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战略》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是美国著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也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192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过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兰德公司等机构的顾问，并作为经济学家为美国政府工作过。其主要著作有《国民收入行为》《国防经济学》《冲突的战略》《战略与军备控制》(合著)和《军备及其影响》。
该书1963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正文为4部分、10章，书后还附有《核武器与有限战争》《博弈论对称性的放弃》《重释“不合作”游戏的解决方式》三篇文章。关于这部书的写作宗旨和中心思想，作者谢林在前言中介绍说，它是一本论述“讨价还价理论”、“冲突理论”或“冲突战略”的文集，探讨的问题属于“博弈理论”。全书的中心思想是，在冲突的战略中，有限战争的谋略同交通堵塞时驾驶车辆相似，对苏联人的威慑同对自己的孩子的威慑是同一道理，现代的恐怖均衡类似古代人质制度。
全书的第一部分“冲突理论的要素”，包括第一章“国防战略科学”，第二章“论讨价还价”，第三章“讨价还价、沟通与有限战争”。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对“冲突的战略的实质，国家间的讨价还价以及它与有限战争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分析。
“冲突的战略”的实质
谢林认为，“冲突”这一概念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各种冲突理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有些理论把冲突当作一种不合理的状态并试图寻找造成冲突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有些理论则试图研究与冲突相关的行为。在后者中还存在进一步的区分，一种主要考察冲突的参与者的各种复杂性，如“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行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冲动性的或是深思熟虑的;另一种则更多地关注那些合理的、有意识的和巧妙安排的行为。概言之，后者将冲突看作是一种竞争或竞赛，在这种竞赛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想“赢”。谢林认为，对一种有意识的、机智的、复杂的冲突行为的研究，即对一种成功的行为冲突的研究，就是要寻求一条在竞争中获胜的“正确的”规则。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被称作“冲突的战略”。在谢林看来，“战略”所关注的不应是对现实武力的有效使用，而是对潜在武力的开发;不仅是相互嫌恶的敌人，而且是相互不信任或意见不一致的伙伴;不仅是两个债权人在利润和损失之间的分割，而且是对两个债权人来说一种特定的结果对另一些特定结果的更好的或更坏的可能性。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大部分有趣的国际争端并不是“常量游戏”，而是“变量游戏”;参与者获得的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一方得到的多就冷酷地意味着另一方得到的少。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是得到一种互惠互利的结果。研究冲突的战略就是要在本质上把冲突的境遇看成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赢得最后胜利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另一方的选择或决断。当一方提出让步时，讨价还价可能是明确清楚的；当一方占有或撤出战略领地时，讨价还价的方式则可能是默示的。它也许就像通常的市场砍价活动一样，可能在一个零点上寻找一种双方都能获益的安排，也可能会造成各种损害相威胁，包括相互间的损害，就像在罢工、联合抵制、价格战或勒索行为中所造成的那样。谢林认为，把冲突的战略看成是一种讨价还价，有利于防止我们在要么是冲突、要么是共同利益之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二中选一观念。