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是法国前总统、政治家和将军。他出身于法国中上层书香门第。一战时曾在凡尔登作战，受伤被俘，被囚禁两年八个月。三次在战报中受到表扬。1925年任最高作战会议参谋;1927～1929年在占领莱茵区的部队任少校;1936～1938年又在莱茵区服役，亲眼目睹了德国的侵略野心和法国国防力量的不足。他还在中东服役两年，在国防委员会担任了四年的书记处成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先后完成了《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剑刃》(1932)、《未来军队》(1934)和《法国和她的军队》(1938)等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高乐任法国第5军坦克旅长，1940年任第4装甲师准将师长，同年6月6日又出任雷诺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当时贝当政府组阁取代了雷诺政府并准备与德国媾和，戴高乐离法赴英，在伦敦成立了自由法国组织。1943年，该组织总部迁到阿尔及尔，戴高乐就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他的政府迁回巴黎，受到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1946年，戴高乐因对左翼联合政府不满而辞职，发起法国人民联盟的群众运动，1951年正式成立政党，在法议会中占有120席，该党于1955年解体。戴高乐于1955～1958年在家乡撰写回忆录，写成《荣誉的召唤》《团结》《救星》3本书。
1958年5月阿尔及尔爆发起义，法国政局动荡，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理，12月21日当选总统。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戴高乐注重发展法国经济，重整军备，发展独立的核力量，让非洲殖民地独立。他积极利用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法国经济的发展谋利益。他主张与德国签订和约，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退出北约联合司令部，他坚持法国“民族独立”政策。1962年，他第2次当选总统，1966年法国正式退出北约。他提出了东西方“缓和与合作”政策，主张与苏联东欧发展贸易、文化交流。1964年，法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他主张美军退出越南，并为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和工人运动。1969年在公民投票时戴高乐失败，从此他返回家乡居住，脱离法国政坛。
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很有成就的一位政治家，在军事上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剑刃》是戴高乐阐述自己关于军事和政治信条的一部著作，被认为是一部极富启迪意义的作品，它寓意深刻，气势磅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纳赛尔的《革命的哲学》相提并论。该书除前言外共有5章，即“战争行为”、“关于性格”、“关于威望”、“关于学说”和“政治家与军人”。书中回顾了自拿破仑时代以来的法国军事思想，分析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提倡恢复凯撒、汉尼拔和施利芬的军事思想精神，阐述了作者对军队、战争和作战指导原则以及领导人的性格、权威等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前言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欧洲大陆弥漫着一种对战争的恐惧和憎恶情绪。在这种情绪下，军队被认为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遭误解。戴高乐在《剑刃》的开篇描述道：“我们身处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许许多多的规则被打破了，一个个预言破灭了，无数的学说成了毫无根基的空想;我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损失和失望，领教了太多的震惊和意外;刚刚建立起来的秩序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刚从改变世界面貌的磨难中解脱出来的军队成了第一个受害者，他遭人冷落，踯躅独行，彷徨于已逝的荣光中。”
本世纪20年代后期的欧洲，正是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秩序”风雨飘摇、各种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在战争的威胁面前，人们对军队的这种偏见无疑是危险的。戴高乐对这种现状表示强烈的不满，并提出了他对战争和军队的看法。
一、战争源于人的天性，是不可避免的。戴高乐指出，尽管人们盼望世界上不再有战争，但是引起人们和国家冲突的根源——人的欲望、自私自利的本性却不会消失。没有人会放弃所得到的或他想得到的，人性不会改变。就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弱小的想变得强大，强大的想控制弱小的，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间暂时的力量平衡就会动摇，因而战争终究不可避免。
