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煦(Ferdinald Foch，1851～1929)是法国陆军元帅，军事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51年10月2日生于法国南部的塔布市，1873年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后参军。1885年考入巴黎高等军事学院，两年后毕业，到参谋部任职。1895年又人高等军事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战略课。1908年以准将军衔任院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1911年任师长，1912年任军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煦历任第9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功卓著。特别是在马恩河战役中，他力排众议，率军以反击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气势汹汹的德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使危在旦夕的巴黎转危为安，被法国舆论界誉为“欧洲第一军事家”。战争期间，协约国联军一度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互不协调，而被德军各个击破。血的教训使协约国首脑认识到了福煦所主张的建立统一的联军统帅部的重要性。1918年4月，福煦被指定为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英、法、美等国的军队，对德军发起总攻。在联军的强大攻势下，德军防线全面崩溃，被迫于11月7日向联军投降。福煦为协约国战胜同盟国做出了重大贡献。1918年8月，他获得法国元帅军衔。战后，福煦出席了巴黎和会，任法国代表团首席军事顾问，主张扩张法国领土。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积极策划武装干涉苏俄。他曾获得英国元帅和波兰元帅称号，并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20日，福煦在巴黎病逝，安葬在圣路易教堂拿破仑一世的墓旁。他著有《战争指导》《作战原则》《论交战前的机动》和《1914～1918年战争回忆录》等。
《作战原则》又译《战争原则》，是福煦早年在军事学院讲课时讲稿的汇编，也是他军事理论的代表作。这部书没有全面阐述军事理论，而是将笔墨集中在如何指挥大规模军队作战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对作战指挥的一些关键性环节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一贯强调要研究战争活动本身，从中得出结论，建立战争理论体系。从《作战原则》一书来看，福煦显然极力体现了自己这一主张，在各章中都以大量的篇幅仔细分析战例，探讨作战双方胜负的原因，从中汲取战争艺术营养。
全书共12章，约27万字。作者虽然没有就这12章的相互联系做进一步的说明，但从其内容看，大致还是可以分成几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论教授战争”、第二章“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这是因为《作战原则》最初作为一部军校讲义，首先要本着为学员们答疑解惑的目的，说明军事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也有自己的理论和原则，可以通过讲授的方式教给学员，同时也要对这门课程的全部讲授内容进行整体上的概括。接下来的第三章“节约兵力”、第四章“智力纪律——作为服从的一种机制的行动自由”可以被看做是第二部分。它集中讨论了作战中的节约兵力原则和行动自由原则。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警戒勤务”、第六章“前卫”、第七章“纳霍德会战中的前卫”、第八章“战略奇袭”、第九章“战略警戒”。这部分内容是对以往将领们不太注意的作战指挥的一些问题，如战略或战术层次上的警戒、前卫、战略奇袭做了深入的剖析，总结出一些作战指挥时不可忽视的基本原则。最后一部分包括第十章“会战：决定性攻击”、第十一章“会战：一个历史上的战例”、第十二章“现代会战”、集中研究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军事家和将领们最感兴趣的会战理论。
