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作者简介
李筌,自号少室山达观子,生平事迹不详,约为唐玄宗至唐代宗(公元713年—779年)时人。《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后入山访道,不知所终。
成书背景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名《太白阴经》、《太白阴符》、《阴符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写的综合性兵书。他在《进太白阴经表》中自己评价此书说:“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
内容概要
全书共10卷,分人谋、杂议、战具、预备、阵图、捷书、药方、杂占、遁甲、杂式等部分共百篇,约2万余字。《太白阴经》是在比较充分地研究前人军事论著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写作方法一般采用先以“经曰”引出一段前人的论兵言论,接着征引古代战例,将帅事迹,或古代兵法,加以阐述,最后亮出自己的结论。他继承了前代的优秀军事思想成果,介绍了古代许多军事知识,诸如军仪典礼、攻防战具、侦察通讯、行营警备、粮草行装、战场建设、战阵队形,以及各代军中祭祀占卜活动等都有较详细的介绍。
军事思想
1.注重“人谋”的思想。《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强调运用“示形”等手段分散、疲惫敌人,保持自己兵力集中的优势,扬己之长,击敌之短。“善用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逸而敌劳,敌寡而我众”。作者在强调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它认为“天”是自然现象,人能够掌握其规律,便能够避其害。因此,天道阴阳是不能决定战和胜负的,“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主张“人谋成败”,意思是说:人的谋略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此,它强调发挥人的作用,而不要“幸于天时”,“望于天福”。但是,它并不完全否认天时、地利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认为应该把它们同人的作用结合起来。它指出,一个弱小的国家,如果能够“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并指出,人谋的最佳效果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的。
2.“以权术用兵”的思想。《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说:“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所谓“以权术用兵”,实际上就是以奇用兵,“奇者,权术也。”为此,它提出:“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即首先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敌人的真正意图。在如何达到“测隐探心”问题上,作者在书中提出:要根据敌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采取不同的手段,例如,可以根据敌人将帅的性格、人品来推测其行动意图;也可以根据敌人的社会地位、知识才能、经济地位等来了解敌人计谋所能达到的程度。只有充分了解敌人,才能做到以奇用兵。其次要重视以谋胜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对谋略的作用十分推崇。它说:“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并强调在对敌人运用谋略时,定要做到“心与迹异”,意思是说:真实的意图要深藏,表面上不露痕迹,造成“心”“迹”之异。它说:“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其三是“见利而战”。以奇用兵,主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有利的作战时机,做到“见利而起,无利则止”。所谓有利的作战时机,就是敌人所短我方所长之处。“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因此,有利时机出现时,应该“见利不失”,这样就会赢得主动。如果失去时机,则会陷入被动。其四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这也是以奇用兵的一个重要方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主张,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制人之术”。书中强调,要牢牢掌握主动权,“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为此,应善于捕促战机,神速进兵,“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一旦抓作战机,则要“趋之若鹜,用之若狂”。
3.“勇怯在乎法”的思想。以法治军是古代一个重要治军思想,但过去的论述只是集中在如何用法规法令来治理军队的问题上,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则从人性本源方面探讨了以法治军的理论依据。它认为人的勇怯不是天生的,与生长之地无关,在于后天培养、锻炼和使用的得当与否,“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并强调最根本的是“法”的因素,指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谓的“法”,其内容便是刑赏,即书中所说:“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只有赏罚,才能使人“乐战”、“乐死”。赏罚原则应该是“赏无私功,刑无私罪”,并提出“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
影响评述
唐代自开国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除《李卫公问对》有所流传外,其他兵书大多散失,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属承上启下之作,其中存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军事资料,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的史料价值。杜佑《通典》引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不少内容。清代学者钱曾说:“此书详整有法,篇次精允,军家之要典也。”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的影响还在于它创立了兵书编纂的新体例,自《武经总要》全面仿效后,到明代唐顺之的《武编》、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茅元仪的《武备志》等大型兵书都沿用其体例。同时,该书还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史观和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当代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称李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了的唐代哲学家”。
当然,此书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它一方面重人事,强调“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一方面又辑录了大量阴阳占卜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是古代军中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毕竟是非科学的;在一些篇章中,如《鉴人篇》等杂有许多唯心主义的思想,应该予以鉴别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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