二、军队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缔造者，是国家主权和世界秩序的保证。对和平的期望而衍生的观念让职业军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和暴力的民众对士兵们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人们心里有种对和平的渴望，他们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宁愿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已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而这种狂热的情绪走向了一个极端，人们对暴力产生了不理智的反感。它掩盖了那些进行过战斗的人们所取得的功绩和他们的英雄行为。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借以慰藉所承受苦难的光荣感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对血泪和死亡的记忆。历史被歪曲了。
戴高乐指出，与人们这种情绪同时存在的却是暴力的合理性。他认为，没有军队的生活是不堪想像的。正是军队创造了灿烂的希腊和罗马文明，也是军队和暴力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军队还是国家主权和国际协议的卫士。他认为没有暴力保证的法律只能受人嘲弄，没有军队的维护，国际协议毫无价值，只能是一纸空文。不论世界如何发展，都不能没有军队。
他把军队比作剑，并断言，军队地位下降、士气消沉不仅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对文明的戗害。所以，应该重视和恢复军队的职能，赋予其正确的宗旨，只有这样，剑才能获得无坚不摧的利刃。
第一章 战争行为
戴高乐深受贝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运用哲学方法论对战争指导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一章里集中阐述了他的“时机论”思想
一、战争是一种充满了偶然性的活动。克劳塞维茨认为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戴高乐显然对这一观点非常赞同，他认为战争是一种充满了偶然性的活动。这是因为：
1.在战争中，只有时刻能捕捉到敌人的真实面目才能达到战争所追求的结果，但一方永远也无法完全精确地掌握敌情。
2.地形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突发事件会导致战斗时而在这里进行，时而在那里发生。即使是一个既定地区，具体的情况也会因实施打击的方向及其速度、力量投送方式等因素而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装备的效能、部队的士气取决于时刻变化的具体情况和形势。
因此，作战部队将会发现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无法预见的。希腊哲学家适用于生活的名言也同样适用于战争，发生的就永不再发生，不论其性质如何，任何已产生的行为也许就不会再产生，或者它将以其他面目产生。
二、智力和直觉的有机结合才能正确地把握战争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构成战争的正确行为。戴高乐在这一章里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战争指导思想，这既是戴高乐“时机论”的核心，也是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
按“时机论”的观点，既然战争是一种充满了偶然性的活动，也就同时注定了战争指导者只有深刻地洞察战争的本质，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行动，而这种洞察力须经艰苦的努力方能获得。
1.在战争中，人的智力和知识无法直接把握现实情况的本质、规律和制订正确的行动方针，但它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戴高乐指出，战争固有的偶然因素给战争的指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极度简单的表面现象下隐藏着极度复杂、快速多变的情况，而人的智力、思维和知识只适于处理固定不变的问题，人类大脑的结构使其易于解决稳定的、固定的和明确的事物而竭力避免那些易变的、不稳定的和变化的问题。
仅有人的智力是无法透视和把握战争本质的。通常的考察和判断方法往往在现实面前无济于事。每到关键时刻，一些突发事件总会阻碍它的正常进行。在一大堆必须要处理的错综复杂的难题前，逻辑思维几乎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他进一步引用贝格森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没有哪种智能能够准确无误地适用于处理日常工作。我们徒劳地试图将活生生的现实填人我们思维的框架中，但这些框架破碎了，它们太狭隘、太古板，无法容纳我们所想要填入的东西。我们的理性思维在无生命的世界里充满了自信，然而在这一个新领域里却发现它竟是如此的无助。
