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战争》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是全球最具影响的未来学家之一。阿尔文·托夫勒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他曾在汽车厂、铸钢厂工作过5年;后来到华盛顿当过记者，任《幸福》杂志副主编;他还担任过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访问学者、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社会研究学院的教师以及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托夫勒知识渊博，才思敏捷。他编著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和《力量的转移》等，先后被译成30多种文字并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这些作品，以其引人注目的洞察力和对社会思潮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各国领导人、企业家、教育家以及评论家的赞誉。为此，他被吸收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研究员，并被授予美国“麦金西基金会图书奖”、“管理学文献卓越贡献奖”、美国电力与电子工程师学院“百年奖”、法国的“最佳外国图书奖”、“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勋章”及中国图书“金钥匙”奖等。
《第三次浪潮战争》(原书名为War and Anti-War，直译为《战争和反战争》)是阿尔文·托夫勒1994年10月推出的一部预测21世纪的战争——第三次浪潮战争的著作。该书分“冲突”、“轨迹”、“探索”、“知识”、“危险”与“和平”6个部分、25章，是托夫勒把他对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拓展到战争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书中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战争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在引言中，托夫勒指出这部书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但很少为人们所理解：我们制造战争的手段反映了我们创造的手段。而我们反战争的手段必然反映出我们制造战争的手段。托夫勒认为，战争和反战争并不都是对立的。反战争不只是靠呼吁和平的演讲、祈祷、示威游行和纠察线来发动的。更重要的是，反战争应包括政治家们甚至军人们自己采取行动，创造遏制战争或限制战争规模的条件。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有时候战争本身会成为一种防止一场更大规模、更为可怕的战争所必需的手段。战争被用作反战争。
新型战争的威胁
第一部分“冲突”包括第一章“邂逅”、第二章“结束狂热”、第三章“文明的冲突”。在这一部分里，托夫勒给人们描述了世界文明的巨大变化，并指出这种变化决定未来的战争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而新的战争与大多数人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指出，当人们从蛮力经济进入脑力经济的时候，也必须开创只能被称作“脑力的战争”。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于美苏的核僵局实际上起到了稳定50年代以后的世界的作用，在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中，每个国家都多少知道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从60年代以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直接对抗的后果是“相互确保摧毁”。其结果是，虽然热战可能在越南、伊朗—伊拉克、柬埔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或者第三世界更遥远的一些地方打起来，却未在大国领土上进行，战争对这些大国的经济生活从未起到支配作用。托夫勒还认为，战争起因于丧失理性、错误估计、排外情绪、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如果每个“合理的”经济指标都表明和平本来就是对大家可取的政策而仍然发生战争的话，那就只能算是倒霉了。然而现在人们虽然过迟地但也终于明白了，工业文明正在走向尽头。我们在《未来的震荡》(Future Shock)中写到“产业主义总危机”时已经看得很清楚，它的结束将带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战争——新型战争的威胁。今天，世界文明的阵容正在快速向完全不同的力量结构发展，这种力量结构不是把世界一分为二，而是把世界明显地分成三个截然不同、相互竞争的文明——第一个文明仍然以锄头为象征;第二个文明以流水线为象征;而第三个文明以计算机为象征。世界从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的历史性变化很可能触发地球最深刻的权力斗争，因为各国都想在刚出现的三级力量结构中立足。一分为三确定了今后大多数战争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这些战争与我们大多数人想像的战争将是不同的。
