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

作者简介

吴起（？—公元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一说山东定陶县西）人，曾仕于鲁，为鲁将而大破齐军。后因为鲁国国君所疑，离开鲁国投奔魏国。魏文侯起用吴起为将。吴起率军与各诸侯国作战数十次，开疆拓地，成绩卓著。魏文侯死后，因大夫王错在魏武侯前进谗言，吴起离魏奔楚。楚悼王对他极为倚重，任为相国。他在楚国厉行改革，主持变法，只过了一年，贫弱的楚国开始强盛，兵威四方。但楚悼王刚死去，宗室大臣便乘机作乱，杀死了吴起。历史上，吴起作为政治家与商鞅齐名，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

吴起画像

成书背景

《吴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吴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代的《武经七书》本。后世版本，如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四库全书》本等，均源于宋本《武经七书》。

内容概要

《汉书·艺文志》著录为48篇。现存《吴子》约5000字，共6篇，依次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

军事思想

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论。吴起认为，“文德”、“武备”是治国两要。他在《图国》篇中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就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所说的“文德”，即“道、义、礼、仁”，提出对内修明政治，“圣人绥之（安定国家）以道，理之以义，动之（动用民众）以礼，抚之以仁”，国家的稳固“在德不在险”；主要任务是“教百姓而亲万民”。他所说的“武备”，即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军事，提出对外加强战备，“有戒即可远祸”，“安国之道，先戒为宝”；主要任务是“强兵”。如果国家的文德好，用仁、义教育百姓，用仁、德熏陶民众，用贤、能的人治国，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民众就会敬重官吏和拥护国君，就能战胜强敌。所谓武备好，就是“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意思是说选募有才能的将领，建设强大的军队，以防突然事变。吴起把政治和军事视为巩固国家、安定民心的两大根本条件。

吴起在《吴子》中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一是为了争名位，二是为了争利益，三是互相间冤仇的长期积累，四是内部发生变乱，五是灾荒、饥饿的逼迫。它们的性质各有不同：禁暴除虐、挽救危亡的称“义兵”；恃强凌弱、侵犯别人利益的称“强兵”；因激愤泄怨而动用干戈的称“刚兵”；背礼忘义、贪图私利的称“暴兵”；因受灾荒而饥寒起事的称“逆兵”。《吴子》提出对不同起因和性质的战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待，切不可穷兵黩武。吴起对战争不同起因的分析，是古代兵学的一大进步，而他对国君不要穷兵黩武的告诫，则是他洞察战争之弊端的精辟见解。

2．“教戒为先，以治为胜”的治军论。《吴子》关于治军的论述集中在《论将》和《治兵》篇中。吴起认为，要选拔文武相济、刚柔兼备的人担任统兵的将领。为此《吴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五慎”：理（治理众多军队如同治理少数军队一样有条理）、备（有高度的战备观念）、果（临敌对阵不考虑个人的生死）、戒（打了胜仗还如同初战那样慎重）、约（法令简明而不烦琐）；必须懂得用兵“四机”：气机（掌握官兵士气）、地机（善于利用地形）、事机（灵活运用谋略）、力机（能够增强部队战斗力）。有了良将，还必须要有精兵，强调选拔具有胆勇气力、乐于进战效力、能够逾高超远、轻足善走以及愿意立功雪耻之人。在军队教育训练上，《吴子》提出，首先要进行思想教育，即“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焉”，认为官兵有荣辱羞耻之心，则大足以战，小足以守；其次要进行军事训练，认为“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要注重加强兵器使用、地形利用和战阵的训练。在教练方法上，提出群众性练兵法，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量材编组，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此外，《吴子》还指出，要使军队驻营时遵守纪律，行军时威武雄壮，进攻时敌不能挡，退却时敌不能追，协同动作，团结有力，“天下莫当”，一方面要明法令，严格约束将士，另一方面要信奖赏，对有功将士要予以奖赏，对阵亡将士家人要予以优待。

3．料敌用兵的战争指导论。《吴子》关于料敌用兵的论述，并不停留在一般的理论上，而是在《料敌》篇中针对齐、秦、楚、燕、韩、赵等六国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如，对刚愎而富饶、君臣骄奢、政令松弛、军心不一的齐国，可分兵三路，“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国势强盛、地据险要、政令严厉、赏罚有信、人皆好斗的秦国，要先以利引诱，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乘机袭击之；对于国势衰弱、国土广阔、政令紊乱、人民疲困的楚国，采取先袭扰其驻地，挫伤其士气，再以轻骑突击，速进速退，不断消耗和疲劳它，便可以取胜。

4．“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战法论。《吴子》提出，要战胜敌人首先要弄清敌人虚实，攻敌于虚弱、不利之时，并列举了“可击”与“不可击”的时机，当敌人处于严寒酷暑行军而极度困难、粮食告罄、百姓怨怒、兵力不足、水土不服、瘟疫流行、救兵不至等危境时，或者当敌人处于远来新至、行列未定、既食未备、来往奔走、未得地利、涉水半渡、旌旗乱动等困境时，不失战机，“急击勿疑”；对于地广民富、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能任贤使、兵多器精能等情况的国家，则不可与之交战，“避之无疑”。此外，吴起还在《吴子》中强调，根据敌情、天时、地形，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战法。如，若敌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用；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若与敌突然遭遇，要明示信号，严肃军纪；敌众我寡，在平坦的地形上要避免和它作战，而在险要的地形上截击它；敌强我弱，敌占有利地形，就不能单靠车骑力量，而要用高明的计谋取胜。对不同地形作战，《吴子》提出了谷战、水战等各种具体战法。

影响评述

《吴子》问世以后，在国内与《孙子兵法》一起被后人称为“孙吴”。《韩非子》说：战国时，“境内皆者兵，藏孙吴之兵书者家有之”。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孙武、吴起合为一体，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在该列传中写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吴子》是最早传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兵书之一，对日本和西方军事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子》外传最早的国家是日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日本的吉备真备把《吴子》带到日本。1600年，日本元佶的《校定训点吴子》问世。1644年，日本山鹿高佑的《吴子句读》出版。1659年，日本林道春的《吴子训读》出版后，又先后出版了60多种《吴子》。1772年，法国神甫让·玛丽·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iot）将《吴子》同《孙子兵法》等一起译成法语，被集纳于法文本《中国军事艺术》（Art militaire des Chinos）一书中。1908年，英国的卡尔斯罗普把《吴子》译成英文本。1963年，美国的格里菲思也将《吴子》译成英文。1993年，美国学者拉夫尔·索耶把连同《吴子》在内的《武经七书》全部翻译成英文，首开全面译介中国古典兵学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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