将有限战争的作战方式描绘成讨价还价是为了强调除了争论中建立在各种变量之上的利益分歧外，还存在着达成结果的强有力的共同利益，它对双方来说并不是一种强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个雇员的“成功的”罢工并不是要在金融上毁灭老板。有时，这也类似于战争的真理。“威慑”的观念已经发展了，这对美国的目的是有益的。最近，与所谓的“防护突然袭击的措施”相联系，美国开始考虑通过军备控制来增进相互威慑的可能性。谢林认为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虽然“冲突的战略”听起来像是冷酷的，但它并不是去关注暴力的有效使用或类似的事情，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有关侵略或抵抗或战争的理论，而是一种战争的威胁，或者说是任何其他事情的威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调节别人行为的理论。其次，这一理论在冲突和共同利益之间、在对潜在的敌人的适用性和对潜在的朋友的适用性之间是不可分离的，可以把它叫做不稳定的合作关系或不完全的对抗作用。这两点表明，冲突的战略的主题可以说是相互依赖的决断。
国家间的讨价还价
谢林从策略的角度对讨价还价进行了入门性的分析。他指出，讨价还价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楚明确的讨价还价;二是对手之间相互观察和猜测对方的行为，每一方都认识到他自己的行为被解释和预期，每一方都按照他所提出的预期来行动。在经济学中，讨价还价的主要问题涉及工资谈判、关税谈判、竞争者很少的地区的竞争、法庭外的处置、不动财产的代理人及其顾主。在经济学之外，讨价还价的范围涉及从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直到从税收中获得利益。谢林说他写这一章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对一种重要策略的重视，这种策略的实质是某种自愿的但是又是不可改变的自由选择权的牺牲。在这一章，他讲了以下问题：1.讨价还价的能力：一种约束自己的能力。一个人要想使另一个人相信某些事情，重要的是证明这些事是“真”的。谢林举出了一些商业行为中的讨价还价的事例对比进行了说明，并认为这些讨价还价的方式和过程类似于美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谈判。他所举的例子有一些共同特征：(1)它们不仅依赖于承担一种义务，而且依赖于有说服力地向其他当事人表明自己的观点;(2)决不能建立一种承诺，也不能向相关的任何一方完全清楚地表明承诺是多么强有力;(3)相似的行为对当事双方都可能有效，(4)承担义务的可能性尽管对当事双方都可能有效;但有效性不能是相等的，一个民主政府通过公众的意见来限制自身的能力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承受这种义务的能力是不同的;(5)它们都冒险去建立一种固定不变的地位，以致超出了对方可退让的能力，这样就激起了僵持和崩溃的可能性。2.谈判的组织结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问题：利用谈判代理人、以秘密对公开、交叉谈判、连续不断地谈判、限制性的议程、补偿的可能性、谈判的结构性技巧、原则与先例、诡辩、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不能确切地估价相关双方的代价和价值，谈判的过程将是渐进式的，协议的达成需要有一系列坚定的行动。沟通通常是既不可能也不可靠，当一方的承诺的特定证据能够直接交流时，另一些证据则必须通过报纸或者道听途说的方式或行动的示范来传达。在已作出威胁且威胁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在结束谈判前采取第二个步骤来取消承诺，而怎样取消则取决于双方的利益分歧，因为不同的取消方式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从实质上说，为获得最大的可靠性，应给予实施威胁的决断权以尽可能小的空间。而为了实施确切的威胁，以使受威胁的一方和其反应对整个事件造成的影响能引起对手重视的第三方都能认识到它的条件，不仅必须引进一些附带的要素，即威胁必须包括明显的行动而不仅是各种意图，必须附加看得见的行动而不是无形的行为;并且，制裁行为的后果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行为和结果之间必须有连续性。3.约定。约定对于谈判中的第二方来说是一种承诺，它在一方或双方的最终行动超出了对方的控制时和协议中有欺骗的动机时是必要的。
有限战争与谈判