戴高乐指出，要解开战争摆在人们面前的这道难题，战争指导者就必须抛弃惯常的思维方式。他比喻说，就好像鱼网不能盛水一样，也不能以一种固定模式套用一般的观察判断方法原则来处理变化多端、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况。
2.直觉是认识现实和洞察现实本质的惟一途径，但直觉离不开智力与知识的支持。
戴高乐认为，人的头脑直接与现实发生接触的惟一途径是直觉，智力提供了关于事物的普遍的、抽象的和理论上的知识，但是只有直觉才能带来对事物的现实的、个别的和确定的“感觉”。没有智力的积极参与，不会有符合逻辑的推理，就没有可靠的判断。但是如果没有直觉的帮助，则不会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感性认识，不会有创造的激情。直觉功能能使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了它，就能够深入探讨事物的规律，能够利用一切并不明显的优势，人就能认识到周围环境的真实情况，并因此而焕发出相应的激情与冲动。
戴高乐认为军事指挥官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和艺术家在构思作品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后者并不排斥运用他的智慧，他从他所学过的东西、原理和知识中获取方法，但是只有拥有了一种被称为“灵感”的东西出现时，他的创造力才能得以发挥，只有这种本能的东西与本质紧密相联，才能激发出关键性的火花——这也同样适用于军事艺术。
戴高乐将他所说的直觉称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就对行动的影响而言，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这种自然的力量。戴高乐引用了法国名将马塞纳的例子说，拿破仑曾对人说与马塞纳的谈话“乏味无聊”，人们有时甚至会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脑子”。然而，战斗来临时，他却表现出让人无比崇敬的军事天才来。只有战争才能让他们展示和平时期深含不露的天赋。
戴高乐同时认为，尽管直觉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途径，但直觉是对事物现实的、个别的和确定的“感觉”，智力则提供了关于事物普遍的、抽象的和理论上的知识，没有智能的积极参与，就不会有符合逻辑的推理，就没有可靠的判断。作为一种“天资”，同时意味着它是简单、不成熟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获得可靠的认识。
所以，戴高乐强调人的智力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一些变化的因素如敌情、地形和战术等进行有目的的研究，对部队、装备进行一些量化的分析。运用人的想像力、推理、判断甚至是记忆等平常的功能，通过演绎、归纳、假设等思维方法，将不确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对它们进行仔细审查，并将它们按一定的规则排序，这样就能给行动带来一定程度的确实性，这样就可以减少可能的错误。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即根据重要性将各部分进行排列，并对执行计划的各部分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将各次作战行动、各个作战阶段，按照统一的企图联系起来，这样就能使指挥官有效、顺利地实施行动。
3.要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综合考察，反对只强调智力或直觉的极端主义。
一名指挥官要想抓住本质的、主要的东西，而不是次要的、琐碎的，将总的作战划分为一系列互相补充、相互配合的行动，为达成统一的目的和企图而共同努力，那么他就必须从整体上对形势进行研究，找到各因素间的联系，弄清其弱点和局限性。在解决问题时，必须从诸多次要的、琐碎的杂乱的情况中提炼出本质的各种必要的东西。这时，就像是在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必须将目光集中在能够清晰看到的影像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作战计划行之有效，使之适用于事件发生的环境;就必须使智能与直觉共同努力;要特别反对将制定行动方针的责任只归究于其中某一个功能的倾向。
但是人们在战争中很不情愿承认这两者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他们事实上又不得不这样做，他们经常任意打破这两个功能的平衡，而将制定行动方针的责任只归究于其中的某一个功能的作用。
有些军人过分夸大了智能的相对弱点，有时甚至根本就不运用这一能力。古往今来，指挥官尽量避免不运用智力甚至从根本上鄙视运用智力于军事的例子并不少见。每一次重大的胜利之后，伴随而来的往往就是这种智力上的衰落，弗里德里希死后的普鲁士军队就是一个例子。而另有一些人在看到知识的弱点时，又走向了完全相信于灵感和运气的极端。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军队就普遍地处于这种状态中，他们认为“我们总能设法达到目标”。
第二章 关于性格
从某种程度上讲，《剑刃》一书是戴高乐为自己未来发展所设计的。这一章与第三章是紧密相联的，也可以看做是他为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事原则所作的深刻独白。