人类社会的三次浪潮与三次浪潮战争
第二部分“轨迹”包括第四章“变革的前提”、第五章“第一次浪潮战争”、第六章“第二次浪潮战争”、第七章“空地一体战”、第八章“我们怎样创造财富”、第九章“第三次浪潮战争”、第十章“战争样式的冲突”。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作者根据自己对文明史的分期，来叙述战争发展和军事革命的历史。
托夫勒认为，尽管一切军事机构都有保守性，革新家们却一直在呼吁改革。事实上，图书馆的书架上已经放满了史学家们所著关于“战争领域内的革命”的书籍。但过去，这个词语用得太多也太宽。真正的革命应该超越这个范围(“原有的体育比赛框架”)，改变比赛本身，包括比赛的规则、装备，“参赛队”的规模和建制、训练、规范、战术和几乎其他一切方面。用这个要求来衡量，真正的军事革命在以往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但有强有力的理由可以相信，第三次革命即现在开始的这一次，将是最深刻的一次革命，因为只是在最近数十年内，战争的一些最关键要素才达到极限。这些要素就是射程、杀伤力和速度。
关于第一次浪潮战争，托夫勒指出是农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掀起第一次大的变革浪潮，最初的前现代社会因而逐渐形成，永久性居住点由此出现，社会和政治上的许多其他革新也开始发生，其中最重要的革新之一就是战争。农业成为战争的孕育之地，有两个原因。农业使公社能生产并贮藏一批经济上的剩余产品，值得为此一战;农业还加速了国家政权的发展。综合起来，就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战争提供了条件。作为所处时代的产物，第一次浪潮战争不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在组织、通信、后勤、行政管理、领导方式、奖惩制度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明显地带有第一次浪潮农业经济的印迹。
关于第二次浪潮战争，托夫勒认为正如大批量生产是工业经济的核心原则一样，大规模破坏也成为工业时代战争的核心原则，同时也是第二次浪潮战争的特点。“机器时代”创造了机枪、机械化战争和各种全新的火力，而这些又导致各种新的战术。工业化改善了道路、港口、能源供应和通讯设施，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更有效的课税手段。所有这些进展都大大扩大了军事行动的潜在范围。总体战争和大规模的毁灭的见解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被广泛接受的，因为它符合集团社会的时代精神，即第二次浪潮的文明。
提到第三次浪潮战争，不能不先要明确第三次浪潮经济的特点。按照托夫勒的说法，它包括以下10个方面：1.生产要素。由第二次浪潮经济的土地、劳力、原料和资本变为知识;2.无形的价值;3.非大规模化;4.工作。在第三次浪潮中，劳动变得越来越不能相互交替;5.创新;6.规模(小型化);7.组织机构。标准化机构将让位于矩阵组织、特别项目小组、利润中心及日益多样化的战略联盟、合资经营和财团组织;8.系统一体化;9.基础设施。信息高速公路将构成第三次浪潮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10.加速度。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军队，美军的武器装备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它从第二次浪潮战争向第三次浪潮战争的转变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这是因为，就如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自上而下按照集中、大规模、纵向运作的要求设计的一样，美军的编组也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它几乎完美无缺地适用于第二次浪潮世界。因此，当北越发起第二次浪潮式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时，美军干得不错，但对付小规模游击战(实质上是在丛林中进行的第一次浪潮战争)却组织得很蹩脚。然而，所谓的“美军在越南的悲惨经历”却有一种积极效应，引发了一场灼烤心灵的自我解剖过程，其深刻和坦率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些最大的企业公司，甚至有人认为“越南的创伤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做点标新立异的事情都会受到欢迎”。