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时代的战略》是西方现代军事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伯纳德·布罗迪，1910年5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1932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4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布罗迪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40～1941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41～1943年任达特茅斯学院讲师;1945～1951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为国际关系学院导师;1966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院社会科学系任教授。他曾于1943～1945年在美国海军预备队服役，1946年到国防军事学院任客座教授。布罗迪对现代战争问题颇有研究，特别是对核武器问题多有独到见解，其论著也与战争战略问题和核武器问题有关。除《导弹时代的战略》外，他还撰写了《绝对武器》(1946)《核子战》(1965)《逐步升级与核选择》(1966)《战争与政治》(1973)等。据作者自己介绍，《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原是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承担的研究任务的一部分，1959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共11章，集中论述了近代以来战略思想尤其是自杜黑发表《制空权》以来空军战略的演变情况，就核武器对战争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同时还分析了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的进攻、大规模报复以及有限战争等观点，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部分“空军战略的起源”包括四章，即第一章“引言”，第二章“空军战略的序幕”，第三章“杜黑学说的继承”，第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回顾了现代军事思想的演变情况，评述了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福煦、迪·比克、马汉、杜黑等人的军事思想及其影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轰炸，认为这些特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防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布罗迪在“引言”中指出，两次世界大战表明战争的性质已带有某些全新的成分。1914年以前，除了少数的例外，所有文明国家进行的战争，在作恶的能力方面都受到了某种限制，而两次世界大战反复证明，20世纪不仅使每个大国都拥有比以往任何时期威胁都强大的战争机器，而且使过去可以限制战争规模的因素，包括出乎本性的谨慎，都几乎完全消失。今天由于战争机器所具有的威力，已使导致大国参加战争的事变能够立即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因此，必须把军事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美国却缺少这种传统，在同军人真正打交道的官员和政治家中，没有多少人具有这样的认识水平，这正是思想上的“空白点”。然而，美国军界人士历来轻视战略。布罗迪通过对韦佛尔将军的一段话和大量事例的分析和评论，揭露了他们对战略的狭隘看法，即把战略看成了将军队带到战场上并部署在有利阵地的艺术，指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战役的最终目的，更没有考虑到战争的最终目的。同时，他还指出他所要谈论的不是机枪和铁丝网，而是一举就能摧毁曼哈顿岛上的一切的武器，并且，摧毁曼哈顿岛的战术问题极容易解决。这就意味着，防护曼哈顿的问题(如果能防护的说)，将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和政治问题。而要想真正发展完全适应核武器所造成的新情况的战略思想，虽多半要依靠军界本身的努力，军外人士的努力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布罗迪说自己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此。
近代以来战略思想发展的历史回顾
布罗迪指出，杜黑的重要的、正确的和持久的贡献，就在于他彻底推翻了约米尼的“作战方法是可变的，而作战原则是不变的”这种陈旧的军事原则，杜黑认为飞机的出现迫使作战方法有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使整个战略也必须随之改变。实际上，所谓的作战原则不过是一般性的原则，通常包括集中兵力的原则、选择目标的原则、追击的原则、进攻的原则、警戒的原则、突然性的原则、节约兵力的原则等。它们虽适用于指导战争，但绝不是仅仅适用于指导战争，其中的绝大部分也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由于它们太抽象太普遍了，以致于对战争的指导作用不是很大。因此，如果想使过去原则中的点滴精华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就必须从目前已经归纳成原则的圈子中跳出来。不过，虽然杜黑以前的战略思想中的许多观点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但是研究它们的演变却是很有用处的，尤其是进攻的理论和“战争应该能体现和反映国家政策”的观点对目前和未来特别有用。