一、具有强有力性格的领袖是行动的主人。领袖人物应是具有强有力个性的人。遇到挑战时，他们会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他不会乞求上司的庇护，不会用种种借口来寻求逃避和推卸责任。他会挺身而出，直面困境与难题。具有这种坚强性格的人希望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作出自己的决策。当然，他们并不是要一意孤行，他只是以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态度来对待所做的一切。只要他参与某件事，他必定会将之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对待。戴高乐高度赞扬了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称他们不断地造就了英雄行为。如果没有他们，任何事情中就只有唯唯诺诺、毫无生气的奴仆。
领袖的强有力性格为行动提供了创造性的灵感和天才的火花，即创造力。正如天才能使艺术品富于理解力和表现力，艺术家能给无生命的东西以生机，强有力的性格则给与了行动充满个性活力的品质，赋予了行动以人格的魅力，使它充满了生气。
二、具有强有力性格的领袖既给下属带来不满，又带给他们安全和依靠。戴高乐又指出，具有强有力个性的人往往粗暴，难以相处，因为这种强烈的自主感是与严厉的纪律相伴的。性格坚强的人固有的严格性会让他的下属体会到这一点，使他们时常在这种严厉中感到痛苦不堪。具有他这种个性的人又总是与众人疏远，因为没有尊严就没有权威，没有距离感就没有尊严。虽然下属会对他的倨傲和他的发号施令不满，但一旦行动开始，一切批评就会消失，他会像磁铁一样，将每个人的意愿和意志凝聚到他的周围。危机来临时，人们就会追随他。
得不到众人的信任会激起他的斗志，而下属对他的信任则会赋予他以责任感，增强他的意志，也会增强他的爱心，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强者，是一个保护者。如果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他会慷慨地让人分享果实;如果失败了，他会独自承担责任而不会让别人受到指责。他给下属的这种安全感使他也得到了尊敬。
三、具有强有力性格的人往往得不到上级的理解，得不到重用。但是具有强有力性格的人太自信，不愿讨好上司而影响自己的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力量存在于自身而不是命令赋予他的，这就使他们往往不愿采取被动服从命令的态度。他所需要的只是接受一项任务，然后去按自己的意愿完成。他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性格令许多上级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自己天生缺乏高瞻远瞩的能力，只注重琐碎的细节，只会从表面上显示他们的才智。所以在与上级的关系中，具有强有力性格的人往往处于不利境地，很难受到重用。权威们惧怕每一个具有决策天才而不耽于琐事的人。“傲慢、不守纪律”是庸人对他们的形容。
四、强有力的性格与才能的有机统一是取得成功的保证。具有强有力性格的人要取得成功还依赖于他们的其他优秀品质，仅仅依靠个性只能导致盲目和固执。另外，只有天资，即使有再高的智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充斥了这种例子：有些人虽然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资，但他们却往往因缺乏个性而徒劳无获，不论他们能否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都是毫无创造力的，他们可能一时成名，但不会流芳百世。所以，伟人的成功是才能与个性的统一。
第三章 关于威望
如前所述，这一章是与第二章相互关联的。在戴高乐看来，仅仅能对战争进行正确把握还不足以取得真正的成功，如果统帅的威望受到威胁，也同样可能导致失败。
一、领导者的权威是战争行为得以正确进行的保证。戴高乐认为，即使能够正确地把握战争的规律、洞悉战争行为的本质，还不足以确保指挥战争正常进行。他引用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来说明这一点：1914年8月底到9月初，德军主力自比利时向巴黎实施深远迂回，企图将法军主力包围、消灭于法德边境。但德军第一集团军违反了指挥部要求其在第2集团军左翼后方沿马恩河北岸掩护行进，向西对巴黎总方向实施迂回进攻的命令，而是渡过马恩河，直接向东南方向的巴黎发起进攻，致使其在乌尔克河遭到法军的突袭，并使第2集团军右翼暴露，导致德军丧失了进攻锐势，战略企图陷于破产。由此可见，保证领导者的权威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领导者应具备一种充满才智和能征服、感染和控制下属的强有力的个性，只有具备了这种个性，智力、直觉和权威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战争行为也才能得以正常和正确地进行。
