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徵

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是他亲自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农民推翻。他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所以，他当了皇帝后，总是以这些教训来提醒自己。唐太宗经常对他的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他又说：“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水能载船，也能翻船。”他认为人君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使有才能的人为尽心尽力地辅佐自己。

唐朝立国伊始，唐太宗理政非常勤勉谨慎。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徵，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唐太宗自己清楚，他并不是全能全知的人。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曾经对大臣说：“我少年的时候就喜爱弓箭，得到几十张好弓，以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弓了，不久前，我把自己的弓拿给制弓的师傅看，他们却说这些都不是好弓。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就斜；弓虽然硬，发箭却不直。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情，我怎么都能懂呢？”

626年，唐太宗开始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

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生气了，怒气冲冲地派人叫魏徵前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十八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

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

唐太宗虽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有些不服气。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招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能算讲信用吗？”

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了？”

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说，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二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为兵，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每每强调以诚信待人，但征兵时，却无缘无故地怀疑百姓，这是讲信用吗？”

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讲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唐太宗又重新下了道诏书，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自此以后，魏徵更加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并且还担任了太子的老师。

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大臣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它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敝，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端，恐怕比隋炀帝时还严重呢。”唐太宗回答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王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商纣同样可悲。”唐太宗认为张玄素说得有道理，就接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停建。

还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来了，当地官吏于是把宫女迁到别处去，把官舍让给了李靖居住。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地说：“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了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徵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作为接待朝廷官员之处，这是合情合理的。宫人们只负责处理生活小事，从来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的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不再追究了。

唐太宗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这是为什么呢？”

房玄龄回答说：“一个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

唐太宗说：“有什么写什么，怎么会得罪君主呢？我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把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有什么不好呢？”房玄龄于是整理好唐高祖、唐太宗两部分的史料，送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到六月四日下面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部分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还说“史官写历史，应该去掉浮词，直书其事，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更加繁荣昌盛，政治也愈加清明，朝臣们都开始歌功颂德，赞扬太平盛世，只有魏徵不忘过去的艰苦，居安思危。他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折，指出他在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

唐太宗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唐太宗登基伊始，因为态度威严，大臣们都非常害怕，所以很长时间无人进谏。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地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轻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他还给予赏赐。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重，实际是滥加酷刑。”他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评论说：“赏赐得过于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唐太宗为了给群臣创造进谏的条件，创立了一种制度，即让谏官、史官在政事堂开会议论朝政。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地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史书，这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监督。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地方小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栎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作为鼓励。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用铜镜照自己，可以看见穿戴是否整齐；以历史为鉴，可以知道历代兴衰和更替的原因；用别人作自己的镜子，可以吸取经验和教训。

643年，魏徵病逝，唐太宗悲痛万分，亲自为他撰写碑文悼念。以后他时常怀念魏徵，说：“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645年，也就是魏徵去世后的第二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劳民伤财，损失惨重。回来的时候，唐太宗想起了魏徵，十分感慨地说：“假如魏徵在世，他一定不会让我有这番举动的！”

唐太宗善于纳谏，群臣们也都积极进言，所以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唐太宗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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