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论》

作者简介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基人之一。生于德国巴门市（今伍珀塔尔市）一个工厂主家庭。1839年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1841年到柏林服兵役，同时研究哲学，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9月，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与别人合办的工厂工作，与宪章运动领袖建立了联系，参加工人集会。1844年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从此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1844年2月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844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1845年3月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说明无产阶级不只是受苦的阶级，而且是能够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同年与马克思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846年与马克思共同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为同盟领导人之一。1947年12月—1848年1月，与马克思合写《共产党宣言》，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与马克思一起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1850—1852年，完成《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两部著作，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国际的领导工作。1871年3月巴黎公社成立后，与马克思一起支持巴黎公社。在1877—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整理马克思遗著，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1884年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年写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详尽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889年参与创建第二国际并指导其活动。1895年8月5日病逝于伦敦。

成书背景

《暴力论》是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篇”中“暴力论”、“暴力论（续）”、“暴力论（续完）”三章中所阐述的理论内容的概称。恩格斯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文稿时，在一个标有“暴力论”字样的封套中发现了《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三章，以及小册子第四章的手稿和小册子的前言草稿、第四章的提纲草稿。这充分说明，恩格斯本人认为“暴力论”三章的思想不仅是《反杜林论》第二编所阐述内容的理论前提，而且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意义。

内容概要

1886年底，恩格斯曾打算将《反杜林论》中题为“暴力论”的三章抽出，再加写一章“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出版一本小册子。第四章的写作大约是在1887年底开始。在这一章中，恩格斯把前三章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用剖析1848—1888年的德国历史，特别着重剖析俾斯麦的政策，为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斗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后来由于有其他更为紧迫的工作需要做，恩格斯没有把编写这本小册子的工作继续下去。

军事思想

1．暴力是手段，经济利益是目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第一等的事实是暴力还是经济，这是恩格斯在《暴力论》中首先回答的问题。杜林认为，第一等的事实是暴力，压服和统治之类的暴力造成了人奴役人的经济事实。此类观点，不是杜林的独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是这样回答的。恩格斯在《暴力论》中开宗明义地说：“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第一等”的事实，是经济而不是暴力。杜林把私有制称之为“暴力所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种“强迫人们去从事奴隶的劳役”的“统治形式”。恩格斯认为，杜林“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很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说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同样也可以为纯经济的原因所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归根到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恩格斯指出：“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应当不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事实其恰恰相反。历史的改变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变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而随之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生阶级开始都是被压迫、被统治阶级，政治暴力始终在过时的统治阶级一边。事实是，当历史上的新生阶级在政治上还一无所有的时候，它们在经济上却不可避免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旧的政治形式成为新生阶级发展和获取其经济利益的严重障碍和桎梏时，新生阶级就会通过革命结束这种状态。“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做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任何阶级都不愿意被历史抛弃，但是，当它们所拥有的生产力超过了它们的领导所能容纳的限度，这种结果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们的意志和愿望背道而驰地实现了。尽管它们常常借助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历史却毫不留情地证明这不过是一种“想入非非”。大炮、枪支在经济事实面前，必然是苍白无力的。新生阶级靠经济力量把过时阶级赶出历史舞台，而它们自己也终将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力量赶出历史舞台。

2．暴力胜利的基础在经济。恩格斯指出：“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说，暴力以所拥有的物质力量为基础。只有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暴力的意志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去摧毁对方同样拥有物质手段的暴力。恩格斯深刻论述了暴力对经济的依赖性还表现为，战争所必需的物质手段是由整个社会的生产提供的。战争决非单纯的意志行为，而是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促使意志实现的行为。战争所运用的现实物质手段就是武器，武器是进行战争的必要物质基础。武器是生产出来的，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社会的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武器的状况是由经济的状况来决定的。

恩格斯指出，暴力对经济的依赖性，还体现在作战方式的发展和变革根源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变革。恩格斯具体分析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变革对作战方式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他指出，火药和火器的传入使欧洲军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但火药和火器的采用绝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即经济的进步。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在引起作战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步兵战术，从线式队形到散兵战，到散兵与纵队相配合，再到散兵群，起根本作用的就是武器的技术水平和士兵的成分。而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紧紧相联系。

恩格斯更深刻的思想还在于，新的经济条件必然导致新的作战方式，而新的作战方式是新的经济条件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他指出：“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战术。”“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科学技术是支配战争运动的最基本的经济因素之一。

恩格斯这样总结：“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了挨揍之外是不会得到什么的。”“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3．暴力可以在历史上起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暴力的历史作用问题。他们意识到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科学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另外，他们重视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的又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为无产阶级动用暴力手段改造全部现存的社会关系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恩格斯指出：“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毋庸讳言，暴力的作用的确有造成“恶果”、有“坏”的一面。当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随着国家也出现的时候，这种国家就是“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历史上所有的国家都以暴力作为统治阶级镇压和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当暴力以战争形式出现的时候，就会造成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社会财富的破坏。暴力还会违反经济发展而造成“恶果”，起“坏”的作用。

恩格斯指出，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这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是关于暴力的历史作用的经典论述。从根本上说，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然而，阶级社会中，新旧生产关系的更替却不是纯粹的经济过程；虽然这一过程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又必然伴随着政治斗争和政治统治，直到爆发为公开的战争。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有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其上，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又都有赖于建立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给予保护，而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职能就是保护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新的生产关系要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就不能不摧毁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不能不打碎旧的政治形式，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并且往往首先使用武力；因而运用革命暴力推翻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成为实现新旧生产关系交替的必经环节和必要手段。暴力的这种历史作用，是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据的。暴力在经济面前，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经济往往要借助暴力为自己开辟发展的道路，暴力往往是经济用来扫除前进道路上障碍的必要手段。

影响评述

《反杜林论》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理论斗争的产物，是恩格斯为了澄清党内的理论混乱，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统一全党思想而写作的。这部著作带有论战的性质，但却是第一部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暴力论”在这部著作的理论架构中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加以阐述的，然而却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其中涉及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战争的本原和战争在历史中的作用等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基本理论问题。“暴力论”是恩格斯在军事理论领域中经过长期积累而实现的一次理论升华，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奠定了基石。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uzuo/202212797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