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原则》

作者简介

福煦

费迪南德·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1851年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城市达尔布。1873年由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后入炮兵学校。188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先后在第16军参谋部、总参谋部、第13炮兵团任职。1896—1900年在军事学院任教，1908年任该院院长。1911—1913年历任师长、军长。一战爆发后率部参战。1914—1916年先后任第9集团军司令、法军副总司令兼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参与指挥第一次马恩河战役、第一次伊普尔战役和第一次佛兰德战役。1916年因英法联军在索姆河战役中损失惨重而被解职，调任协约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1917—1918年间先后出任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等职，指挥英、法、美、比军战胜德军，迫使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投降，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年8月晋升为法国元帅，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19年获英国元帅称号，1923年获波兰元帅称号。

成书背景

《作战原则》是福煦早年在军事学院讲课时所用讲义汇编，于1903年在法国第一次出版。

内容概要

该书通过详细地分析历史上的战例，来探讨军队指挥中的一些问题，以阐明某些作战原则的内涵及其实际运用方法。全书共分12章：第1章，论教授战争；第2章，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第3章，节约兵力；第4章，智力纪律——作为服从的一种机制的行为自由；第5章，警戒勤务；第6章，前卫；第7章，纳霍德会战中的前卫；第8章，战略奇袭；第9章，战略警戒；第10章，会战：决定性攻击；第11章，会战：一个历史上的战例；第12章，现代会战。

军事思想

1．军事具有自己的理论与原则。福煦认为战争不是精密的科学，而是一场“可怖而热情的戏剧”。影响战争结局的因素不可胜数，有关战争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严密可靠的数据的基础上。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战争理论的存在。战争同诗歌、音乐或绘画等艺术一样，也有自己的理论。关于战争的指导原则，该书通过对大量战例的分析，确立了三条作战原则：一是节约兵力原则。首先，把所有资源倾注于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在此处使用全部兵力，使部队相互一直保持联系，而不是彼此分割；其次，达成既定目的后，再按上法重新部署部队，便于再次集中，再夺取新的单一的目标；再次，逐次增加兵力的重压，以摧毁可能遇到的抵抗，为此要使用系统化的手段组织兵力。二是行动自由原则。以协同动作为目的，尽可能调动最大兵力参加作战集团的运用，是现代战争的出发点。而要达到协同动作和兵力统一，必须强调纪律，必须使军队的编成与指挥着眼于服从。但是在战争中，服从是困难的事，随着兵力的增加，时间、空间及下属部队的行程也随之增大，困难也增加。于是，就狭义而言，最高指挥丧失了某些准确性。它可能仍能为各部属规定所欲达成的作战目标和战果，但再也不能确定达成目标的方法与手段。这就需要在敌前行动的指挥官具有行动权利和行动能力，需要每个部队既明确地知道它应达成的目标，又具有为达成这一目标而应有的行动自由。所谓行动自由，既保持主动和不受敌人意志的控制。正如色诺芬所说：“战争艺术归根结底在于确保行动自由的艺术。”三是安全原则，包括物质的安全和战术的安全，即能够有效避免受到敌人的打击，不受敌人的影响，而采取安全的和确实的行动，并能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

2．战争的起源和特点。福煦较为透彻地分析了近代战争的起源问题。他指出，近代的民族战争除了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加强各国的国际地位之外，越来越倾向于为本国获得“经济利益和有利的通商条约”。也就是说，“国家要获得财富，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手段就是战争。”福煦还进一步指出，只考虑本国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政治和战争，使战争变成满足一些国家日益膨胀的贪欲的工具。为此，这些国家越来越把人民的热情引向战争，越来越过分地“喂养”战争。这种动员全部资源的做法，要求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分职业、不分阶层、不分家庭，将所有适合服役的兵员征集入伍。由于这些人在入伍前经过短期军训，因此不仅数量较多、训练较好，而且更为灵活。但是，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战争不能长期进行，因为它的兵员大量从社会征召，战争久拖不决会严重影响社会生活。所以，战争必须猛烈实施，迅速达到目的。福煦最后总结道：“十九世纪初期，战争就具有下述特点，而到十九世纪末变得越发显著。这些特点是：国家的战争；比数量的战争；进程猛烈而迅速的战争。”