戴高乐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认为，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情、喻示和印象，它主要依赖一种质朴的天资、一种天生的资质。他说，某些人与生俱来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让人无法认清、无法说清、无法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二、权威的树立关键在于制造一种神秘感并正确地运用它。就如何树立权威的问题，戴高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要制造一种神秘感，因为熟悉易引起轻视。领袖人物的举止和内心活动应让人无法揣摩，让人感到迷惑、激动、充满吸引力。但这并不是要让领袖们把自己远远地关在象牙塔中，让人无法与他们亲近。要影响别人的思想，首先要仔细地观察他们，弄清每个人的特点，然后在恰当的时机让他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这样就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人们也会在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信任和敬重。这种内向的态度相应地还需要语言和行为上的谨慎。这虽是表面现象，但也确实能决定众人的反应。
但是领袖们所采取的内向态度只有令人感受到它的力量时才会产生效果。一些生性冷淡的人可能赢得短暂的尊重，但事实很快会证明他们不过是些俗人罢了。只有内在力量与外在控制相得益彰时才会赢得优势。
他认为领袖人物的特权是应得的，别人应该服从、尊敬领袖，这是因为正是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了责任。领袖们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应付各种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以及勇挑重荷的责任感都是让人无比崇敬的。领袖的价值就在于让众人在服从他的命令中得到了回报，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这也是他们能取得众人信任的原因。
三、要树立权威，领袖人物要付出常人无法承受的代价。为了树立威望，戴高乐认为领袖人物应该与人保持距离。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由于他们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坚强品质，是因为他们有恒久的自制力，敢于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地反省自身。这同时注定了领袖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这种痛苦是常人不堪忍受的。领袖人物必须拒绝那种简单而无拘束的乐趣，排斥与人过多的交往，甚至是友谊。生活上的满足感、心灵的宁静和那些称为幸福的感觉永远与他们无缘。
第四章 关于学说
这一章实际上与第一章“战争行为”是紧密联系的，都阐述了戴高乐对作战指导方法问题的看法，他强烈地主张要用因时而动、因事而备的灵活原则去处置复杂多变的战争问题。在这一章，戴高乐同样运用哲学思维方法去考察战争活动。他深刻地指出，战争是充满了偶然性的领域，是始终变化、富于生机的活动，战争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和对策，即使是一些普遍性的军事原则也只有在它们适用的条件下和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不能用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去对待千变万化的战争问题。
一、知彼知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指挥官应起的最基本的作用就在于事端发生时能对情况作出估计，即要做到知彼知己。战争指导者首要的就是要认清各种条件，认清它们的价值并为己所用。忽视这些条件、不能利用这些条件的人将会被击败。一位将军即使拥有一支精心部署的精锐之师，但如果他不甚了解敌军，那么同样会遭受失败。这就好比一位政治家，他可能是坚毅而果敢的，也可能会拥有成功的各种条件，但如果他不了解所处时代的特点，他仍会失败。或者像一位企业家，即使控制着一流的厂矿，但如不了解市场行情，他同样会破产。
二、军事艺术的精髓是从整体和全局出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反对把战争命运归结于某一两种因素的错误倾向。戴高乐认为这个经验是从无数次的战争实践中得来的，战争一再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但人们却又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些军事学说只满足于从抽象原理中演绎原则和结论，这种现象会导致军事理论陷入空洞的推理和奇谈怪论中，完全违背了因时而动、因事而备等科学的作战原则。
两次大战期间，现代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造就了诸多的新式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的性能，特别是火力，当时出现了一种将作战理论完全建立在火力基础上的倾向。戴高乐表示强烈反对这一倾向。他认为，以火力为基础的理论以为只要建立起火力优势和在易于给敌造成重大杀伤的地点发起攻势便能解决作战中的一切问题，而这种倾向导致了另一个极端：武器的射程、弹道和火力集中程度取决于地形因素，在既定情况下，一些地理因素会对远程武器的部署和使用造成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因而这种地理因素往往被认作是最适于发起进攻的地点。
戴高乐指出，这一认识的错误在于把地理因素当作选择进攻地点的惟一考虑因素，进攻计划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拟订出来，最终，又导致了一种错误的结论，即认为行动针对的目标是控制地形而不是消灭敌人的军队。