谢林指出，有限战争要求限制，限制又要求有协议或至少有一些相互的认可和默许。但是，达成限制的协议是很困难的，这不仅是由于利益的不确定性和尖锐的分歧，而且由于在战争中和战前谈判是严格禁止的，在战争中对手间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此外，一方回避关于限制的谈判似乎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对方对战争的恐惧;而且，一方或双方都担心即使只是表现一种谈判的意图，也会被认为是过于热心。谢林接着考察了一些似乎成为默示谈判的基础的观念和原则，并试图得出一些关于有限战争和类似情形的解说性的结论。他还指出，这些共同的原则经常为理解那些甚至不合逻辑的带有完全沟通和强制性的显式谈判的相异案例提供一条有力的线索。具体内容包括：默契(共同利益)、默示谈判(利益分歧)、直言的讨价还价、默示的谈判和有限战争、预先的安排等。
第二部分“博弈理论的新方向”，包括第四章“关于相互依赖的决策的理论”，第五章“强制、沟通与战略行动”，第六章“博弈论与实验性研究”，着重就零和对弈的非零和对弈理论的冲突战略中的应用做了较详细的探讨。
零和对弈与非零和对弈
谢林指出，对于纯粹冲突的战略，即零和对弈，博弈论一直提供着重要的见解和建议，但对于冲突与相互依赖相混杂的行为策略，即非零和对弈，包括战争和战争威胁、罢工、谈判、违法的威慑、阶级冲突、种族冲突、价格战和勒索、官僚机构或交通阻塞中的调遣，对自己的孩子的威压——传统的博弈论就不再能提供类似的见解和建议。因为在这些对弈中，虽然冲突的要素提供了相当的利益，相互依赖仍是其逻辑结构的一部分，即使是为了回避共同的灾难，也需要一些相互合作与相互调和——如果不是直言的，也是默示的;虽然保密具有战略意义，但仍必须有一些传达意向的信号和交流意图的会面。而且，在这些对弈中，一方为避免相互损伤所能做的努力会影响另一方为此将会采取的行动，因此，占有主动权、信息、选择的自由并不总是一种优势。传统的博弈论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些相互依赖的对弈(非零和对弈)提供方法和观念，而这些方法和观念在对纯粹冲突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成功的。谢林试图在这里扩大博弈理论的范围，把零和对弈当作一种极端的一致的预期的感性的和暗示的要素，二是确定一些在实际的战略对弈中有可能发生的基本的“步骤”和这些步骤可以依据的结构的要素，这包括诸如“威胁”、“强制”之类的概念和沟通或破坏沟通的能力。这种未充分确立的博弈论沿着这两条线发展，会反映出其对于零和对弈的先入之见。建议和推论、威胁和承诺在关于零和对弈的公认理论中不会有结果，因为它们暗示了对弈双方之间的一种除非完全无害则必然对一方不利的关系;如果必要的话，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就可以通过采取以随机原理为依据的极大极小战略进行破坏。因此，不应期望在纯粹的冲突中双方参与者都追求的“合理的战略”能显示出何种行为有益于相互调和，或怎样利用相互依赖来获得“单赢”。如果说零和对弈是纯粹冲突的极端案例，那么，另一种极端的案例必然是“纯粹协调”的对弈，在这种对弈中，参与者或双赢或同输，它们对结果有着同等的偏爱。而为了避免最初的冲突，双方显然应具有同等的优先权。谢林强调，纯粹协调的对弈在绝对的技术意义上是一种战略对弈。在这种行为态势中，每一方行为的最佳选择要视他对对方行为的预期而定，而他所了解的情况又反过来依赖于对方对他的预期。这种预期的相互依赖性正是战略对弈与偶发对弈或技巧对弈的区别。在纯粹协调的对弈中，利益具有收敛性，而在纯粹冲突的对弈中，利益则具有分歧性。但在这两种案例中，不考虑结果对双方相互预期的依赖性，都不可能作出明智的选择。
战略实践中的博弈理论
谢林指出，当我们说到威慑、原子勒索、恐怖的平衡或一个减少突然打击的恐惧的开放领空方案时，当我们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描绘成地雷拉发线或平板玻璃窗或提议给受到恐吓的敌人一个顾全面子的退出方式时，当我们留意到一种威胁是那么巨大以致威胁者显然将会从执行过程中退缩回来而变得软弱无力时，或注意到出租车司机因其对擦痕不关心而给予了一个宽敞的泊位时，我们显然已深入博弈论之中。通过对沟通和强制方式的抽象，通过把改善对弈双方的对称关系当作一种普遍的案例而不是特例，博弈论就超越了那种能取得最有成效的工作的水准，并确定了典型的非零和对弈的必要成分。谢林在这里试图提出一些值得在博弈论的框架中进行研究的典型活动和构成要素，这包括“威胁”、“承诺”、“对沟通的破坏”、“决议代有”等活动和沟通、强制存粮等构成要素。他通过各种实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通过上面的讨论，谢林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数学的结构不应在分析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第二，过多的抽象是危险的，当我们改变对弈中包含的各种前后联系的细节的总量时，我们已改变了对弈的性质;第三，对动机复杂的对弈的研究中，一些本质的要素必然是经验的，与取得比赛成功相关的战略原则和合乎规范原理的建议是不可能从纯粹的分析方法中获得的。他通过一系列实验性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不可能为有两个或多个决策方相互作用的对弈建立一个模型。
