吾愿足矣。

① 刘静:《邹衡先生追思会纪要》,载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二十九期,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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