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作者：主编时间：2022年11月14日阅读：201 评论：0

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作为政治思想的对象，中国和西方并无二致，都是为维护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统治服务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变迁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也呈现出互不相同的面貌和特征，中西政治思想不同之处甚多，自近代梁启超、严复以来，关于中西文化之比较的文献不胜枚举，并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形成两次所谓的“文化热”‍‌‍‍‌‍‌‍‍‍‌‍‍‌‍‍‍‌‍‍‌‍‍‍‌‍‍‍‍‌‍‌‍‌‍‌‍‍‌‍‍‍‍‍‍‍‍‍‌‍‍‌‍‍‌‍‌‍‌‍。在这两次文化论争中，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论、调和折衷论、综合创新论等观点不一而足；而中西政治思想之比较问题又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专门比较中西政治思想的著作却惊人地罕见，即使现有的一些说法也不够准确和简练‍‌‍‍‌‍‌‍‍‍‌‍‍‌‍‍‍‌‍‍‌‍‍‍‌‍‍‍‍‌‍‌‍‌‍‌‍‍‌‍‍‍‍‍‍‍‍‍‌‍‍‌‍‍‌‍‌‍‌‍。这里仅就其主要区别概述以下几点：

1. 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思维形态不同

许多学者已从不同学科视角指出中西文化在思维形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而西方文化则表现为唯理性，强调逻辑思辨。这一特征表现在诸多领域，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中国系统的思想体系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正当社会变革，“礼坏乐崩”，天子丧权，诸侯称霸。诸子百家适应时代需要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皆欲以其道易（治）天下”。“道”者，“路”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道”，实际都是治国平天下“应走之路”，即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就是所谓“治国之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诸子百家的分析就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他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可见，中国古代系统的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实际紧密联系，主要解决统治者“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务实性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也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所谓“政者事也”，“治者理也”；这种特色从先秦时起就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贯传统。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也无不是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家们在分析、说明政治现象时并不注重其结论的逻辑性、系统性，而着重其实际效用。因此，他们出于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功利动机，往往着重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被统治者接受，即以其“治国之道”“干世主”。另外，在论证方法上也是借助简单类比和形象譬喻，而不注重逻辑推理和证明。所以，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不乏理性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但它主要是一种“实用理性”，也即所谓“经世致用”之学。

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务实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唯理性。所谓唯理性是指西方思想崇尚“理性”思辨，重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当其摆脱神话和英雄时代后，随即进入自然哲学时期。受当时社会条件影响，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究自然、宇宙的奥秘，也就是要探寻宇宙事物生成的“始基”、本原及其发展规律。它主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西方思想这一特点的精辟概括。他说：“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又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西方的政治思想也体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辨色彩，表现为追求“知识”的倾向。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将政治现象、政治生活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认为政治的运行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同时，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追求，希腊人在政治思维上具有一种从产生、性质、目的、作用等方面认识和理解社会政治现象的特点，蕴含有一种探求“真知”的批判创新精神。这种特点不仅促使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较早地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而出现，并且促使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注重知识的完整和系统。因此，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已经在西方产生，并出现了《理想国》和《政治学》这样的鸿篇巨帙。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思想领域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学和其他一切学科都被纳入神学体系，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是，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神学在思维形态上仍然带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具有追求知识、探求事物本质的倾向，不过是用上帝理性代替了人的理性，将对具体知识的追求变为对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基督教神学虽将对上帝的信仰作为最高理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人的理性的存在，不过，它认为人的理性的任务应该是为信仰服务，阐明信仰所指示的“真理”，引导人们认识上帝的存在。基督教神学也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并借助抽象思辨的方法建立了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

到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再次成为其文化的内核。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更加趋于系统和完整。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方法，几乎每一种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都被运用到政治领域。比如，霍布斯试图将牛顿力学用于人类心灵和道德的研究；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将几何学的演绎法引入政治学和伦理学；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社会学的方法；而卢梭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人类学和旅行家的笔记。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欧洲政治思想从“应然”走向“实然”阶段。因此，除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外，也开始向务实性发展，着重提倡研究“实在的”、“实际的”问题。还须指出的是，美国的政治思想虽然来源于欧洲大陆，按其思想体系说是与欧洲大陆一脉相承的，但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务实的特点‍‌‍‍‌‍‌‍‍‍‌‍‍‌‍‍‍‌‍‍‌‍‍‍‌‍‍‍‍‌‍‌‍‌‍‌‍‍‌‍‍‍‍‍‍‍‍‍‌‍‍‌‍‍‌‍‌‍‌‍。2. 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侧重点不同

前面已经指出，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和管理（治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是，中西政治思想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主要不是解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也就是为君主提供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原则、方法和由什么人来治理。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统治长治久安。它始终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和治国原则的研究上，关注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