1973年在西德边界以东2000英里的戈兰高地，发生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坦克战役。在这场短暂而残酷的军事冲突中，尽管双方兵力对比是如此悬殊，凯旋的却是以色列，而非叙利亚。经过实地考察，军事专家得出的主要教训是，“开始的力量对比”并不决定战果，“何方兵力多，何方兵力少，这毫无差别”。换个说法，叙方一个梯队又一个梯队的预备队对他们毫无好处。另一肯定无疑的教训是，无论何方，只要夺得主动权，“不管其兵力是占少数还是占多数，是进攻还是防御”均将获胜。正如以色列人所表明的，甚至一支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的小规模军队也可能夺取主动权。1982年8月，斯塔利一莫雷利作战理论终于收录到陆军《野战条令(FM) 100-5(作战)》中。新条令着重突出了戈兰高地之战的教训，极力主张官兵夺取主动权，甚至是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时，也要转入战术或战役的进攻。新条令反复强调提高人员素质。空地一体战理论是美国军界为适应第三次浪潮战争变革的第一项自觉行动。该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敌军后方梯队，而后来以空地一体战役(Air Land Operations)为标题的版本却主张及早行动，首先防止敌人组成后方梯队。该理论强调远距离高速投送兵力的能力和诸军兵种之间及与盟军的联合作战，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主动”，“更加依靠士兵的素质”。
不过，托夫勒认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进行一场纯粹意义上的第三次浪潮战争。在某些战争中，双方的作战方法相同，他们都采取相同的战争样式。在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两个或两个以上农业王国之间的战争比比皆是。还有另一类战争，双方作战样式显然不相匹配，比如19世纪的殖民战争。欧洲人对印度和非洲的农业和部落社会进行的工业化战争。一种更为复杂的战争类型是以单一的战争样式对抗双重性的战争样式，如我们所见到的，那就是海湾战争发生的情况。美国及其盟国军队在海湾地区同时进行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战争。更确切地说，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样式，一种是第二次浪潮式的，一种是第三次浪潮式的。从一开始就有两种空中战役，虽然它们结合为一体，很少有人加以区分。一种是采用常见的现代战争即第二次浪潮战争的消耗战方法，但是从战役发起之日开始，一场根本不同类型的战争也在进行。全世界从一开始就被电视镜头中的那些“战斧式”导弹和激光制导武器惊得目瞪口呆。从世界范围看，今天世界的力量体系正从两个层面转向三个层面，底层是农业经济，中层是烟囱经济，而以知识为基础的或第三次浪潮经济可能至少暂处于全球力量金字塔的顶层。在这种新的全球结构中，战争也是一分为三的。这种情况可以预见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将来面临的战争类型很可能是极其多样化的。在战争的各种类型中，战争本身反映出战术、兵力、技术及其他因素的巨大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或多或少地归类于一种或另一种战争样式。然而，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已经显示出相当大的多样性，那么再加上第三次浪潮战争样式，就可能使我们必须防止或进行的战争形式参差不齐的可能性更大。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的是，现在有些第一次或第二次浪潮国家正在谋取第二次浪潮武器，从防空系统到远程导弹。
至于第三次浪潮战争的特点，托夫勒也举出了10个方面：1.毁灭的要素。正在出现一场革命，它以各种形式把知识置于军事力量的核心地位;2.无形的价值。军事力量对比将更多地取决于无形的难以量化的因素，而不是第二次浪潮的将军们所习惯的通常容易计算的因素;3.非大规模化。发生于经济和社会的非大规模化也将发生于军队;4.工作。灵巧的武器需要灵巧的士兵;5.创新;6.规模。按照规模较小、更加灵活的队形要求编组部队;7.组织机构。像第三次浪潮企业一样，军队正在放松其刻板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战场指挥官被授予更大自主权;8.系统一体化;9.基础设施。第三次浪潮军队需要建立起庞大的网状电子基础设施;10.加速度。
第三次浪潮时代给战争带来的新变化
第三部分“探索”，包括第十一章“壁龛战争”、第十二章“空间战争”、第十三章“机器人战争”、第十四章“达芬奇的梦”、第十五章“不流血的战争”。这部分主要说明了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浪潮时代以后，给战争形态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