因此，布罗迪在这里对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约米尼、福煦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回顾和评论，并阐述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布罗迪认为，正是拿破仑惊人的革新和更惊人的成就鼓舞了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去从事著作，他们在19世纪初期奠定了战略理论的基础。布罗迪给予克劳塞维茨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现代战略学的第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此前没有一位战略理论家能像他那样尖锐地看穿战略与国策的关系的本质，而后来像杜黑与福煦这样的作家们完全忘掉了这一点。很多人断章取义地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甚至认为他是总体战争或“绝对”战争的提倡者，而实际上，克劳塞维茨一再强调“战争决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军事手段必须始终服从于政治目的。布罗迪还对福煦的进攻原则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福煦在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强调指挥官的进攻精神时，没有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他甚至以“荒谬的人类学”来论证战略，这种做法也是“荒谬的”。布罗迪认为福煦的战争原则中缺少一个重点论点，即战术同战争目的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并说，如果他提出这个论点的话，一定会破坏他的全部学说，因为在福煦看来，战争本身就是目的。而这却能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所有军事家的思想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没有目的的战争，似乎谁也不知道如何去防止它和结束它。布罗迪认为，从政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再糟糕不过的，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创造了这个国家并加速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死亡。在这场战争中，国家决策人在合理控制战争局势方面发生了倒退现象，其原因虽多属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但与战争工具在数量和威力方面的巨大增长也有很大关系。由于技术和后勤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因此军人们的专业技能日益提高，甚至超过当时的水平。但是，政治家们却没有相应地跟上形势的发展，他们不能在战时坚定不移地掌握国家的政策，反而把相当大的权力转让给军事首脑行使。而军事首脑们由于日益陷入对战争手段方面的考虑，因而不能够对战争的结局和目的做任何适当的考虑。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也出现了一种工具，它可以用来防止将来再发生任何类似的愚蠢行为和白白流血的现象，这种工具就是空军。
对杜黑理论的评价
布罗迪指出，杜黑的学说普遍地对空军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美国的空军更是如此，美国空军学就是按照杜黑的学说发展起来的。杜黑学说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他所谓的“制空权”，怎样获取“制空权”，以及“制空权”导致的种种后果。它有两个基本论点：1.根据空军的特性，必须以积极的轰炸而不是以空战来夺取制空权;2.取得制空权的空军能保证以后的胜利。杜黑学说中的一个最大胆的不朽的论点是：空军能够察明敌方基地上的敌人，利用敌人在基地上极易受攻击的弱点，立即将其消灭。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空军，只要它拥有占优势的轰炸机部队，更重要的是具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实施先发制人的突袭，就能获得他所说的制空权，即把敌人置于不能“实施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空战”的境地。但是，杜黑的学说存在很多问题：1.没有很好地考虑到防空的作用。他认为消灭对方空军的惟一方法就是把它消灭在基地上，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惟一力量就是轰炸机部队。因此他既不重视高射炮的作用，也不很重视使用战斗机进行防空，认为使用战斗机的最适合的办法就是用它去支援轰炸机袭击敌方目标，而不是用来保护自己地区免受敌方轰炸机的轰炸。2.夸大了炸弹的威力。他过高地估计了投掷的每吨炸弹的实际效果和对敌人士气的影响。3.不重视选择目标。他基本上信赖对城市本身的轰炸，主要是对城市居民的袭击。他无条件地主张一项基本原则，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敌人遭受最大的损失”。4.过分相信地面作战中防御一方的强大的永久的优势，忽视了在战术上使用飞机的效果。5.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尽量多地消灭敌人，因而不能考虑如何使空军的战略适应不同的政治局势和地理形势。布罗迪指出，历史对杜黑的学说进行了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表明，战略轰炸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不会像杜黑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取得战略的结果。取得战略胜利的时间的推延特别要求陆军和海军发挥它们的作用，对空防御的作用也比杜黑预料的大得多。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杜黑的学说所受到的抨击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人们仍然否定战略轰炸，但这并不是因为怀疑其效果，真正原因与此完全相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杜黑奠定的战略思想基础，特别适用于原子时代的任何式样的总体战。
