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led Thayer Mahan，1840～1914)，美国海军少将、海军军事理论家、海军历史学家、“海权论”的鼻祖。马汉出生于美国纽约西点军校的教授家庭。马汉在孩童时代就醉心于海盗传奇故事，产生了对大海的迷恋，对水手的崇敬，对海军的向往。16岁时，违背父亲要他成为西点骄子的意愿，他考入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1859年，马汉从海军学院毕业后，在联邦海军服役，经历了南北战争的严峻考验。1867～1869年，马汉参加美国驻日本的远东舰队，执行巡航任务，先后两次途经中国香港，并专程去上海进行考察。1875年，马汉参加“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结识了美国海军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派人物。1877～1880年，马汉出任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军械系主任，与尔后创办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卢斯结为终生至友。1886～1893年间，马汉曾两度出任位于罗得岛新港的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期间与曾在学院任教的西奥多·罗斯福建立了深厚感情。马汉在海军服役40年，有近30年在海上飘泊，漫游了世界各大重要航线，对大英帝国建立的世界海权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890年，马汉惊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问世，他因而成为世界公认的海军军事哲学家和海军历史学家。1896年，马汉退出海军现役时，仍为海军上校军衔。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马汉受海军部特邀，参加“海军战争委员会”，参与美西海战的决策和指导工作。1899年，马汉以美国海军部代表身份出席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1902年，马汉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从此实际上成为罗斯福总统发展世界海军强国的首席谋士。1906年，马汉被破例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1909年，马汉受罗斯福总统邀请，参加“海军机构改革三人特别委员会”。1914年8月3日，马汉在疗养地夸格举行别开生面的“马汉上校新闻发布会”，在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的情况下，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日爆发，发表了谴责奥匈帝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个人声明。他因而违背了威尔逊总统的“中立政策”，总统命令海军部对马汉实施专门的“新闻禁令”，限制马汉的一切言论，致使马汉心绪郁闷而死。马汉的生平略而言之：迷恋海盗传奇，漫游海洋世界，结交海军知音，独创海权理论，参与海战决策，鼓吹海国霸权，魂归海梦迷宫。由王生荣著、军事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海权论鼻祖马汉》一书，生动地记述了马汉一生艰难坎坷的经历，对我们理解和掌握马汉海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大有裨益的。
马汉作为美国最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和海军战略思想家，他对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创作上。从18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海军教育》，到1914年发表最后一篇文章《对祈祷书的修订》，他共发表论文137篇;从1883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墨西哥湾与内陆水道》，到1913年出版最后一部著作《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重要海战》，共出版著作20本;他一生还写过1万余封信，目前存世的有2900余封。可以看出，马汉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笔耕。直至他去世之前，他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部《扩张对美国历史的影响》。
马汉在后半生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写一部著作。这些著作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海权论”系列，代表作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战争、战略理论和海军改革理论以及外交政策等系列，其中的代表作为《海军战略》一书;海军军官传记系列，代表作为《纳尔逊传》一书，其中《从帆船时代到蒸汽时代》和《内心的收获》是马汉的两部重要自传。
“海权论”系列著作和论文，研讨了从1660年至1815年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涉及历史跨度达一个半世纪之多。“海权论第一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间跨度为123年;“海权论第二部”《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时间跨度为19年。“海权论第三部”《1812年战争与海权的关系》，主要论述了1812年英美两国的海战对美国海权的影响。马汉的第一部论文集《美国海权利益的现在和未来》，虽然比“海权论第三部”的成书日期早7年，但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看，这部论文集则是将一般的海权理论和欧洲争夺海权的斗争经验运用于美国，来探索美国未来的海权。它为美国在20世纪海权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可称之为“海权论第四部”。
