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美国前国务卿，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原籍非美国的国务院首脑。他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附近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随全家迁居美国，在纽约的乔治·华盛顿高级中学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式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1943年加入美军并奔赴欧洲的德国战场。1947年9月退役，获一枚铜质勋章和两个奖状。1947年秋，他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1950年以“最佳成绩”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继续在哈佛深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任教，1957年任讲师，1959年升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在此期间，他除参加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计划外，还先后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两党四届政府的军事和外交部门担456+任各种顾问。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1973年任美国国务卿，是尼克松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助手，对70年代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改善起过重要作用。曾先后于1973年和1977年分别获诺贝尔和平奖和自由勋章。其后，担任了乔治敦大学教授、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戈德曼·萨克斯公司顾问等职。
基辛格的主要著作有《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1964)、《麻烦的伙伴关系：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估价》(1965)、《美国外交政策》(1969)、《白宫岁月》(1980)、《大外交》(1994)等。其中，《选择的必要》是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下写成的，1961年由美国哈泼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共8章，约28万字。
第一章 选择的必要
这一章着重说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要想保持自己的强势地位，就必须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作出必要的选择，并同时做许多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事情。基辛格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每一个转折点上，美国都直接地和迫切地面临必须作出选择的问题。当前的挑战是，美国不能再经受像过去15年所表现的地位的下降。如今，美国生存的机会已经危险地缩小了，它的原子垄断业已告终，共产主义在其周围地区到处野心勃勃地向前推进，甚至美国的盟国也对其领导地位发生怀疑。美国不再是万能的和不可摧毁的。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情况，即每一项成就包含如此之多导致自己失败的种子，或者每一次前进含有这么大的形成路障的威胁。在60年代，许多原先能够加以选择的事情已不存在，许多较小的问题已变成酝酿成熟的危机。对于这种状况，基辛格认为，美国在改善国内情况和应付外来威胁之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美国必须有决心来面对一种互相矛盾的情况，即既必须致力于军事力量，又致力于军备控制;既致力于安全，同时也致力于谈判;既要援助新兴国家走向自由和自尊，又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接受他们的看法。基辛格说：“如果我们不能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将不能做其中任何一件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我们是否能克服这些情况，将不仅是对我们生存能力的考验，而且将成为我们是否值得生存下去的尺度。”
第二章 威慑的困境
这一章分析了战略威慑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如何使威慑有效的基本条件。基辛格认为，在核时代，战争已失去了其传统的意义，战争的爆发越来越被认为是人类不幸的灾难，今后任何军事组织是否适当，都将根据它有无维护和平的能力来鉴别。因此，军事政策的成败主要是决定于心理上的标准。就威慑而言，它主要以对核技术发展的意义所作的猜测为依据，可以单纯由于对方对现有的资料作出不同解释而不起作用，表面上的虚弱和实际上的虚弱将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可靠的威慑需具备3个要素，即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和潜在的侵略者估计到这两点。如果有一种因素不存在，威慑就不起作用。实力不论如何强大，如果没有诉诸实力的意愿，它也没有用处。如果侵略者不相信既有力量又有使用力量的意愿，它也不会起作用。对威慑战略的具体要求是：1.保持一支不易受到损害的报复力量，这是威慑的先决条件;2.如果威慑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定，应采取提高防御能力而不是进攻能力的办法使报复力量不易受到损害;3.威慑战略要适应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略关系的变化，而不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在威慑力量的规划方面，基辛格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1.在纯粹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之间存在许多其他选择;2.在规划报复力量时，要注意双方报复力量易受损害的程度和选择打击目标的情况;3.必须从两种威胁，即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危险去考虑报复力量的效用。在双方都不易于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要使威慑有效，应具备四个条件：1.实行威慑的威胁必须为人相信，不致被认为是一种虚声恫吓;2.潜在的侵略者必须了解有抵抗攻击或压力的决心;3.对方必须以可以预料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自我利益;4.潜在的侵略者在权衡自我利益时必须作出“威慑者”要他作出的结论，即由于侵略而受到的惩罚必须大于侵略的好处。但是在双方都不易于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这些条件越来越难用进行全面战争的威胁来实现。