战略轰炸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布罗迪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使我们经历战略轰炸的惟一一场战争，它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关于战略轰炸需要造成何种程度的破坏才能赢得战争胜利的问题。研究关于德国战区的战略轰炸的调查材料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美国的战略轰炸使德国的战时经济瓦解了;2.这个成绩取得的时间太晚了，以致没有对地面和海上战役发挥全部的潜在作用，因为当时的地面和海上战役已经发展到决定性的阶段;3.如果盟军能更深刻地了解战略轰炸的作用，特别是能较明智地选择目标，则可更早地用战略轰炸取得卓越的成绩。如果能提早6个月取得这些成绩，则肯定会缩短战争时间和减少盟军的伤亡。事实证明，对德国城市所进行的大面积轰炸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它并没有使德国的军事工业生产下降到足以对战争结局起决定性作用的程度，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在特点上和结果上都与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不同。前者是在比较集中的时间内进行的，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对城市的大面积轰炸比对特定工业目标的精确轰炸更有助于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城市恢复的可能性比德国小，更重要的是因为盟国主要希望在日本收到心理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效果。
关于轰炸对打击敌方人民的斗志问题，布罗迪指出，在德国，盟军的大部分炸弹是用来破坏德国人的斗志的，但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意志和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意志对行为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慢得多、间接得多，这是这次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遭受最严重轰炸的城市的斗志不一定比那些遭受不太严重的轰炸的城市的斗志低。在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地区的人在精神上受到的影响与曾经遭受普通炸弹或燃烧弹轰炸过的其他城市居民的精神上的影响相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全书的第二部分“新问题与新态度”共包括七章，即第五章“核武器的出现”，第六章“防御问题”，第七章“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的进攻及大规模报复是否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第八章“论威慑”，第九章“有限战争”，第十章“战略与美元的关系”，第十一章“结论”。布罗迪主要论述了核武器出现后军事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对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的进攻、大规模报复以及有限战争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核武器对以往空战理论的挑战
布罗迪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过去军事方面的全部经验对于未来战争已基本上没有什么指导作用了。正确选择工业区的轰炸目标这个二战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由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不存在了。总体战争会带来比过去历次战争更大的灾难，核武器的巨大的破坏性使对目标重要性的区分成为空谈。今后，除了在防空方面有革命性的措施外，在一场有美国参加的战争中，无限制的战略空战必然是决定性的，并且，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原子弹的数量，而是原子武器的投射工具。未来的无限热核突击所造成的即使是最起码的破坏程度和组织机构的瘫痪现象也是很严重的，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动员其战争力量。原子武器突击后的幸免者所能采取的临时措施，主要是恢复生活秩序，这比继续进行战争重要得多。“长期拖延的战争”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成立的。
核时代的空战原则