在马汉的这四部“海权论”著作中，“海权论第一部”在世界范围影响最大，流传也最广，所以人们习惯地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简称为《海权论》。1890年，《海权论》在美国波士顿问世后，同年在英国伦敦也大量发行。当时，《海权论》在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翻译本有相当大的销售量，在荷兰、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有一定的销售量。在中国，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后，一些有识之士痛感中国丧失海权的危机，开始陆续向国人介绍在国外盛行的“海权论”，并有了《海权论》第一章的中译本。据1939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勒斯顿海军上校写的《马汉传》估计：“马汉的著作如此广泛畅销，如此影响深远，为有史以来论述海军问题著作的世界之最。”
《海权论》由前言、绪论和14章正文组成，其中思想理论精华部分集中在前言、绪论和第1章“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其余13章，主要按年代顺序，分别剖析了1660～1783年间与欧洲列强争夺海上霸权相关的历次重大斗争，是对海权概念的历史诠释，并不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马汉通过“直接讲述历史，并侧重讲述海上战争史，企图为海权在历史上所起的‘支配作用’，提供使人们理解的资料”。本文仅就该书的前景、绪论和第一章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前 言
马汉在前言中说明撰写《海权论》的宗旨，即在于阐明“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这句话，隐含着马汉对“海权”概念所作的言简意赅的界定，即“海权”是对海洋的“使用和控制”，并提出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一海权论体系中的本原命题。
马汉在前言中着重阐述了将海权与世界通史特别是近代欧洲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重要意义。关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来已久，但一直不为人们所发现，这是因为研究世界通史的历史学家和海军历史学家都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而“海军历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的题目之间的关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单纯编撰海军事件的编年史上”。
马汉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将海权与世界通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总的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相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的，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并探讨和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
绪 论
绪论揭示了“海权”的历史意义，并用世界海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加以具体阐述。
“海权”(Seapower)是一个复合词。英文“Power”这个词，有控制力、力量、权力、势力和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国等多种含义。因而，“Seapower”这一复合词，被人们广泛采用后，对其基本涵义有众多的理解和解释。主要有四种用法，一是把它当作传统的“制海权”的同义词;二是作为海军与其他军种相区别的一个抽象概念，译作“海军力量”等;三是作为国家海上综合实力的代名词，国内相当多的翻译本均译作“海上实力”;四是把它当作具有强大海军力量的某些国家的称谓，如译作“海权国家”、“海军强国”、“海洋国家”等。但这些用法，只不过是“海权”概念的延伸使用，并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马汉所使用的“海权”概念的本意。
马汉自发明“海权”概念始，就将其严格界定在“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这个本意上面。马汉在1886年1月写给海军军事学院的创始人卢斯少将的信中指出：“我已初步勾画出海军历史课程的轮廓，虽然还不够精确……但是，现在可以开始着手综合考虑海洋对人类的价值以及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的效果，反过来说，就是海洋对和平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影响。”这是马汉对“海权”概念的最初表述。马汉在《海权论》前言中再次明确地将“海权”定义为“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
可见，马汉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上，把传统的“海军力量”、“制海权”、“海上实力”、“海洋国家”等观念都包容其中，提出了内涵更深刻、外延更丰富、意义更广泛的“海权”概念。
马汉在《海权论》绪论中更加精辟地揭示了“海权”概念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国家间的竞争到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不均衡的海上贸易利益，或是采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的贸易，或是当这些都失败时，便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来尽力排除外国人的贸易。这种各不相让的夺取欲望，即或不能占有全部，至少也要占有大部贸易利益，和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了战争。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战争，其实施方法和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是否控制海洋所制约。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
这段话，是理解马汉“海权”概念基本内涵及其“海权论”思想体系的总纲。