关于壁龛战争，托夫勒指出第三次浪潮的经济已把市场分割成一些较小的、更具特色的部分，从而向旧工业体系提出了挑战。壁龛(喻小而分散)市场已经出现，随后出现的将是壁龛产品、壁龛金融以及股市中的壁龛玩股人。随着超级大国之间惟一巨大的战争威胁被众多的“壁龛战争威胁”所取代，世界威胁的分散化也与这种先进经济的非大规模化同时发生。在今天的所有军队单位中，特种部队或特种作战部队比军队其他部分更适于打第一次浪潮的战争。他们训练的重点在于体力、部队凝聚力——即在各部队成员之间建立牢固感情联系——以及纯熟的格斗技术。当今的世界是在为第三次浪潮壁龛战争作准备，而不是为第二次浪潮时代的大规模全面战争作准备。随着壁龛战士人数的增加，军事理论也将作出修改，以赋予特种部队更大的力量。未来的壁龛战士将使用正在出现的第三次浪潮最新技术，进行信息密集型的战争。撇开道义问题不谈，壁龛战争将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将会发现，与部署大规模常规部队相比，这是为达成目标可取的一种代价相对较低的选择。它不仅可以用于战术目的，也可用于战略目的。
关于未来的空间军事争夺，托夫勒认为空间给战争增加了第四维，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今天，“空间国家”与“非空间国家”之间的基本分歧正在扩大。“非空间国家”一致声称，空间为大家所有，和平的空间活动的效益，不管是由哪个国家投资的，都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有些国家想要成立联合国空间机构，以控制空间活动，重新分配利益。争取控制和平利用空间的斗争，同时将会强化空间的军事应用。不仅第三次浪潮战争，而且还有第三次浪潮反战争，都将越来越依赖于在地球以外采取行动。预防性创建和平的事业，要求我们放眼于未来。问题不只是美元，而是人类的命运。对于薪金很低的义务兵部队来说，以技术代替人力的诱惑力不大。相反，如果军队是由较高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器人就会成为战场上的廉价的士兵。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在世界上的扩散，由于造成战场上的毒性太大，人体不能承受，也可能加速机器人化的过程。有利于采用机器人的最重要的因素，很可能是公众对战场伤亡的“可接受程度”态度的变化。由于机器人飞行器毫无道德意识，也不害怕任何自杀性任务，或许还能成为理想的恐怖主义分子。使用机械化杀手，肯定会在受害者中间引起恐慌和担忧，以及造成恐怖主义分子所追求的宣传效应。
关于新型武器和非致命武器，托夫勒以“好莱坞式的服装”、“蚂蚁的侵扰”和“特大瘟疫”为比喻，给读者描绘了第三次浪潮战争中可能出现和使用的武器装备。“好莱坞式的服装”是指未来的“士兵综合防护服”，这种服装将能防护核、生、化武器，并为士兵提供夜视眼镜和平视显示装置。它还包括一个目标导引系统，自动地将枪瞄准所要射击的任何目标。“蚂蚁的侵扰”是指只有几毫米甚至是几纳米(10～12纳米)的微型机械装置，“如果你能控制蚂蚁，那么你能利用它干些什么”。“特大瘟疫”是那些令人心惊胆寒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托夫勒指出，迅速进步的科学知识的扩散，就有把常规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变成所谓“穷人的核炸弹”。
托夫勒还指出，尽管非致命性武器具有深刻的含义，但是军方对此是有所分歧的。对有些人来说，战争的定义就是杀人，而非致命性则有失“男子气概”。但是这种已经是昨天战争样式的遗迹了，与新出现的作为第三次浪潮战争样式基础的道德准则和技术是不协调的。在一个充满狂热的宗教对抗、种族对抗和地区性对抗的世界上，致命性武器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增加而不是平息仇恨和暴力，而非致命性武器可能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但和第二次浪潮的许多其他现象(从相互影响的电视到基因工程)一样，非致命性技术在带来人道主义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道德困惑。首先，现在应该十分清楚，许多这种武器如果被恐怖主义分子或罪犯而不是被“好人”所运用，那就可能成倍地增加他们的力量。即使是由合法的当权者来使用非致命性武器，也会产生深刻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因为这些武器可能被一些国家用来镇压本国和平抗议的公民。在地缘政治方面，非致命性战争手段的广泛使用，同样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譬如说，如果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更多地依靠非致命性手段，少依靠常规部队，别的国家会不会把这种克制态度误认为软弱呢? 非致命性武器的兴起会不会鼓励冒险主义，或者导致人们对单方面裁军产生虚假期望呢?非致命性手段不是简单地用来代替战争或者延长和平，而是某种不同的事物——全球事务中的崭新事物：一种中间现象，一个停顿的地方，一个不经流血就可以决定更多结果的舞台。它是军事行动的一种革命性形式，忠实地反映了正在出现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第三次浪潮战争与知识