布罗迪认为，核武器的重要性如何，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战略进攻中防御它。因此，有必要竭力研究防御方面的各种问题，因为美国今后的整个战略和国家政策主要是根据对将来进行防御的可关于作战原则。今天，由于首先发动总体热核战争的一方所获得的巨大的优越性，在某些适当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消灭另一方的原子报复力量，因此，要保证美国在总体战争中甚至在突然爆发的总体战争中处于先发制人的优越地位，就必须做好发动而不是防止总体战争的准备，保持高度警惕，并经常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但是，先发制人的希望不能与现实可能性混淆起来。只要可能性还不能100%地成为现实，美国就必须特别注意防御措施。因此，必须放弃预防性战争的做法，而采取威慑战略，并用行动证明美国随时准备为实现这个战略作最大努力，其中包括修正作战原则。2.空中突击与地面和海上进攻不同，进攻在空战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弹道导弹会给防御者带来更多更大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3.空防措施分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类，此外还包括战略原子报复部队所执行的以进攻求安全的任务。4.警报是整个防御问题的关键。保护报复力量或其主要部分是最重要的任务，可靠而确切的警报比更早获得的模棱两可的警报更重要。5.尽管积极防空武器(不论是装备有进攻武器的截击机还是各种防空导弹)都存在很多缺点，它们仍有积极的一面，即有助于遏制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不能在一次进攻中消灭计划中的目标。6.消极防御共分三类：一是目标的隐蔽，二是目标的加固，三是目标的转移、分开配置与机动。此外，还有储存备份的飞机和可能成为敌人突击目标的其他急需的军用物资。这些措施可形成一种防御敌人突击的额外的“缓冲层”。在消极防御保护的三类对象即人民、主要生产企业和现有的军事力量中，人民是最有价值的。7.战略空军应该有从国防预算领取经费的优先权，它一般必须将疏开配置、加固设施以及提供作为一级积极战斗准备的空运部队等措施结合起来运用。保证战略空军的安全与维持这支力量同样重要。
对现有几种核战争理论的分析
布罗迪认为，从军方来看，今天所要应付的各种变化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主要的进攻部队失去了固有的防御作用。今天起主要威慑作用的是战略空军，假如威慑失败，它也不能起防御作用。因此，更重要的是先发制人。但是，不能认为防御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失败，相反，应该拨出更多的经费去研究组织积极防御，特别是消极防御的新方法。不过，在考虑战略方针时必须根据以下事实：1.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防御的效果都远不及进攻;2. 目前没有理由假设未来技术发展的结果将大大有利于组织防御而不是组织进攻;3.苏联的任何战略核突击都将使美国遭受巨大损失。这些事实对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意义，因而会产生不同的战略观点。因此，出现了三种解决美国安全问题的方法，即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的进攻和大规模报复。预防性战争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起的预有计划的进攻。这种进攻是不宣而战的，即不等被攻击国家采取任何明确的侵略行为或其他公开的行动就先攻击它。这种进攻的主要目标及最初目标是要歼灭敌人的一切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空军。赞成预防性战争的人有两个主要论点：1.在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性空战中，谁先发起进攻，谁就一定能获得极其有利的优势，如果计划周密的话，就必定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2.总体战是不可避免的。从军事上反对预防性战争的论点主要也有两个：1.那种似乎能使先发制人在目前具有极大优越性的物质条件会发生变化，而且它们现在正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大大减少先发制人的优越性;2.基于“总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而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是极端荒谬而鲁莽的。布罗迪认为，对于世界两大阵营间是否可能爆发总体战争的问题，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干脆承认无法保证战争会不会爆发反倒更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现在夺取主动权，才能确保在将来掌握主动权。但是，不论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进行战争或是保持和平的决定者——总统的角度看，预防性战争都是不现实的，必须坚决反对。而“先发制人的进攻”则是在发现苏联有发起进攻苗头后，不等其完成突击，或者最好在其突击开始前，就对苏联进行战略空中突击。发现苗头尽管很难，但总是会看出迹象的。布罗迪认为，这也许是达到目的的惟一方法。对于“大规模报复”，布罗迪认为，杜勒斯演说中的“对我国来说制止侵略的方法应该是在我们愿意并能够选择的地方，使用我们选择的手段给以有力的回击”的论点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他所提出的政策性意见缺乏一种政治家的分析精神。他在很多问题，如对中国或北朝鲜使用核武器以前是否要先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发出警告，是否应把苏联也包括在战略轰炸计划内等等都未作出回答。并且，总统在紧急关头可能给军方下达的命令往往和他在一般形式下下达的不同，他可能违反从前的诺言而限制军方的行动，包括在使用武器方面的限制。
威慑政策和威慑战略