第一，“海权”是一个重要历史因素或历史过程。“海权”不是孤立于历史而存在的抽象物，而是国家间(世界上所有的强国或重要国家都是海洋国或濒海国)在利用和控制海洋的竞争或斗争相联系的。由于国家间在利用和控制海洋的竞争或斗争的最高形式往往表现为战争，因而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与战争的历史特别是海战史相联系的。反过来说，“海权”成为国家间在利用和控制海洋方面的竞争或斗争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更突出地表现为战争史特别是海战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海权”的经济基础是指对海洋利用的权益，或简称为“经济海权”。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有四种形态：一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本能地利用海洋。如中国古代先民早就有“会同四海”的向往，利用海洋资源的实践，所谓“变乘桴以为舟楫，水物为之翔涌，沧海为之恬波”，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先民走向海洋和征服海洋的伟大尝试。二是在习惯法状态下，人类合理地利用海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人类把海洋视为最为广阔的交通和运输手段。众所公认，“海洋为公共财富，它是一片具有许多公路穿行其间为公共享用的大平原。所有国家对这一财富的所有方面都拥有共同权益”。三是在国际法规范下，人类合法地利用海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国际通航海峡、国际海底、公海等在内的海洋法律新秩序，为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提供了国际法的依据。四是在某些国家独霸海洋权益的特殊关系法下，或是实施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线垄断，或是限制他国海上贸易。如英国于1651年制定的旨在限制荷兰航海业的《航海条例》。
第三，“海权”的上层建筑是指对海洋控制的权势，或简称“军事海权”。享有海洋权益并不等于控制海洋，经济海权的基础需要军事海权加以保卫。当公认的习惯法和国际法失灵时，当独霸海洋权益的特殊关系法失败时，海洋权益的争夺必然导致冲突或战争。而冲突的解决和战争的结局，必然要借助于“军事海权”，即对海洋的有效控制。所谓“控制海洋”，并不是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对海洋自然力量的征服和对海洋自然环境的控制，而是指海洋的和平利用有赖于对海洋的军事控制。海洋控制(亦即制海权)有三种类型：一是绝对制海权，即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国家，在不受任何海上威胁的情况下，海军力量享有在海上行动的绝对自由权。一个海权国家只有使敌人海军力量完全失去自由活动的权力，才算获得绝对的制海权。其方法运用，或在海战中将敌人的海军力量全部歼灭，或通过封锁敌人的海军力量，使其失去行动自由。二是有效制海权，即占相对优势的海军国家，在其所受的威胁减少到最低限的情况下，海军力量享有行动的高度自由权，而敌人虽有“舰队存在”，但只能在极端危险下行动。三是争夺中的制海权，即敌对双方海军力量势均力敌，每一方都要冒相当大的危险才能行动，因此在有限区域内和有限时间内建立起有效控制才能实施作战，最后获得行动自由。在冲突和战争状态下，争夺制海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破坏或保护海上交通线。“海洋是大自然所造就的御用大道”，“是天然的伟大交通媒介”。由于海洋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在海上不可能建立起固定的防线，所以控制海上交通线，其实质就是通过海战，消除来自敌方的海上威胁，使自己获得在海上行动的自由，进而对敌方造成重大的海上威胁，限制敌人在海上行动的自由。
第四，“经济海权”与“军事海权”是不可分割的。“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则沿着最方便的航路前进。随之而来，军事控制又促进并保护着贸易。”“海权”的发展，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部分地控制海洋，而且包括和平时期的海上贸易和运输。马汉在总结欧洲列强争夺海洋霸权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虽然我们通常总是把海权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但是英国的海权不仅只在于其强大的海军。1688年，法国曾有过这样一支海军，但是，它像被火烤的树叶一样枯萎了。海权也不只是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之后几年，法国的贸易已相当可观，但是，最初的战争风暴，像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海军曾一度横扫荷兰贸易一样，摧毁了法国的海上贸易。由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再经过精心培育，英国超过其他各国获得了海权。”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都曾是海上强国，但它们均未使“经济海权”与“军事海权”得到协调发展，或片面地强调发展海运事业和海外贸易，或片面地强调发展海军规模，而英国则一直把发展庞大的海运事业和建立强大的海军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最有效地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目的，以致它能够击败一切对手，成了举世无双的海上强国。
第五，“狭义海权论”与“广义海权论”是有机联系的。在马汉战争与海权的关系》《美国海权利益的现在和未来》四部“海权论”系列著作中，“海权”概念特指“利用海洋的权益和控制海洋的权势”。因而在马汉所有论著中，凡是涉及到如何利用和控制海洋的经验和规律方面的内容，都属于“狭义海权论”的范畴。虽然马汉在系统推出4部“海权论”专著的同时，涉及到地缘战略、美国的新扩张主义等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晚年的著述中所涉及的许多方面范围超出了“海权论”的范畴，但由于马汉深受若米尼军事哲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出与美国军事理论中就事论事的历史传统明显不同的倾向，在几乎是所有的论著中都始终贯穿着“海权”这个核心概念，因为马汉把“海权”视为囊括一切和包罗万象的海洋世界运行体系的中心。他说：“人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是否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强大和繁荣都取决于海权呢? 当然不是。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只是用以积累财富的商品交换环节中的一环。但是它却是中心的环节，谁掌握了海权，就可强迫其他国家向其付特别税，并且历史似乎已经证明，它是使国家致富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马汉认为，“对海洋的控制和使用是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自然促成的”，因此就把涉及一切有益于使一个民族或国家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一切事情，把对海洋霸权生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的一切要素，都归结于“广义海权论”。