第四部分“知识”，包括第十六章“知识勇士”、第十七章“未来的间谍”、第十八章“舆论导向”。这一部分重点说明了第三次浪潮战争对军事人才和军队成员的知识结构、情报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关于“知识战”，托夫勒认为随着第三次浪潮战争样式的形成，种种新的“知识勇士”已经开始露出端倪，一批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于这一理念：知识能够打赢战争或者防止战争。信息不仅仅是战场情报，或者是对敌方的雷达或电话网络实施攻击，而且是一种有力手段，能够改变敌方高层次的决策。在“知识战”中，双方企图通过操纵情报和信息流来摆布敌人的行动。随着信息和种种专业技术在全世界扩散，人才的正、反向流失对军事和商业的重要意义很可能与日俱增。因而，明天的军事知识战略家很可能设计一种微妙的长期政策，把某些类型的智囊人物从目标国中吸引出来，转移到自己国内。此外，知识战略将越来越多地包括一些计划，目的在于劝阻或者不让关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向潜在的敌国。
托夫勒强调，第三次浪潮的军队十分重视各级部队的训练和教育，而对适当的人员实施适当训练的制度成为知识分发过程的组成部分，学习——再学习——重新学习已成为军队中各种岗位的一种连续过程。训练机构在各个军兵种的权力排序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各个部门都在发展先进技术，以求加速学习的进程。其中，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模拟技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知识作为一种资源，不同于所有其他资源。它是用之不竭的，而且双方可以同时使用它。它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很小的输入可能造成不成比例的效果。小小一点正确的信息能够带来巨大的战略或战术优势，而排斥一点点小信息有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同时，托夫勒认为先进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国家更加分散化，比过去丰足有余，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弹性。但是同时还有一种抵消力量，使其丧失能力。例如，一个系统中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越先进和越微型化，破坏它们所需要的电磁能量越小。此外，第三次浪潮的社会与那些希望这种制度出毛病的国家和集团相比，更加开放，劳动大军流动性更大，政治和社会制度更加自由，满足感更强。仅仅由于这些原因，任何好的军事知识战略都必须把这类安全问题，与获取、处理、分发知识的功能放到一起解决。总之，一支军队的全面的知识战略必将涉及所有四项关键功能——获取、处理、分发、保护。
关于国家安全，托夫勒说在所有“国家安全”机构中，没有比专门从事对外情报的机构更需要作深层次改组和更新观念的机构了。正如人们已经提到过的，情报是任何军事知识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第三次浪潮战争样式的形成，情报本身要么以第三次浪潮的形式出现，反映出信息、通信和知识在社会中的新作用;要么变得昂贵、落后于时代，或者严重的误导。过去美军因为需要建设一个用于监视苏联核武器和导弹发展的巨大而高度自动化的卫星和探测器网络，结果忽视了人力情报(Humint)——用人来收集信息。那就意味着收集情报的重点是敌人的能力，决不是敌人的意图。向第三次浪潮情报系统转变，反而意味着更加重视人力间谍——那种第一次浪潮中惟一可以利用的收集情报的手段。只是第一次浪潮的间谍现在装备了先进的第三次浪潮技术。昔日那种使人眼花缭乱、代价高昂的整个保密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保密提高了军事实力，也削弱了安全。“保护信息的代价如此之高，以至于分类加密变成了绊脚石”。对保密产生新的怀疑是今天第三次浪潮变化及其引起竞争的直接结果。
关于舆论宣传，托夫勒说，苦苦思索未来战争的人们知道，明天的一些最重要的战斗将发生在舆论宣传战场上。穿土黄色卡其服的“编造博士”年复一年地使用六种工具。它们像扳手一样，用来扭曲人的精神。最通用的一种是控诉敌方暴行;第二个通用的手法是言过其实地渲染参与战斗或战争的赌注;第三个精神扳手是把对方描绘成魔鬼或没有人性的动物;第四种手法是“进行两极分化”;第五种手法是声称神的惩罚;最后，在所有的精神扳手中，最强有力的是变态宣传——使对方的宣传成为不可相信的宣传。在实行集中控制的第二次浪潮传媒的国家之间爆发的冲突中，编造博士使用的这些“经典”工具可能会继续发挥作用。第三次浪潮社会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工具对付第二次浪潮社会。但是在第三次浪潮社会中，传媒革命正在改写所有这些章程。