战争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有自己的理论与原则
福煦在全书的第一章中，首先提出了“战争可否教授? 它的本性能否容许被传授”的问题，即怎样用学习这种以冷静、条理、思索、探讨、推论为前提的功能去获取战争这种利用突然袭击、利用武力所具有的属性在无法预测的和危险的气氛中发挥作用、去制造恐怖的功能。福煦认为，影响战争结局的因素多得不可胜数，战争结局是所有变数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变数可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无法用数量明显准确地估算的精神因素，包括部队的素质，指挥官的素质、决心、热情等等;二是物质因素，包括装备、补给、地形、优势兵力等。他认为把战败只看做纯物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把精神因素列为影响战争的原因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一方面把无论从指挥还是从执行方面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即能激发主体的生气并赋予它生命的人以及人的精神、智力和体力上的本能和本领撇在一边，另一方面把战争看成了精密的科学，忘了其真正实质是如若米尼所说的“可怖而热情的戏剧”。这些错误认识在教学中导致了两种极端的做法，一是只注重课题的物质方面，而对人的活动的部分加以玄妙的处理，这必然走向拜物主义或宿命论，轻视工作热情，误信智力修养无用，导致某种程度的思想懒惰;二是只强调以实战教育军人，这必然导致不能为下次战争的初期战斗作好准备。福煦认为，为了能进行战争，即使是了解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在智力上充分武装自己。上述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应当建立全新的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既不能全部依靠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因为物质因素不能反映战争全貌)，也不能同时依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因为后者必然变化，无法确切地把握。新的体系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也就是说，为了理解战争所呈现的各种形态，应力求一个接一个地把握事实，尽可能细致地观察，把自己置身于实事产生的环境之中，思考当事者应当解决的问题，进而研究他们各自应克服的困难及其克服困难的方法，以及他们定下决心及其可能取得的成绩。福煦还引用了俄国将军德拉戈米罗夫以及拿破仑、劳埃德、比绍、若米尼等人的论述来说明战争理论的存在及其特性。其结论是：军事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具有自己的理论与原则，但这些原则应当根据每一特殊情况灵活运用。对战争，只有一种考察方法，即客观的方法。为此，就要求学员做好三件事：一是要掌握一定数量的真理，为此要有思想自由，不能有偏见或固执己见;二是要把真理应用于特定的场合，这些场合依次是图纸、实地和战场;三是要能自动地本能地应用这些真理，要把真理化为身体的一部分。
现代战争是全民的战争
福煦指出，要研究和讲述战争，首先必须确定战争的一般性质，特别是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战术的基础。而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具体情况，其中最明显的因素是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时代。由此产生了涉及军事的特定条件，包括独特的征集兵员、教育训练和构筑工事的样式，以及独特的战争观念，也由此产生独特的对战争的研究和准备。福煦认为，战争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时时变化，不能逃避进化的法则。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哲学、社会和政治的革命，也是军事革命，它带来了一个全民战争的新时代。这类战争吸收国家的全部资源投入战斗，其目的不是为王朝利益而战，不是为了征服一州一府，而是首先为了维护和推广一种哲学观念，其次是维护和推广独立、统一和各种非物质利益。它把每个个人的利益和命运都押在革命的结局上，由此产生了热情，构成了力量，这是前人从未开拓过的领域。