戴高乐认为这种机械僵化的理论忽视了战场上的变化因素，背叛了从无数次战火的洗礼中得出的经验，使作战丧失了它固有的灵活性。
戴高乐的这一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被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军囿于一战的阵地战经验，在法德边境修筑了600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认为依托坚固工事，凭借强大火力就能保证国家安全，但是在实际中它却失去了预想的作用，法国也成了二战中惟一一个投降的大国。这是法国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墨守成规、消极防御的必然结果。
第五章 关于政治家与军人
这一章是戴高乐有关政治、军事问题的随笔，阐述了他对政治生活与军事生活的不同理解和感想，其实也是戴高乐为自己设计的未来政治、军事生活的写照。
戴高乐认为，政治领袖的任务在于主导包括从元首到平民的各层次观念，并从中树立起威信。没有至上的权力，领袖就不会有价值，终将会一事无成。为此，政治领袖必须要运用各种技巧来赢得权威，政治领袖的权威主要来自这种技巧而不是他们的能力。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时候该做假，什么时候该诚实。为了当主人，他必须首先做民众的公仆。
他还认为政治领袖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威，必须有耐心，要善于伪装，善于斗争，还要作出低姿态，以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只有经历了无数次的勾心斗角和磨砺之后，他才能获得这种无比强大的力量。但即使是在他获取了这种力量后，他也不能在处理事务时完全显示出自己的能力，锋芒毕露，因为他仍需关注、了解和掌握如何去取得元首、委员会的信任，如何去取悦民众的情感，如何去平息利益集团的忧虑。不论他的地位是如何的稳固，仍须有忧患意识，这是因为公众舆论像一位轻浮的情人，同床异梦，反复无常。如果他走得太远，它就会裹足不前;当他认为该小心谨慎前进时，它又会大步向前;它会廉价地出卖他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在成功时，它也会向他的对手频递秋波;当他遭遇到失败时，它会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而只要他表现出一丝虚弱时，它就会落井下石。
政治家的王国充满了阴谋诡计，从事政治的人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他多年的心血可能在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失去地位的他只会发现等待他的是不公平。无论伟大的或渺小的、流芳百世的或默默无闻的，政治家总是在权力的高峰和无权的谷底、荣耀与冷漠中沉浮。他的一生深深地烙下了动荡、骚动和暴风骤雨的印记。
而军人的生活和事业则完全不同。军人的权力是经过严密组织的。军队的生活充满了慷慨，也充斥着妒忌，它为他指引着前进方向，在他软弱时给他支持，开发他具有的才能，但也牢牢地控制着他，蔑视他对真理的追求，打击他的热忱。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承受着军队的纪律与要求带来的痛苦，他必须放弃个人自由、赚钱的机会，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世界上没有谁会比战士付出的更多。但就是在付出了这种高昂的代价后，他便能自由地驰骋在军队的王国里。军人们在抱怨不自由的同时会坚持下来，并以付出的代价为荣。
综上所述，戴高乐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如应重视军队的作用、给予国防与军队应有的地位等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他以思辨的方法考察战争，认为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活动，强调战争指导上的灵活性，反对机械论，应树立军队指挥的权威性等等，从而把军事提高到了高等哲学和艺术的境界。这些方法和思想中有我们仍可借鉴汲取的东西。
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的观点中不免也存在错误和唯心主义的糟粕。比如，他把战争指导者的“直觉”和“灵感”称为“自然之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其实，任何高明的军事家都是通过刻苦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才能窥见军事艺术的真谛。他还片面夸大了领袖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殊不知，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领袖人物只有顺应历史的潮流、依靠人民群众，加上他个人的智慧与才智，方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都是我们在领略戴高乐与众不同的思想世界时应加以注意和批判的。当然，这些错误并不能抹杀这本著作闪现的伟大的思想火花和戴高乐在军事艺术上的真知灼见。
* 戴高乐:《剑刃》(The Edge of the Sword),英文版,杰拉德·霍普金斯英译,美国标准书局196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