未来世界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
第五部分“危险”，包括第十九章“熔犁铸剑”、第二十章“释放的精灵”、第二十一章“幻觉区”、第二十二章“三分的世界”。在这一部分里，主要根据作者对三次浪潮国家的界定，分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说明了军、民用技术逐渐融合和发展的趋势。
关于军、民用技术逐渐融合的趋势，托夫勒指出，正当各国政治家们和新闻媒体对军转民的成果大加吹捧的时候，一个更为广泛的反过程正在将民用工业向战时能力转化。民间化很快就会使世界上一些最小最穷以及管理最糟糕的国家具有可怕的军事能力。在第三次浪潮世界里，技术和产品为了满足分散化的市场需求而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具有两用潜力的技术和产品增多了。而当我们越过产品和技术去注意其零部件和子技术时，有军用潜力的产品和技术更是猛增。未来的军队将“在民用技术的海洋里游泳”。由于给旧式的第二次浪潮武器装上商业性的第三次浪潮“灵巧件”，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把它转变为智能武器，即使是穷困的军队也能负担得起这种军费开支。因此，今天的灵巧军队将发现他们自己面对着明天的变得灵巧的军队。第二次浪潮军队依赖预存供应或庞大的后勤部队。第三次浪潮军队依靠先进的计算机和“快速成型”技术，不久就能在现场制造出许多必需品。“快速成型”技术可以根据从数千英里以外的数据库传来的指令，用金属、纸、塑料或陶瓷材料制作出任何形状的物体。
关于未来的安全威胁，托夫勒指出，未来核问题主要不是来自民族国家，而是来自我们在《权力转换》一书中所谓的“全球斗士们”，就是恐怖组织、宗教运动、公司和其他一些非国家力量，它们很多人能接触到核武器。第二次浪潮时代，人们阻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努力是以下面10个重要设想为依据：1.新式武器被少数几个强国所垄断;2.想得到这类武器的国家只能靠自己制造;3.小国一般缺少必要的资源;4. 只有少数几件武器或型号符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定义;5.这些武器依赖少数几种可以监督和控制的原材料;6.这些武器也依赖少数几项特定的可鉴别的技术，其扩散也能得到监视和控制;7.防止扩散所需“秘密”的实际数目也很少;8.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控制机构可以搜集和传播世界核工业使用的信息，而又不会泄露有助于武器扩散者的知识;9.现有各国保持稳定，不会分裂;10.民族国家是惟一可能的扩散者。今天，每一条假想显然都是假的。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兴起，第二次浪潮大规模毁灭的威胁都已完全改变。
托夫勒指出，尽管相互依存可以使国家间建立联系，但也使世界变得更加复杂。相互依赖的程度越大，卷入的国家越多，后果也就越错综复杂。而内部关系也依然如此纷乱复杂，以致连最英明的政治家和专家也几乎把握不住其本身决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托夫勒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都害怕并防止穷人造反。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不时被鲜血四溅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工人起义所打断。但是第三次浪潮却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新发展——富人造反的危险不断增加。
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世界体系逐渐一分为三：第一次浪潮国家、第二次浪潮国家、第三次浪潮国家。各自都有其自身至关重要的利益和长期相互倾轧的当权人物以及自身的危机和议程。这就是我们观察战争的民间化，观察核、生、化武器和导弹的扩散，观察前所未有的第三次浪潮战争样式兴起的历史大背景。
第三次浪潮时代的和平
第六部分“和平”，包括第二十三章“关于和平的样式”、第二十四章“未来的和平样式”、第二十五章“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体系”。这一部分集中说明作者对第三次浪潮时代和平样式的思考和困惑。