第三部分“带有随机成分的战略”，包括第七章“承诺与威胁的随机化”，第八章“带有偶然性的威胁”，主要说明了冒险与承诺在战略威胁中的作用，分析了战略威胁中的不确定因素。
对“对冒险的失败”、“非故意实施的冒险”和“随机承诺”等问题的探讨
谢林认为，在纯粹的冲突(零和对弈)中，随机性的战略起着重要作用，随机行为的潜在性可以为过去十几年博弈论之所以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作出解释。但是在有共同利益的复杂冲突中，随机性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在关于“非零和”对弈的理论中，随机性的主要作用不是防止一方的战略被提前预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更关心的是使另一方预期到，而且是正确地预期到他的行动样式，而不把他的战略隐瞒起来。在有限战争中，一方也许更关心沟通而不是把他打算遵守的极限隐瞒起来。不过在这些限度内，他也会以随机的方式出动其飞机将敌方的战术信息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并且，他们还可以交换信息样本，或者在一种双方都不能向对方让与全部信息的基础上强制性地达成协议。但是，在有关非零和对弈的传统文献中，随机性的作用并非如此。在那里，随机性明显地与承诺相关。对一个人许诺在很大的偶然性范围内提供帮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等于提供了一个很小的帮助。在这一点上，承诺与威胁是不同的，承诺的代价当其成功时是昂贵的;并且如果获得成功，那就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但是“过去的”威胁则是多余的，而不是代价较大。如果需要花费代价去造成一种威胁，如果较大的威胁花费的代价要比较小的威胁多，那么，威胁的规模就成为一个难题。如果催泪弹已足够，就没有必要威胁爆炸。对于很多有趣的威胁来说，最大的代价是冒险去实施它，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代价”是不可控的。
战略威胁中的不确定因素
谢林指出，对战略威胁来说，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如果它已经实施并且失败，对双方都是痛苦的和代价昂贵的。作为一个定律，一方必须威胁说在威胁失败的情况下他将会采取行动，而不是他可能采取行动。这些威胁的要害之处是，最终和决定并不完全在威胁者的控制下，而那些影响决策的不确定因素又不在威胁者自身。不论我们把它称之为“偶然”、意外、第三方影响、决策方法的不完善，或者说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合理过程，敌对的双方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个因素。接下来，谢林还具体研究了不经意的战争的威胁、作为危险生成器的有限战争、有限战争中的危险行动、复仇和侵扰、冒险行动和“强制”威胁、边缘政策、不完善的决策程序等问题。
全书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突然袭击”对互不信任的研究”，包括第九章“对突然袭击的相互恐惧”，第十章“突然袭击与裁军”，着重分析了军事对峙形势下，突然袭击给人们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怎样在这种恐惧下作出合理的决策，如何在突然袭击的威胁下进行裁军等。
对突然袭击恐惧的分析
谢林指出，由于对对方可能会突然袭击的恐惧，仅是为了自我防御的目的，也会实施突然袭击。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会突然袭击的概率变得更大了的直觉观念，而这，正是他要分析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他试图分析这种现象在两个悉知其处境特征的对手间能否通过和怎样通过合理的概率计算或者合理的战略选择而产生。他想要揭示这种“复合预期”的现象是否能作为一个合理的决策过程加以描述，是否可能建立一个详述的模型，来说明这种有理性的双方都成为其对各方预期的推理的受害者的困境。谢林在这里设定了一些具体事例并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无限的可能性序列”、“‘确实可以解决的’不合作对弈”、“对难题的复议”、“由于警报系统的不完善而引起的概率行动”、“动态调整(参变行为)”、“默示的对弈”、“讨价还价的游戏”、“多边冲突”等。