马汉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他所研究的战略，不仅限于军事战略，他所研究的海权不仅限于军事海权，而是“仔细研究一个依赖海洋强大起来的国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其强大的一般条件”。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在撰写本书时，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然而，马汉作为一个海军历史哲学家，他研究的重心始终在“军事海权”上面，他把海权的历史主要看做是一部军事史，因而他始终强调，“海军战略就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要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的海权”。
第一章 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
马汉运用大战略的眼光，把海权看做是一个由“生产、海运、殖民地贸易活动”三环节组成的动态系统，而这一动态系统要维持良性循环运转，还必须通过增加海上安全据点来保护。“这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海权运转的三环节以及海上军事保护之间的关系，往往在一个因发展海权而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历史和政策中得到体现。然而，一个国家能否通过发展海权而强大起来，主要是依据于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政府特征这些客观的自然条件。这六大客观要素，是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海权战略的基础。
第一，发展海权的国家地理位置要素。海权国家一般都处于优势的地理位置，“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而且“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必不可少的海上咽喉要道”。英国四周环海，扼英吉利海峡，其地理位置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北海和大西洋，而且还因为它还能够控制荷兰、德国、瑞典、丹麦和俄罗斯出入大西洋的交通要道。而与英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法国，虽然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但由于东西两个方向的海军力量被伊比利亚半岛所阻隔，只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联系起来，因而法国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可能与英国的海军力量相抗衡。又由于法国陆地边界历史上长期受到德国的重大威胁，法国还必须集中大量财力建设强大的陆军力量。这种地理位置使法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究竟把战略重点是放在发展“陆权”还是发展“海权”的“两难选择”上。
第二，发展海权的国家自然形态构成要素。海权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而这道边界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即为港口”。“而假如有这么一个国家，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难以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荷兰在历史上之所以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是因为荷兰作为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波罗的海诸国各大河流口岸的居中者，它几乎承揽了当时欧洲所有的海上中转贸易。
第三，发展海权的国家领土范围要素。海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并非泛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面积”，而是指“国家可用以发展海洋事业”而形成的领土结构。美国的国土面积虽没有俄罗斯那么辽阔，但美国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岸规模巨大并且拥有为数众多的港湾，使之成为强大海权国家的基本的自然要素，而俄罗斯面向两大洋的海岸远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其出海口更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俄罗斯发展海权存在着领土结构的先天不足。
第四，发展海权的国家人口数量要素。海权国家的人口，“并非仅仅指全国人口总数，而且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由于战前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远比不上北方，在战争期间一直无法建立起与北方相匹敌的海军力量。英国称霸世界海洋，不但在航海业方面及海军力量方面是最强大的，而且在“海洋性人口储备”方面也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因而“从事与海洋有关的职业群体”，一贯是海权国家的重要的自然条件。