福煦认为，现代战争之所以成为全民的，一是因为它是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的手段;二是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战争;三是其目的在于为本国获得经济好处和有利的通商条约，战争成为国家获得财富的手段。福煦指出，民族利己主义产生只考虑本身利益的政治和战争，使战争变成满足国家日益滋长的贪欲的工具。为此，这些国家越来越把人民的热情引向战斗，越来越过分地“喂养”战争，包括使用这个国家的人力和全部资源，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景象。国家同个人一样，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毁损名誉，宁可孤注一掷，也不愿承认失败，战败则一切随之毁灭，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现代战争的精神动力是，为达成战争目的，必须走到尽头。战败的一方若不被剥夺一切反抗的手段，他决不会低头。因此，必须把目标定为摧毁敌方所有的反抗手段。这样，19世纪的战争就呈现出以下特点：国家的战争;比数量的战争;进程猛烈而迅速的战争。战争产生的原因以及战争特点的形成都来自于政治思想、思想感情、战争爆发时的国际关系。军人只有研究了这些问题，才能确定应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以及他争取的后果价值有多大。所以，现代战争只考虑力图消灭敌人的论点，即实施会战，以武力打击敌人，从物质和精神上摧垮敌人的军队，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福煦还指出，在作战中，应坚持准备、集中和冲力三个法则。他认为现代战争中战前准备比过去更为重要，应进一步做好;集中是把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动员起来，即使不能动员全部，也应以大部作为突击集团;冲力是伴随运动观念而生的，运动将主宰战略和战术。对于正在运动中的未查明的敌人，首先要发现他，侦察他，迟滞他或者“钉死”他，以便随后打击他。
节约兵力原则与行动自由原则
福煦指出，实施决定性攻击的会战，并非每处都以同样数量的兵力兵器进行，而是力求实施最具攻势和决定性的战役，获取决定性的战果。为此，必须采取节约兵力的原则。节约兵力的原则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把所有资源倾注于某一时机、某一地点，在此处使用全部兵力，使部队相互一直保持联系，而不是彼此分割;二是在达成既定目的后，再按第一个方法重新部署部队，便于再次集中，再夺取新的单一的目标;三是逐次增加兵力的重压，以摧毁可能遇到的抵抗，为此要使用系统化的手段组织兵力。这项原则的必要性在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才被认识到，因为全民战争需要处理大量兵员。福煦通过引用杜莫里埃的回忆录，说明了卡尔诺对于这条作战原则的贡献。福煦指出，在瓦梯尼之战中，卡尔诺即初次提出了以优势兵力向战线某一点实施攻击的思想，他命令儒尔当投入所有兵力兵器达到主要目的，以最小兵力作为掩护和警戒支队，这就是执行范围内的节约兵力的原则。运用节约兵力的原则，就能完全满足殊死作战的理论的要求，也能使部队发挥最大的效能，并能以军队的主力作战使敌人一蹶不振。在这一章，福煦通过大量战例具体讲述了节约兵力的原则。
研究节约兵力原则必然会派生的另一个原理就是行动自由的原则。福煦指出，以协同动作为目的、尽可能调动最大兵力参加的作战集团的运用，是现代战争的出发点。协同动作和兵力统一意味着与独立行动、孤立行动或逐次行动等会导致兵力分散的行动完全相反。因此，作为整个军队组成部分的任何部队，无论其愿意向何地派遣或意欲何时到达，显然都无自由可言。纪律就是军队的力量。军队的编成与指挥，首先要着眼于服从。但是在战争中，在身处危境，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和莫测的威胁以及体力紧张的同时，既要正视敌人又要无视敌人而服从上级是困难的事。随着兵力的增大，时间、空间及下属部队的行程也随之增大，困难也增加。于是，就狭义而言，最高指挥丧失了某些准确性。它可能仍能确定其目标，但再也不能确定达成目标的方法与手段。除非每支部队明确地知道它应达成的单一目标，并保留为达成这一目标而具有的行动自由，否则许多分散于各地的部队难以准时到达位置。换言之，为达成作战目标，第一条件就是“智力纪律”，即由指挥官指明和为各部属规定所欲达成的战果，第二条件是“智力的、积极的纪律，或叫主动性”，即在预定方向作战时应具有的行动权利和行动能力。所以，一个指挥官不仅是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做到服从，能透彻了解上级意图并结合实际情况行动的人。积极服从是对主动性和独立小集团战术提出经常要求的必然结果。