第三章 有限战争——重新评价
在这一章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有限战争的作用和进行有限战争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基辛格认为，由于全面战争的后果越来越可怕，依靠全面战争也就越来越荒谬。大规模报复的后果不是导致投降，就是导致一场灾难性战争。所以，为了使外交和战略具有灵活性，必须在投降和大战之间划分出尽可能多的阶段，既要有不易受损害的报复力量，又要有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威慑不仅取决于对侵略的报复的程度，而且也取决于进行报复的可能。有限战争战略不是要通过发出造成破坏的威胁来实现威慑作用，而是要通过使侵略者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的可能来实现威慑作用。因此，有限战争战略的目的是首先加强威慑，其次是在威慑不起作用的时候，当报复力量还没有自动地出动之前，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有限战争并不比和平好，但是要比投降或全面战争好些。
基辛格指出，有限战争战略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是进行有限战争的力量必须能够防止潜在的侵略者造成既成事实;二是进行有限战争的力量必须可以使侵略者相信，使用这种力量虽然增加了全面战争发生的危险，但是并不必然是全面战争的前奏;三是必须有一种外交工作和这种力量配合，这种外交工作能够表明全面战争不是惟一的对付侵略的办法，以及有一种进行谈判的愿望，以期达成无条件投降以外的其他解决办法。
基辛格分析了有限战争的多种形式，认为有限战略战争和逐步加强的报复都是以报复力量可以用于全面战争以外的其他目的为基础。有限战略战争企图用通常是全面战争的前奏的措施抵抗侵略，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一定要进行摊牌。它争取军事上的优势，但不发动全面攻击。逐步加强的报复并不是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优势而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它的目的在于对侵略者造成足够的损害，使之停止侵略，但不破坏它的报复力量。与有限战略战争相比，逐步加强的报复所引起的进行报复的军事动机可能小些，但是心理上的压力却较大。这二者可以说各有利弊，但不论考虑何种情况，有限制地使用报复力量最可能产生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进行全面战争。间接报复战略可以避免许多由于有限地使用报复力量而引起的危险，它可能由于强调有可能被人相信的威胁而加强威慑。但间接报复的绝大部分措施所受限制太多，并且它们对当前局势的影响要经过较长时期才能发生作用。完全以间接报复为基础的战略必然导致失败。游击战争有助于其他方式的抵抗，但不能以此取代其他方式的抵抗。局部防御是必不可少的，应加强这种能力。基辛格认为，有限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做两手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西方如果仅仅依靠核战略，就很难经得起讹诈;常规力量可以增加外交和战略的灵活性，西方必须大力加强常规防御能力;但常规防御能力只是有限战争的一种补充，不能取代后者，完全依靠常规武器等于自杀。
第四章 美国和欧洲
这一章对北约在欧洲的防务和军备控制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一个北大西洋共同体的出现，对西方具有决定意义。基辛格认为，西方联盟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是由于不能制订一个共同战略。在欧洲，几乎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取决于“在导弹时代，全面战争对欧洲防务的意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其建立后的头十年内，由于一直依靠全面战争的战略，因此大陆盟国一直不愿在防务方面作出贡献。而要想通过进行全面战争的威胁确保欧洲的安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报复力量足以强大到在先下手攻击时赢得全面战争;二是这种报复手段必须是不易受到损害的，即使遭受突然袭击，它仍能造成苏联认为无法忍受的损害。但是，在双方都不易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这种战略越来越无济于事。北约不能再仅仅依靠进行全面战争来保卫西欧，那种战略不是导致屈服于苏联的讹诈，就是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加强西欧当地的防御力量是必要的。基辛格对欧洲的安全问题做了如下总结：1.苏联能够从它自己的领土威胁整个欧洲，因此对于苏联的安全来说，联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2.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力单独抵挡苏联的压力，因此安全同团结一致是不可分的。3.全面战争威胁正在失去它的可信性和战略意义。4.因此，不能单独由北美来保卫欧洲，因为侵略者所发出的威胁可能不值得进行全面报复;而且也不能指望一个国家为了保卫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而进行自杀。因此，为了增加美国能够选择的范围，并且为了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政策同它准备实行的战略取得一致，有必要在欧洲建立局部性的威慑力量。配置在欧洲的导弹的首要作用不是在报复战略方面，而是在局部防御方面。在这些导弹的设计上，准确性特别是机动性是首要的条件。
基辛格还指出，只要考虑到欧洲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德国的前途问题。至少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期里，德国的安排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一直起很大的破坏作用，它似乎不是引起其邻国对它抱有野心，就是威胁其邻国的安全。保持德国作为西方集团的一个甘心情愿的成员，不仅对德国的前途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的和平更为重要。西方明智的政策将是努力使苏联被迫承担造成德国分裂的责任。不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何，不论人们对于重新横行霸道的德国所怀有的可理解的恐惧心理如何，西欧和美国都必须努力使自己摆脱对过去的记忆的控制，主张统一德国。
关于欧洲的军备控制，基辛格认为，制订一个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负责的计划所必须根据的标准是这个计划应以增进所有各方的安全为目的。苏联提出的关于它自己的安全的要求不能成为惟一因素。欧洲的军备控制问题应从以下两种假定情况来考虑：1.假定欧洲大陆继续处于分裂状态。2.假定有一个统一的德国。一个比较广泛的计划将是把统一的德国的东部作为欧洲控制制度的分界线。基辛格反对德国中立化的主张，认为德国中立化的结果就是欧洲一体化的终结。在一个发生各种大革命的时代，西方政策的目标应是争取实现一个北大西洋共同体，这是对于西方最具决定意义的任务。