第五，发展海权的国家民族性格要素。“如果海权真正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从事商业的习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对世界海洋进行瓜分，但它们的海权缺乏海上贸易的支撑，而仅仅热衷于从海外殖民地掠夺金银财宝，当它们面对荷兰和英国的强大海上贸易竞争时，就只能退居次要海洋强国的地位。“从广义上讲，民族特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海权的发展，这就是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相当多的殖民地。”英国人最具有为海外贸易而开拓殖民地的冒险精神，殖民地的成功开拓继而又对海外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
第六，发展海权的国家政府特征要素。海权国家的“政府特征”，是指政府采取的政策对海权影响的价值取向。在和平时期，“政府通过其政策鼓励发展海洋事业”;在战争年代，则运用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实现“制海权”，确保战争的胜利。荷兰海上贸易曾远远超过英国，但荷兰政府的政策特点却不利于海权的长期发展。荷兰是由七个省份组成的联合体，每个省都有各自的海军舰队，因而形不成统一的海军力量，这是荷兰在争夺海洋霸权中衰落的重要原因。英国在克伦威尔时代以前，海上霸权操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手中。克伦威尔执政后，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英国海军获得了生机和活力。从对加勒比海的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帝国的历程”。从此，英国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一直是依靠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实力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广泛的海外殖民地为基础来发展海权，维护其世界海洋霸权。
其余各章的观点精粹
1.“认识海洋史在国家兴衰史中的作用。”马汉在第2章总结近代欧洲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时认为：“海洋史是国家兴衰的一个历史因素。”他说：“如果忽视了与海洋史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将会产生一种，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相反的，歪曲其重要性的观点。”换句话说，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海洋史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视造成国家兴衰的海洋方面的原因。因为在近代史上，一些国家走向强盛，一些国家走向衰败，都往往与海洋密切相关，并且“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海洋霸权，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而这些强大的海权国家在世界海洋上的霸主地位的最终确立，也是因为它们“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才能迫使敌人的旗帜从海洋上消失”。
2.“海权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中心环节。”马汉在第5章总结英国建立海上帝国的历史经验时提问：“是否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的强大和繁荣都只取决于海权呢?”“当然不是。合理地使用和控制海洋，只是用以积累财富的商品交换环节中的一环，但是它却是中心的环节。”英国的海权发展是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自然地促进的，但由于英国掌握了海权，掌握了占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对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海上帝国至关重要”，甚至成为“决定欧洲历史的一种重要因素”。
3.“海权是英国建立世界殖民地帝国的强力工具。”马汉在第8章中，把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归功于强大的海权。他说，由于英国采取了“将其以海上力量获得的领地与其海上力量相结合为主导的方针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世界上主要海上交通干线，因而更加便利地在印度、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建立了稳定的广大的殖民帝国，以致于英国“在和平时期利用海洋获得财富，战争期间利用它的规模巨大的海军、依靠它的大批的生活在海上或靠海洋生活的臣民，并利用它的众多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作战基地来控制海洋”。
自从《海权论》出版后，无论是马汉的崇拜者和拥护者，还是他的反对者和妒忌者，几乎没有一个论述海军历史问题的作者不参考马汉著作的。所有著名的论述海军问题的作者都研究马汉，因为马汉“海权论”的观点成了人们论述海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曾发表评论指出：“马汉上校孕育着的海权概念，高明地说明了海权对不列颠诸岛的历史影响，可以永远地说，马汉在研究海军历史方面有革命性的影响，就类似哥白尼对天文学领域的影响一样。哥白尼教导人们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他先前时代人们所认为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至于马汉呢?第一次表明了‘海权’是另一个运动系统的中心。”
马汉的“海权论”在他所处的时代起过强烈的震撼作用，“海权论”成为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各大国海军发展和海军战略的理论基础。马汉去世时，法国巴黎的《费加罗报》发表社论指出：“马汉终生都在修改他所生活时代的历史;他使所有伟大国家的政府对海军有了革命性的认识;他的基本准则传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因为他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战略学大师，是他召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