警戒、前卫与战略奇袭
福煦通过1870年8月4日法军第5军的态势分析，对广义的警戒进行了说明，并且说明了警戒勤务在敌军来临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为了完成任务它应采取的战术和态势。他指出，大部队的侧卫的战术在于不断机动之中。快速机动的部队旨在占领固定的据点，并利用这些一度占领的据点。这就是“固定侧卫”这个军事用语的涵义。
福煦还指出，警戒指的是安全地、有把握地或比较有把握地执行许多确定无误的计划的可能性，其中每个计划必须事先很好地限定在每一个特殊的情况里，以便与那些计划有关的警戒勤务能圆满地达到它的目的。警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单独就能做到两点，一是避免遭受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即有安全感;二是避免盲目行动的可能性，即能够安全地行动。保证一个大部队战术警戒的机构是前卫，这一般是指为了使主力能执行规定的行动或按照命令行动而在主力的侧翼和前后派出一个支队，它为了主力的利益无论如何都要使用自己的抵抗力量。而且，由于那个行动、那些命令不断地改变，前卫的行动和它采用的战术都取决于每个特定情况下掩护行动的特点，以及前卫行动时其所处的环境。前卫用自己的实体警戒(前哨)掩护自己，这些前哨在受到主力派遣的部队或多或少的支援以后，有能力保障大部队的实体警戒。警戒以时间、空间和部队的抵抗力量为根据，它必须做到：1.提供关于预定攻击的据点的情报;2.保证把主力带来，并面对面地展开在选定的目标前;3.在实施准备性战斗时掩护主力。
在对通常的前卫行动进行分析之后，福煦又在第七章中以纳霍德会战为例说明了前卫的职能在特殊环境和特殊场合会导致的行动。他对这场会战总结如下：1.技术水平不如奥军骑兵的普军之所以能自始至终地参加战斗，在于他们懂得如何在战斗中完成自己的任务，怎样根据前卫的战术作战。2.在决定会战的结局方面，炮兵战斗不比骑兵战斗更具有决定性价值。3.任何部队要发起进攻，必须在敌人可能前来的方向上得到掩护。担任这一任务的部队必须在进攻部队的翼侧占领那些敌人可能由此突然进行火力袭击的地点，并查明及抗击一定会发生的敌人的反冲击。4.防御是依靠组织和占领支撑点所提供的抵抗手段来挫败进攻，以及用反冲击手段猛烈前进来歼灭敌人。放弃反冲击等于回到消极防御，而消极防御排除了决战可能，常常带来灾难。5.防御部队的数量要尽可能少，而用于反冲击的部队要尽可能强大，它进入战斗时要组织防备敌人可能突然袭击的警戒勤务。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留部分兵力用于反冲击。6.由这次会战可发现两条主宰现代战术的原则：一是一旦实施进攻，必须击中要害;二是对防御必须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援。这是最节约的政策，这两条原则在实践中必须占首要地位。7.假如火力指挥得当的话，可以用消耗较少但易于提供大量弹药的方法来保证取得相当大的效果。
福煦指出，警戒以其独特的方式主宰着战术，以无可否认的方式控制着部队的行动，它是考虑战略布置时要最先考虑的因素。没有战略警戒，就会出现战略奇袭，即我方尚未处于迎击来敌的有利地位时敌方向我方进攻的可能性和敌方阻挠我方尚未受到充分掩护的集中的可能性。福煦通过讨论战例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论证，并得出两条结论：1.在战略问题上，如同在其它任何问题上一样，黑暗中的一跃是同理智行动相反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用想像的产物、用仅仅是种种假设来取代必须永远孜孜以求的真正事实。合理机动只能建基于事实之上。2.在任何情况中，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上，一个人在没有摸清楚一旦需要的时候能将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时，就绝对不能进行会导致兵力分散的机动。因此，战略警戒勤务的必要性就变得十分明显。要有一支前卫，既能通报情况，又能掩护主力。