第五章 论谈判
这一章对杜勒斯指导下的遏制理论的实践进行了批评，提出战略的制定和外交谈判要紧密相联。基辛格认为，造成当前紧张局势的基本原因有四个：1.现代武器的破坏力;2.当前力量的两极集中;3.冲突的性质;4.西方各国特有的尤其是美国特有的态度。这些也是难以进行外交谈判的原因。由于美国距离战场很远，又不易受到损害，因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就产生了一些机械的同时又是绝对主义的观念，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政策的独立的和相继出现的阶段。战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策——遏制政策——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遏制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在同苏联进行任何认真的谈判以前必须大力重新建设西方的实力，在共产主义国家感到在它们边缘的四周碰到占优势的实力之前，会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种观念在战后初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遏制的理论在杜勒斯指导下加以运用时，原来被当作是政策的条件的东西——安全而不受侵略——似乎成为政策的惟一目标。由于有了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武器和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思想开始得势，实力地位在按照遏制政策的理论恰好应该导致有结果的谈判的时候，西方世界的人开始动摇了。因为实力是这样难以捉摸的东西，而冷战还在继续。由于战略和外交脱节，两者的作用都减小了。在巴黎最高级会议失败以后，有人把冷战继续归咎于个人外交。但基辛格认为，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谈判的计划和对手没有明确的认识。
第六章 军备控制的各种问题
这一章说明军备控制是必要的，但要使裁军计划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关注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要注意对新武器的控制问题。基辛格指出，由于有了现代技术，武器本身就是一种造成紧张局势的因素。军备竞赛在任何方面都比对遭到突然袭击的恐惧更易于造成不安全的感觉。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意味着发生意外的危险越来越大。因此，军备控制就有了无可争辩的重要意义。基辛格的主要观点如下：1.任何军备控制计划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消除引起进行有意识的攻击的因素，它的先决条件是双方都应努力发展不易受到损害的报复力量。2.由于不易受到损害是一种相对名词，因此军备控制措施的主要目的必须是尽可能加强防卫一方的相对地位。3.均势的目标应该是确保在协定被推翻的情况下，威慑仍然不会失去其作用。4.除了议定的计划外，或者甚至在没有这些计划的情形下，双方都可以采取能加强局势稳定性的单方面措施。5.全面裁军的控制计划应该包括六大类的视察：一是对控制计划允许保留供维持国内安全之用的武器储存的视察;二是对军事设施的视察;三是对技术发展情况，特别是导弹和核方面的发展情况的视察;四是对导弹试验和核试验的视察;五是对生产设备的视察;六是对有关政府的财政、预算和采购文件的视察。6.国际警察部队不会是结束紧张局势的原因，而是紧张局势结束的结果。7.必须把准备军事组织和可以动员的后备军人包括在防止局部侵略的任何控制计划之内。8.军备控制谈判中最使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所谓“第X个国家问题”，即核武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拥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三种方法：一是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达成协议，不制造或取得任何核武器，并且规定适当的控制计划;二是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不把它们所有的核武器给其他国家和不在技术上帮助第X个国家，协议也规定适当的控制办法;三是上述两种措施综合使用。综合上述观点，基辛格对军备控制问题提出了三条结论：1.在制订军备控制计划时，应该明确了解，随着技术的迅速变化，这些计划也会很快地成为陈旧过时的。因此，这些计划必须有一种内在的适应新的情况和进行审查的办法。2.很少有普遍适用的军备控制计划，因此必须准备应付如下情况.即在一定技术情况下非常可取的建议，当财政变化时，也许要用相反的政策来代替。3.在任何武器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过了这一时刻，军备控制就成为不可能的，或至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因此，对新武器的控制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人们还不很了解武器新发展的含义时就努力解决控制军备问题。
第七章 政治演变：西方、共产主义和新兴国家
在这一章，基辛格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政治演变和共产主义。基辛格认为，在西方非常流行的关于演变的理论是不可取的。虽然赫鲁晓夫的俄国是一个与斯大林的俄国不同的“繁荣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它将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民主制度。这是因为，首先，工业化非但没有产生民主制度，而且可能消除发展民主的经济因素，因为任何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没有民主制度的初步基础的国家都不会从工业发展中得到发展民主的推动力。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工业化之后和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同民主制度的兴起之间的联系只是在于19世纪时人们把政治自由看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那时，民主理论表达了社会最积极的成员要求参加制订他们的福利的规则的愿望，民主制度的着重点是功利主义的，发展民主制度的经济原因同自由的道德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在封建地主阶级不反对工业化而且促进工业化的地方，由于当政府不是妨碍经济发展而是有计划地鼓励经济发展时，社会中比较有进取心的人不会反对现行制度，而是支持这种制度，这样，要求民主制度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其次，工业化过程也没有促进关于政治自由的观念。工业组织是以职能专业化为基础的，工业企业有一种很发达的等级思想。虽然最聪明的工业家总是最先实行高工资制并竭力刺激消费，但他们的动机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尊严而是相信开明的社会政策是增加生产的最好手段。