关于新的和平样式，托夫勒指出，与战争样式的情况完全一样，新的和平样式的创立并非废除旧的和平样式。但是新的战争样式对和平形成了新的威胁，因而，往往滞后很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引发一种符合新情况和相应文明特征的和平样式，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是缺乏一种能适应世界体系新情况和与第三次浪潮战争样式现实相适应的第三次浪潮和平样式。缔造和平不能依赖首先解决世界上所有道德、社会和经济弊端的办法。那些对我们说战争是贫穷、不公、腐败、人口过多和苦难之果的人可能是对的，但问题不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而是在我们实际拥有的世界上和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上如何促进和平。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上，我们有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体系和一种崭新的制造战争的途径，但迄今在我们如何试图制造和平方法上却鲜有相应的创新。世界面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面对一切残暴、大规模奸淫掳掠和纳粹式的“种族净化”的时候，第二次浪潮的假设和制度促使世界瘫痪，但是没有人试图采用第三次浪潮的战争样式去减少屠杀。我们看到的是战略上目光短浅，道德上虚伪，关于使用空中力量的无效争论和外交上的犹豫不决。既然各国已经失去了对暴力的控制，为什么不考虑创建由私人公司组织的、按照商定的报酬替联合国打仗的志愿雇佣军——即配备明天的某些武器，包括非致命武器的昨日的雇佣兵呢?
使用经济手段或武力有时可以促进或影响和平，但它们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21世纪初的和平需要外科手术式地运用一种不大摸得着而往往更有效力的武器——知识。在一个地区军备竞赛日益明显的世界上，进行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显然是第三次浪潮时代一种维护和平的手段。我们正在目睹本星球上迸发一种新的文明及其带来的知识密集的创造财富的方法，这种新方法把今天整个全球体系一分为三并加以改造。这个体系中的一切正在发生变异，从其基本组成部分到它们相互联系的方法，到它们相互作用的速度，到各国为之争夺的利益，到可能产生的和必须防止的各类战争。世界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以许多新方式连在一起的。过多的联系产生了一个惊人的、被忽视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日本、美国和欧洲需要与外界的联系最多，与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最大，以便维持其先进的经济。因而，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对外承担的义务束缚最厉害的国家。从这个奇怪的意义上说，最强大的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
在书的最后，托夫勒指出，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经济的不同需要反映在对“国家利益”的截然不同的观念上，这在未来岁月里将引起国家关系尖锐的紧张状态。第二次浪潮的全球体系理论倾向于假设这个体系是均衡的，它有自我纠正的要素，不稳定现象是普遍规律的例外情况。战争、革命、动荡是本来很有秩序的体系中不幸发生的“扰乱”。和平才是自然的现象。然而，这些没有一条适用于今天。事实上，有时候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有些政府却要战争。
《第三次浪潮战争》是阿尔文·托夫勒继《第三次浪潮》《未来的震荡》和《预测与前提》等著作之后于1994年10月推出的又一部力作。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当今世界现存的三类不同形式的文明及其不同的战争样式;第三次浪潮战争的特点及样式;知识能够打赢或者防止战争;引发战争或冲突的因素;反对战争的和平样式。该书是托夫勒把对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拓宽到战争领域的新尝试，对于研究和探索21世纪战争的发展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军内外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直到今天，托夫勒对第三次浪潮战争的设想仍是许多国家的军事家和战略人制定21世纪军事战略和作战理论与条令的基本依据。在对《第三次浪潮战争》进行分析借鉴的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由于作者从其资产阶级学者的立场出发，在对待第一次浪潮文明国家和部分第二次浪潮文明国家时，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和政治偏见，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极端的仇视态度，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鉴别，批判地加以吸收和借鉴。
*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战争》(War and Anti-War),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1994年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