福煦还通过讨论1809年在匈牙利的意大利军团所进行的战争初期的战例，通过拿破仑向欧仁亲王的解释和分析来说明如何既安全又可靠地实施战略机动。其中福煦讲到了撤退中的前卫要记住双重任务，即密切观察敌人，并尽量迟滞敌人前进。部队挡回或迟滞敌人前进的方法有三种：1.迫使敌人小心翼翼，为此要强迫他放慢前进速度;2.尽量小心谨慎地在原地延长抵抗，但永远不能过分;3.尽可能慢地撤退。他还指出，对于一支为了掩护主力机动而撤退的前卫来说，以及对一支为了查明和抓住敌人的前卫来说，一支由炮兵和步兵支援的强大的骑兵部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各兵种的比例应根据前卫所要达到的距离而有所不同。距离短的，要增加抵抗力量(即步兵和炮兵)，减少骑兵，因为来自很远地方的情报几乎是没有什么用的，同时能获取的空间也几乎不允许实施什么撤退行动。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是被迫应战。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一旦敌人上来了，如果机动准备妥当，军队集结完毕，会战就应开始。那时，前卫应受到能够经受持续行动的部队的增援(即炮兵集团)。在这种初步部署提供的掩护下，会战就此开始。
会战：决定性攻击
福煦指出，在现代战争中，为了达到把我方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的最终目的，只能运用一种方法，即摧毁敌军有组织的力量。这种摧毁由会战来承担和准备，即用会战打垮敌人，瓦解敌方的指挥、纪律、战术联系以及作为一支力量的军队，进而获得胜利。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福煦指出，首先要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即要想达到会战既是战略行动的合理目的，又是战术的有效方法的双重目标，会战就决不能仅仅是防御性的。防御性的会战确实能成功地抑制住前进的敌军，阻止敌军达到直接的目标，但其结果完全是消极的，永远不会造成敌军的毁灭。这种会战无论指挥得怎样好，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被征服者。纯防御性的会战是一场决斗者之一只是回避的决斗，一个人这样做，不可能成功地击败敌人。所以任何防御性会战必须以进攻性行动作结束，以猛烈冲击作结束，以成功的反攻作结束，否则的话，就没有结果。福煦说，在战术上，行动是战争的主宰性规律，在所有的过失中，只有一种是极不光彩的，那就是不行动。因此应该从一开始就组织进攻，其余一切均属次要的，必须从进攻可能产生优势这一观点来考虑问题。其次，对于究竟是什么决定战果，是什么提供胜利的问题，福煦说，是战术、命令和机动。他认为指挥官的影响、指导思想的影响是具有相当分量的决定性因素。他还特别强调精神在战争中的头等重要性，指出战争等于精神力量较量，胜利等于胜利者的精神优势、被消灭者的士气瓦解，会战等于两种意志的斗争。他认为指挥官对于一支渴望征服的军队来说是首要的因素，指挥官个人行动的效果是无穷无尽的，因为通过运用他的才华，能在对军事力量的最大限度的运用中发现一种增大这种军事力量的效率的方法，还能使军官和士兵转化成有创造能力和献身精神的工具。
福煦还探讨了奇袭与决定性攻击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粉碎敌人的精神，向他证实他的事业已经垮台，这是奇袭这个字眼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含意。现代会战的决定性攻击，在不同的形式下发展了奇袭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努力在敌人之间产生同样的精神效应(恐怖)，就是通过突然运用出其不意的、无可否认的有力手段，在敌人思想中制造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确立一种他无法征服、他已被打败的信念。因此，这种强大的、出其不意的暴力袭击没有必要施之于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有组织的活体的整个敌军，只要消灭敌军的一翼或它的中路(这是全军的重要部分)就足以产生这样的后果。拿破仑的经验正在于，为了取得胜利，他总是在某个时刻、某个点上变得更为强大时，对敌人实施决定性的攻击。并且，当他发现疲惫的敌人已将大部分兵力都已投入行动时，才调集其所有的预备队，以便使强大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集团向战场的敌人猛冲过去。福煦概括说，机动的最终目的是导致向选定的点实施有意识的、坚决的、突然的以及猛烈的集团行动。战争追求一种更有效的奇袭方法，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打败敌军，更彻底地粉碎敌人的士气。拿破仑牢记这一点，因而经常强化他所实施的进攻的简单性、粗鲁性和狂暴性。决战就是现代会战运用的最高手段，而会战本身就是国家间为生存、独立或某些次要的利益而运用所有人力物力和种种感情所进行的斗争。