布罗迪认为，由于美国是一个强国，它一方面对夺取新的领地、扩张新的势力范围或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拯救或改造世界上与其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不感兴趣，因而人民对全面战争危险期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手段十分反感;另一方面它又决意要保持现有的一切，维护美国安全的最低目标不仅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并且是保卫那些与其在文化上有特殊血缘关系的西欧盟国的独立。为此，美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军事上都需拥有先发制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必须以破坏敌人的报复力量为基本任务。但是，不管先发制人多么有利，美国政府绝不会为了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利益而有意首先发起全面战争。由此可以得出的切实可行的指导原则就应是：必须力求减少敌人从其先发制人的突击中所取得的利益，即采取威慑政策和威慑战略。而要使这种政策或战略得以贯彻实行，就应该付出代价，包括修正原来的理论，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要贬低进攻原则，还应为加强美国报复力量的安全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布罗迪说，他所讲的威慑就是迫使敌人在变化无常的情况下“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攻我们是否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这个问题。这里，代价必须按照它本身所遭受的破坏程度来衡量。因此，威慑必须绝对有效，不容许失败;威慑作用必须是一劳永逸的，使用一次就应取得根本的胜利。并且，只有当报复手段(威慑力量的依据)不需拿出来使用即可起到作用时，才能把威慑当成一种战略。这种报复手段必须保持高度的效能，随时可以使用并不断改进。布罗迪还认为，不能把威慑战略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混为一谈，威慑本身并不以优势如何为转移，它不仅取决于实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对实力起促进作用的侵略目的和企图。在原子时代，确实居于劣势的军队也有可能保持比过去强大得多的潜在的威慑力量。而赢得战争胜利则是以国家领土特别是人民少受破坏和损失为先决条件的，它对于后发制人的国家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对先发制人的国家来说也不能保证取得胜利。因此，建设一支能发挥高度威慑作用的力量要比建立一支赢得战争胜利的力量重要得多。布罗迪指出，在任何时候，国家都必须专心致力于推行威慑政策这一总的原则，并将在敌人袭击后仍能保持一支强大的报复力量作为这一原则的中心环节。他还说，能保证威慑政策推行的军队，势必也是一支能够先发制人的强大的军队。在这一章，布罗迪还讨论了威慑与轰炸工具的选择、报复时的目标选择、威慑与民防、威慑作用和武器管制等问题。
对有限战争的分析，布罗迪认为，有限战争是一种克制程度较大的战争。它不是一方或双方没有力量进行总体战争而自然形成的有限制的战争，它的限制主要是指战争手段，而不是战争目的。因此，是由于要进行有限战争而自动地限制战争目的，而不是由于战争的目的是有限的才进行有限战争。由于有限战争可能立刻发展为总体战争或无限战争，因此在进行有限战争时爆发总体或无限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这正是必须克制的原因。并且，克制必须是大规模的，最基本的和最大的一种克制必须始终是绝对不能使用核武器对敌方的城市实施战略轰炸，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即“我们的目的是在避免引起总体战争的情况下挫折与制止敌人的侵略”。因此，有限战争通常指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苏联或中国为另一方所进行的战争，或者指由一方或双方直接操纵的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布罗迪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战争就是指总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强了这种观点。但是，朝鲜战争的战略破坏了这个原则。朝鲜战争证明，强国间有时宁愿采取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暴力手段来进行较量和显示决心;并且，为保证战争为有限战争，某些重要的克制是很必要的。在克制的方法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要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敌妥协来解决争端的愿望，从而随时准备与敌取得联系，着手谈判，并保持经常性谈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最主要的错误是当共产党国家对停战谈判初次表示兴趣时，美军的攻势就停下来了。这种错误应归咎于政治方面的领导，而不是为了将战争保持为有限战争，因为在朝鲜战争中未使用核武器并非是要限制战争手段，而是为了节省当时数量较少的核武器和指挥官在新武器使用方面的无知以及盟国英国方面的反对。对于当前坚持要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布罗迪指出，认为战略核武器必定当量较大而战术核武器当量较小的观点是错误的。凡坚持把最小型的原子弹只运用于战术范围内的人，应当明白他们所谈的限制必须是一种强制使用者遵守的限制，而不是使用者自动采取的限制。在使用原子武器和不使用原子武器之间是有一条显著的界线的。如果要认真推行有限战争，就必须重视这条分界线。虽不能说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肯定是对的或是错的，但“除极小规模的战争以外，一切有限战争都必须使用核武器”的结论是错误的。布罗迪还指出，有限战争论者往往武断地认为战争可以比较容易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这种态度能导致最坏的恶果，因为它使美国更加想干预小规模的侵略战争，同时，这样做最可能使小规模的侵略战争扩大为总体战争。
国防费用与战略选择