工业家在自己的经验中，不会发现有任何情况可能引起对家长制专制主义的反抗。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经理集团不仅拥有经济上的制裁力量，而且拥有政治上的制裁力量，取消私有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工业家的作用。第三，由于经常把最有才能的人收罗到自己的队伍里，共产党统治集团使任何反对派不能有潜在的领导人物。基于以上原因，基辛格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发生演变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转变的性质是不能预定的，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像后代的人所看到的那样顺利或者方向那样明确。因此，有许多事是决定于演变过程的起点怎样和进行选择的标准。2.对演变过程的重新考虑。基辛格指出，研究演变问题的历史学家只研究起作用的因素以及那些对演变起明显作用的因素，但没有方法知道在参加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即决定成功或失败的选择因素。有许多试验之所以失败，可能不是因为它们不代表进步或历史，而是因为它们出现过早。事实上，演变的过程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它的起点、鼓舞参加者的信念(表现为选择的标准)以及环境的压力。就目前而言，共产主义并不具备发生演变的条件。3.演变和新兴国家。基辛格指出，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控制的人接受对他们行使权力的限制。从历史上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四个因素，即技术上不能胜任、传统、法律制度和认为政治无关重要的信念，而新兴国家缺乏这四个因素。因此，这些国家自己很难走向民主，美国必须对它们进行援助。基辛格认为，对各国的援助计划，应采取更集中的使用资源的办法，使某一个国家成为其所在地区的范例。在进行经济援助时，必须有附带条件，受援国不能要求援助是毫无目的的。美国在进行援助时，要对新兴国家的政治结构采取认真的态度，因为没有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结构将决定有关国家的前途。4.新兴国家和国际关系。基辛格指出，美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世界的主要地区中，建设性的计划和防御力量大部分是依靠美国的。对新兴国家的同情、谅解和援助绝不可同把全部政策和它们的步调配合起来这件事混为一谈。推崇不结盟政策会使自由在一切地方都注定要失败。美国是自由世界中最强大和最团结的国家，有义务来引导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它。如果美国一贯处于守势并且行为反复无常，则只会使新兴国家相信，不管它们对个别措施的想法如何，美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改变态度甚至比改变政策更重要，因为人们最后将根据美国的行为的目的性和信念，而不是其论点的巧妙来判断。
第八章 政策制订人和知识分子
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策制定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基辛格指出，美国的政策之所以不肯定，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如下情况的结合：政府内外最重要人物的生活作风所产生的不进行深思熟虑的习惯，相信行政程序，对政策采取漫谈的态度。知识分子虽被重视，但由于许多组织经常要求他们提出意见，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久就感到负担很重，以致他们生活的紧张情况和请他们当顾问的行政负责人员没有什么不同，因而不能提出对远景的看法。他们所受到的各种压力都要使他们保持他们赖以获得名望的那种表现。而且，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也是由政策制订人决定的，他决定该向谁请教，规定“专家的条件”。实际上，政策制订人不是希望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什么意见，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虽然知识分子参加制订政策工作的程度差不多是前所未有的，结果却不一定对他有好处，也不一定对约请他的官员充分有利。但知识分子还是不应拒绝参与制订政策的工作，否则一定会使领导集团因缺乏真才实学而使社会停滞不前。但是，在进行合作时，知识分子要对两方面效忠，他既要忠于雇用他的组织，也要忠于超越官僚机关的框框以外的成为他的基本推动力量的信念。知识分子对行政工作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独立地位，他的任务之一是要设法使照例行事不致成为目的。而一个官僚机关如果要维持一项政策而不使政策陷于瘫痪，它必须使“通常”的事件能够按照常规也就是按照事先为某种一定可能发生的情况所规定的程序来处理，这样就可以把精力腾出来对付那些意外的事件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同时，它还必须勇于革新创造，因为当意外的范围变得非常大的时候，官僚机关的常规惯例就不适合于最后总要应付的任务，每一个问题都成为特殊问题。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一度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都可能变成执行有效政策的障碍。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是它能不能在最坏的事情发生以前发挥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
作为《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的姐妹篇，《选择的必要》被称为“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纲领性著作”，并被定为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的“必读书”。据说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把它作为自己案头常备的八本书之一，在他制定外交和军事政策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基辛格本人也因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声名大噪，进入了美国政策决策圈，担任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务卿等政府高官，在美国外交事务和国际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享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The Necessary for Choice),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