福煦认为，会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旨在达成突然性的决定性攻击的机动性会战，一种是部队在所有的地点上都进入行动的平行的会战，即线式会战。同机动性会战相比，平行的会战是一种低级的会战，它运用低级的方法，因此必然导致低级的后果。它的弱点在于进攻以匀称的兵力在各处发展，结束于向防御者实施同一的压力，防御者反过来进行同一的抵抗。然而，这是一种比压力更有效的抵抗，因为防御者具有特殊的优势，如掩体、火力等，而进攻者并不拥有同等程度的这些优势。这种会战意味着逐次增加兵力，它很快等于向海洋里洒水。而机动性会战则依靠其机动能力，求助于对所有参战部队的合理和综合的运用。它通过把努力和集团集中在一个选定的点上，完全不顾其他，而能真正达到节约兵力的效果。它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对激烈程度不一、但目的都指向一个的战斗的协调(由于指挥专一的结果)，以便产生最终的结果，即借突然袭击、由作战集团实施的有目的的、坚决的、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无论是哪种会战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实施决定性进攻。指挥得当的会战就是成功进行了的决定性进攻。而考虑到决定性进攻是会战的关键，而会战所包括的其他行动都是为了准备、推进并保证以集团、奇袭和速度为特征的决定性进攻的发展，因此，最大量的兵力和最大量的作战部队必须留作预备队，这就是节约兵力，也就是说在会战中区分兵力和使用兵力。
为了说明上述原理，福煦还详细讲解了他认为是机动性会战典型的扎耳费耳得会战，用以说明实施会战完全是为了准备和顺利地进行决定性进攻。随后，他又指出现代会战与扎耳费耳得会战相比，有许多不同的事实：1.武器的射程较远，其效能更致命。这使得进攻部署的距离不得不更远，需要更好的遮蔽，且战斗中的兵力部署较之过去更须利用现代武器的全部威力。2.军队是空前的机动灵活。因此更难以查明敌人的部署，侦察必须持续到更后的阶段，控制敌人的行动也愈加困难。3.敌对军队的数量达到空前规模。因此，为进行决定性进攻需要很长时间，进攻准备的作用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大，并且，一旦进攻的方向确定，进攻的指挥需要更精确地选用战术种类。同时福煦也认为，过去关于会战原理和由这原理派生的论点和种种说法大致未变，因为依然是人在作战;会战的各种动作同过去并无两样，仍然是准备、实施和扩张战果。
福煦认为，所谓准备，就是使会战的决定性行动得以实现的全部安排。这就是使会战中的主要行动(决战)能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并能顺利地实施。这是对前面已经研究过的警戒这个概念的发展。因此，准备的目的在于：1.向指挥官提供所需情报，便于他明了一切情况而能指挥并实施会战的决战行动。由于准备必须使指挥官直到最后时刻仍能保持行动自由，以便在充分熟悉敌情之后才定下决心，所以准备与警戒必须由同一人掌握。之后，前卫才介入行动。2.隐匿决战的方向和实施的时机，并将攻击的组织加以掩护。3.使敌人滞留于我方以前查明的态势，并剥夺其准备机动的手段与能力。
关于准备的方法，福煦认为，对于准备阶段中出现的敌人，应加以攻击，以求给其重大损伤，剥夺其行动手段;但当敌人对我有威胁时，应能够尽量摆脱战斗，非抗击不可，则在准备阶段应具有能胜利地自卫的手段。他把以越来越大的活力始终抑制敌人看做准备的法则。另一方面，由于在准备阶段以少量部队分布在广阔的正面上会造成部队不能在整个正面上协同作战，因此，进攻行动以局部进行为宜，应当以攻克一些点为目标，占领了这些点，就较易于夺取这些点之间的地域，便于以后的协同行动。因此，准备阶段部队不是实施单一的行动，而是进行互相独立的局部战斗，其目的是攻克敌人的抵抗中心。准备阶段的结束，表现在沿整个战线普遍进行战斗。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只能使用最少的兵力，但实际上则需要重大的牺牲。只要这种牺牲不会危害以后阶段的行动，特别是决战的胜负，指挥员对此就必须豁达大度。所以准备阶段是众多局部战斗的综合，其目标一般来说是在战场上逐个攻占支撑点或制高点，将其组织和转变成抵抗中心或新的进行战斗的出发点。而这些战斗中的每个战斗都应包括准备、实施、扩张战果三种活动。
《作战原则》是19世纪法国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书中充分反应了法国的“攻势”作战思想。该书自1903年出版后，不断再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受到各国军界的普遍欢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军事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
* 福煦:《作战原则》(D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