在突然袭击威胁下的裁军
谢林指出，为了在潜在的敌人中寻求合作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或减小战争的规模和暴烈程度，“裁军”已成为主要方案。大多数提案都以削减武器尤其是进攻型武器以及那些能人为地或偶然地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武器的数量和效能为前提来促进这个目的。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通常把对抗突然袭击的防护措施的研究当作裁军的样式和继续向前发展的潜在步骤，而不是用它来代替裁军。不过，虽然避免突然袭击的各种方案可能是裁军的传统方式，它们仍表现出了某种改革。最初的开放领空倡议就不是一种正统的观念，它认为只要武器的用途是威慑而不是进攻，只要能控制住武器的储备量，武器自身就不是一种刺激物。这项倡议还暗示，对敌人保密并在一定条件下让敌人猜测我方的计划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进攻的计划，敌人也并不只是在那里猜测我们是否有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的意图。我们不仅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弄清楚敌人没有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的准备，而且要让敌人通过他们的判断来确信我们也没有故意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的准备。在当今时代，任何一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首先发动全面战争的主要动机在于害怕不先发制人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害怕他们为防止我们突然袭击他们而突然袭击我们从而防止他们突然袭击我们，那么，“防卫”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如果我们把突然袭击的难题看做相互间的疑心和被加强了的“自卫”，那么，这个难题就暗示着，我们宁可不仅不保密，而且不拥有军事能力，如果对方也是如此就更好了。因此，把突然袭击的难题看做一种适当的谈判也许更好。一个反突然袭击方案的目的不仅是要使攻击更困难，而且是要减少或去除首先打击的优势。现在大家都认为美国和苏联实际上都拥有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并且，如果任何一方对对方进行核打击，另一方就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打击进行还击。
但是，如果每一方都能消灭对方，先发制人又有什么用呢?谢林认为，美国关注的并不是比苏联多生存一天，而是突然袭击是否能毁坏对方的报复力量。对苏联实施打击构成威慑的，并不是美国生存能力，而是受到打击后的报复能力。美国必须假定苏联的首次打击目标将会是美国的报复力量。谢林说，在只有一方能消灭掉另一方的恐怖平衡和双方都能消灭掉另一方恐怖平衡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并不是“平衡”(态势上的绝对相等或对称)，而是平衡的稳定性构成了相互威慑，而且只有当任何一方的首先打击都不能毁坏对方的还击能力时，平衡才是稳定的。这样，突然袭击的特别有效性就在于报复能力可能是易受损的。如果这种能力自身是易受损的(如果每一方都确信它自己的力量能够在攻击中生存下来，但是也不能毁坏另一方的还击)，那么就不会有进行首先打击的强烈意图，而且也不必对虚惊作出快速反应。因此，避免突然袭击方案的最直接的目的是武器的安全，而不是人的安全。突然袭击方案，与其他裁军计划相反，是建立在作为进攻的基本防护能力的威慑之上的，它寻求的是完善和稳定相互威慑，即加强特定武器系统的完整性，而反突然袭击方案所寻求的恰恰是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正是那些用于毁灭军事目标的武器能够利用首先打击的优势才提供了这样的诱惑。