3．战争是精神意志的较量。福煦对战争中精神因素作用的强调简直到了夸张的地步。他认为，战争是两种意志的斗争。胜利是由于胜利者在精神力量上占有优势，战败则来自“被征服的心灵深处的沮丧和恐怖的情绪”。他借法国外交家约瑟夫·德·梅斯特之口认定，精神力量在战争中具有头等重要性，会战不可能从物质上而只能从精神上输掉。福煦甚至将这种观点扩大成一句格言：“胜利的会战是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被打败的会战。”他还接着推论，战争必须首先摧毁敌人的勇气，其次才是有生力量。为确保己方的胜利，必须拥有压倒敌人的士气。组织会战就在于将自己一方的士气提到最高程度，以便压垮敌人的士气。因此，指挥官需要具备超人的决心，将征服的意志灌输到每一个士兵的灵魂里去，这是胜利的第一条件。辉煌的战果主要取决于指挥战争的人，“没有一个精力充沛、敢于承担责任、采取果断行动的指挥官，没有一个拥有坚定意志并能将洞察一切的决心传递给全体官兵的指挥官，……那么任何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4．实施决定性攻击的会战击败敌方。福煦在书中力图构建一套以进攻和会战为核心的战争理论。他对拿破仑的实践大加赞扬，认为拿破仑式的会战是全民战争时代惟一正确的战争方法。他否定其他形式的战争，认为有限战争只有机动而无会战，是过时的和落后的。福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那些主张以巧妙实施机动为战争目的的观点。他高度评价了法国大革命对战争的巨大影响，认为它导致了一个新的全民战争时代的到来。全民战争“高度使用非常热情的群众，吸引了社会的全部活动，使得社会体系的物质部分全部服从于当时的需要，包括筑城、供应、使用地形、装备和宿营等。”在福煦看来，正是这种战争形式给予了拿破仑横扫欧洲的力量，拿破仑一有机会就争取会战的做法是最应该大力颂扬的。福煦对进攻的重要性的强调是不遗余力的。他甚至断定，武器的进步将会增强进攻者的力量。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他列举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数据来说明。他根本不考虑防御者可能利用地形或工事，采用伏卧姿态，从而使进攻者处于不利的态势。按照福煦的解释，一支军队只有在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被摧垮、无法继续作战时，才会承认被打败。所以，“现代战争只考虑消灭敌人的问题，即实施会战，以武力消灭敌人。”而拿破仑式的会战则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有效手段，其目的是“寻找敌人的军队（敌人的力量中心），以便痛击并消灭它们”。福煦认为，战争中应“牢记这个惟一的目的，采取能迅速确实地达到这一目的的战术和战争指导”。他从战史研究中演绎出三点：准备、集中和冲力。所谓准备，是指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定出可靠的计划，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为执行计划，部队要恰当地部署和调整，以充分发挥作用。集中就是尽可能集结强大的主力，随时用来执行计划。冲力，指的是将作战集团所有的兵力火力集中起来，形成整体合力，猛攻一个目标。在全书的最后三章中，福煦论述了会战中的决定性进攻问题。他认为，会战不能是防御性的，防御性的会战只能阻止敌军而不能消灭敌军，它不创造胜利。任何防御性的会战必须以进攻性行动来结束，以猛烈冲击和成功的反攻来结束，否则就不会有结果。由于进攻可能产生优势，所以会战从一开始就应该组织进攻，其余一切均属次要。

影响评述

福煦是一战时协约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对于法军的作战指导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福煦在《作战原则》中力图检讨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利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为下一次战争作好理论准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福煦能够深刻认识到战争的经济根源是很了不起的。他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把战争作为一项“营利性事业”。资产阶级还用蛊惑人心的手段“把人民的热情引向战斗”，使近代战争越来越成为“比数量的战争”。

福煦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却丢掉了拿破仑在强调进攻时并不排斥防御的战役思想，狂热地提倡“进攻精神”和“会战至上”，只看到战争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必须通过会战进攻，达成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但不知道处于弱势的一方，采取相反的战略方针，实行持久战，并通过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来达到强弱转化的目的，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他没有看到军事与政治关系，一味强调必须使用武力，反对“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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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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