对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的问题，传统政治思想从来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自古就认为国家是“奉天承运”（奉天之命、承祖之运）而来；另一方面，中国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几千年基本的国家制度。分封与割据虽然也曾出现过，但统一的君主集权制是主流形式。一直到了清末，一些思想家才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提出重新认识国家和变革国家政制的问题。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呈现出从管理国家到认识国家、组织国家这样一个顺序。

不同的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普遍地关心和要求解决的是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为什么要建立国家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对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

另外，政体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家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是由西方历史情况所决定的。早在古希腊，历史上和现实中就存在各种政体形式。这使得希腊人普遍地把他们政治生活的优良与否和国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现存的政体并非唯一可能的选择，而要寻找一种能够实现“正义”、“善”的良好政体形式。这就形成了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体和政体不分的现象，他们常常将政体的不同视为国家性质的不同，政体的改变就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古希腊的这种普遍观念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将寻找、设计最优良的政体作为他们思考、著述的目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政治学》，它是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对希腊150多个城邦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其利弊得失之后的结果。西方政治思想在主题上的这一特征经由中世纪一直传承到近代，并最终产生了丰硕的政治文明成果。

总之，西方政治思想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始终重视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的问题，管理国家的问题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引起思想家们的突出的关注。因此，西方政治思想在国家问题上呈现出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到管理国家这样一种顺序。

3. 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轨迹不同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是“一贯型”的，几千年“一以贯之”。虽然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思想的表现形式也发生过多种变化，并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不变，主流不变。这种主流从其基本内容说，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君主集权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多有论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各种形式，也都是为君主的一尊统治出谋献策，制造理论根据和社会舆论。

早在殷周时期，中国人就提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天下”思想。君主集权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期，重新建立统一的王权就成为百家诸子的共同政治理想。儒家孔子的“尊周”、孟子的“定于一”、荀子的“隆一”，墨家的“尚同”，特别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所谓的“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都明确地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秦始皇片面推行法家思想，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策，结合秦王朝灭亡教训，对先秦思想文化资源进行了总结、选择和取舍。一些思想家也积极地与统治者合作，使其思想上升到政治操作层面。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维护专制君主统治的主体思想，历经几千年不衰。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在思想形态上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相反，它是“不变中有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具体形态上的变化，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思想也不断地受到法家、道家、阴阳家、佛教思想等影响，并与之结合，形成“王霸道杂之”、“儒法合流”、“儒道互补”、“儒道释三家合一”等学术景观，衍变出谶纬学、玄学、理学等形态。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则可以说是“演变型”的。在横断面上，西方政治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而在纵向上，西方政治思想更是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演变过程。

根据对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的看法，西方政治思想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的演变。当然，这几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它将政权的来源看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它认为一切事物，包括世俗政权，都来源于上帝的安排；权利政治观则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认为政治权力的建立来源于维护个人权利的要求。

但是，我们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演变型的，并不等于否定它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变中有不变”，其中的某些基本要素始终没有中断，它们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些要素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建构，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主义看作是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自由主义滥觞、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指某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政治运动，也不是某一种经济政策、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具体地说，其基本特点有：以个人主义（个体本位）为认识社会的基石；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出发点，主张平等；坚持民主政治，将国家视为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赞同宪政、法治；强调妥协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进步，等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虽然还存在极不平等的奴隶制，完整的个人权利观念还没有形成，整体主义政治观下的自由还主要是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直接民主的政体形式往往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但是，公民之间的平等观念、法治精神在古典时代已经开始形成，而且作为近代自由主义之理论外壳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思想也已经开始萌芽。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可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思想要素，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在西方保存下来。基督教在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上也孕育着自由主义的内涵，并对近代自由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成为政治思想中的主流。所谓其他各种流派，除少数思想派别外，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或变体。

二、正确对待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成果

任何政治思想都有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从而也就都有其利弊得失。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是整个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整个历史过程中血缘关系的纽带始终没有割断。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集权统治，秦朝以后，更是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缺乏民主，法治不昌。

但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封建君主及其统治集团强调务实的“治国之道”，提倡“重民”的民本思想，主张仁政、德治、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积累了系统丰富的治理国家的经验。这些无疑都具有深刻的封建内容、专制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科学分析，认真地予以总结，“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政治思想也是源远流长的。它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走在现代化的前端，成为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参照系。它的影响可以说遍及全世界，也包括近代中国。因此，认真地学习、吸取和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是必要的。

然而，在研究中西政治思想的过程中，我认为必须注意防止两种教条，即“马教条”、“洋教条”。

所谓“马教条”，就是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科学结晶。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凝固、封闭，更不是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能采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态度。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青春活力。

所谓“洋教条”，就是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西方。

如前所述，任何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要受本民族特点所制约。西方政治思想是适应西方社会特点和需要而产生、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学习、吸取、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必须结合我国具体情况，适合我国实际需要。拒绝学习、借鉴是不对的，但不考虑我国具体特点与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中西社会背景的根本不同，不加分析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更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我们应当做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文明成果。这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史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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