布罗迪指出，在每次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中，美国的国防经费很少能反映出战争的最高要求。自建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和平时期以极少的国防经费保证了国家的绝对安全的经验，造成了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态度。今天，国防经费虽较往年和平时期多，但事实上国防安全的程度却远不如以前。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添置国防所需的各种武器，对武器的选择非常困难。而在和平时期，战略主要体现在对武器的选择方面。布罗迪认为，如果大胆而合理地改革国家的税收制度，使其符合需要，那么，在必要时美国就能拨出比现在更多的经费用于国防建设，而不影响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健康地发展。并且，大量增加国防经费对减轻国家不安全的程度将会起重大的作用。如果国防预算能提高到日益增长的国民收入的10%至13%或14%，那么，几年以后就能使美国的报复力量和民防具有大规模的有效的消极防御能力，并可建立一支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条件下作战的强大军队。但是，美国的两大政党却已向公民保证在几年内降低税收，并不断声称美国的国防处于良好状态。因此，他们公开表示，在下一年度要对国防预算进行绝对的控制，这就使得国家财政预算中不得不放弃那些对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各项工作。
布罗迪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结论”中，重温了他在该书中曾不断提到的基本观点：1.“我们应当采取威慑战略”。美国在热核时代有三个基本的行动原则：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放弃预防性战争的政策以后，必须使用最大的军事力量来根本剥夺敌人采取突然袭击以实现先发制人的有利条件。为此，美国需要作很大努力，尤其是要通过各种防护措施来保障美国报复力量在敌攻击下的安全。第二个是建立一支直正强大的军队，以便在局部地区应付有限规模的侵略行动。这就是说，要避免使美国处于要么在重要局部战争中承认失败，要么不适当地使用军队从而使爆发总体战争的危险性大大增加的境地。因此，要重审在实施战略突击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有限战争可以采用的作战原则。第三个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起码需要制订一项在城外构筑防空降物的隐蔽部的计划。2.“均衡问题”。布罗迪认为，由于武器的发展很快，它能更迅速地甚至自动地投入行动，并具备了更大的威力，因此必须限制或控制美国威慑战略的作用。3.“旧的原则业已过时”。由于总体核战争中先发制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因此很多人更主张那种夺取主动权、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的原则。但是事实是，在今天，不满足威慑战略的要求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美国不仅不可能先发制人，而且也不能依靠报警系统来及时报知敌人的进攻，以便使其报复力量处于准备反击的状态。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利用先发制人的有利条件必定会赢得战争胜利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绝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可以肯定地说，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总体战争。美国的原则是，在敌人开始逼近但还未正式动武之前，给以迎头痛击。4.“总体战争的战略”。在总体战争中，不论是作为进攻手段还是防御手段，包括导弹在内的战略轰炸力量都将绝对地支配着战争的一切。因此敌人的战略轰炸力量应该成为我方最首要的打击目标。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战略空中优势。在现代总体战争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在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以后如何迅速结束战争、在24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全面裁军协议以及执行裁军协议的监督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除非是在战前双方都已进行必要的研究，制订必要的计划，否则是不可能得到迅速而正确的解决的。因此，将来的总体战争一旦爆发，它就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而这种破坏性已远远超出军事目的的范围。5.“有限战争的战略”。对此有两派观点，一派主张派出一支战略空军部队到达预定地区进行恰如其分的轰炸以应付有限战争，这就必定要使用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另一派认为双方一定会达成协议，使自己限于使用小型核武器或根本不使用核武器。根据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后一种观点虽常常遭到反对或抵制，但却是正确的。这就更加需要努力研究空军在非原子条件下的战术使用问题。6.“战争的最后结局是难以预料的”。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人们很难对战争的结局作出正确的预言，这已为战争史所证明。而原子弹出现以后，武器革命的特点正是其空前惊人的发展速度，这使得那些最聪明、阅历最深的人也难以充分理解它。过去从一次战争到另一次战争之间的变化是很小的，而且在战后往往有时间研究技术上的变化的重要意义。但在将来的无限战争中，不再会有这样充裕的时间。能制止战争的计划和政策在各方面都比赢得战争胜利的计划和政策好得多，因为在未来的总体战争中，很难说战胜者比战败者好多少。
* 伯纳德·布罗迪:《导弹时代的战略》(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