明确了突然袭击的困难在于对袭击的报复能力的可能的易受损性，就会知道反突然袭击的方案与更传统的裁军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认识到特定方案的优点和缺点并理解了其背后的动机后，还会面对一些异常的和自相矛盾的观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发问：反突然袭击方案是否能够在传统的意义上看做走向广泛裁军的“第一步”，或者是否是与其他裁军形式不相容。一旦我们确定突然袭击的难题在于可能的易受损性或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首次打击的报复力量，那么，对军事实力、防护措施以及军备的检查和限制就十分必要了。例如，我们没有通过计算美国和苏联双方的轰炸机、导弹、潜艇和航空母舰来评估其战略力量。在军备竞争中，“谁领先”将意味着谁首先打击。在一些问题上，强调突然袭击的困难也许会导致一种与传统的裁军全然不同的结论。导弹数量的限额越大，局势越稳定。如果任何一方稍稍落后，它都不必惊慌，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很大的足以领先于对方到它所需要的程度的希望。从文字上讲，裁军导致稳定并不是一种预先确定的结论。
在“纯粹”用于首先打击的武器和“纯粹”用于反击的武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一些武器，它们可用于首先打击，但又不必这样做，它们可以保存下来用于报复行动，但如果首先使用，也能对另一方的报复力量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合理的预警能进行防护的话，大部分武器都属于这一类。因此，我们不能够在用于首先打击的武器和用于第二次打击的武器之间作出很好的区别，不能在解决突然袭击难题时厚此薄彼。如果我们过去考虑到消除所有那些对另一方的报复力量具有任何可能影响的或者在首先使用方面享有任何优势的武器，我们就不会留下足够的武器来预示报复。
过去几年中关于突然袭击问题的大部分公开的讨论都与如何减少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而不是如何限制武器的效能有关。开放领空倡议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的，即相互间如果充分掌握了对方的军事力量，任何一方都不能如愿以偿地进行突袭;缺乏突袭的优势，就将被威慑。由于氢武器减少了突然袭击中所需飞机的数量，导弹减少了武器从最初准备到在目标上爆炸的总体有效时间，像导弹核潜艇这样的可移动系统可以保持水下监视，因此，第一个开放领空倡议提出后，设计一种能够使双方具有充分警戒对方袭击能力的实用检测方案变得更加困难，通过照片检查军队运动和集中的战略意图已是十分陈旧的观念。现在的问题似乎是通过大量能够在最多几个小时之内、最终是在几分钟之内不受虚惊影响而传递关于可疑行动的可靠信息的机构加强对战略力量的监视，但如何做到这一点目前还没有把握。这并不意味着针对突然袭击的检查计划没有成功的前景，而是表明一项仅是为了进行检查的计划前景堪忧。谢林认为有两个十分明显的标准可用来判断一个检查系统的有效性或用来设计一个系统：一是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隐蔽性而获得真相，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有说服力地揭露出它感兴趣的真相。
接下来，谢林具体探讨“对攻击的误解”、“有限战争中的误会”、“相互的误解”、“长期监视”、“多余系统的建造”等问题，并指出，美国和俄国试图作出的军事部署，由于缺少故意的突然袭击的诱惑和对虚惊的免疫能力而不会对恐怖下的平衡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每一方都以足够快的速度做了它该做的事，那么，无论另一方做什么，每一方都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大体上保证其报复力量是不易受损的，这样，就造成了强有力的稳定的相互威慑。如果“大规模”被解释为没有任何限制，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确实会因我们精心设计的全力打击失去成功预防反报复的希望而丧失其可信度。只有极端乐观主义者会认为我们能够明确地选择接受或反对一个旨在保证使双方的报复力量完全地和持续地不受损害的计划。但对于第三方的威慑力量来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以及有限报复的可能性等，都是必须考虑的相关问题。
作为现代西方研究军事冲突及其对策的重要理论著作，《冲突的战略》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军事理论界的广泛重视，书中的一些观点常常被引用，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军事政策的演变过程，也不难看出它的影响。
* 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Harav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