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

作者：主编时间：2022年11月14日阅读：372 评论：0

一、中西两种不同的自由观

政治文化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具有阶级属性外，还具有民族属性‍‌‍‍‌‍‌‍‍‍‌‍‍‌‍‍‍‌‍‍‌‍‍‍‌‍‍‍‍‌‍‌‍‌‍‌‍‍‌‍‍‍‍‍‍‍‍‍‌‍‍‌‍‍‌‍‌‍‌‍。不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阶级状况、历史经验等多方面差异，形成其政治文化的不同特点‍‌‍‍‌‍‌‍‍‍‌‍‍‌‍‍‍‌‍‍‌‍‍‍‌‍‍‍‍‌‍‌‍‌‍‌‍‍‌‍‍‍‍‍‍‍‍‍‌‍‍‌‍‍‌‍‌‍‌‍。

“自由”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就已形成海洋国家，经济以航海、移民、贸易为主。而古代中国则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基本经济形态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滋生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和自由观。

自由主义政治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典型政治观，但它也传承了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一些要素，比如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民主、法治等观念。自由主义政治观萌发于16世纪，是当时一批先进思想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封建壁垒、等级特权及专制王权，以保护新兴资本主义发展而提出的。这种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个人的天赋权利为核心的权利政治观。19世纪时，它被正式称为自由主义政治观，至今仍影响世界。

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被马克思称为“自由思想的始祖”的洛克是其主要代表。这种政治观从人的眼光出发考察社会和国家问题。它提出社会中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为了保护这些天赋的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发展，人们通过契约形式建立起公共权力组织（政府），以协调矛盾，整合社会。这种政治观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各具本民族的特色。但其基本观念和模式则是相同的。

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从其原生态来看，为了保证资产阶级获得更大利润，他们把国家仅仅视为“守夜人”，以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其权利的安全不受侵害。他们提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甚至把国家说成是“必须的恶”。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这种政治观又提出“国家对经济要进行（有限）干预”的主张，以补充其基本政治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他们更提出国家还要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甚至于管理自然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它不仅要逐步发展和改善其政治统治机器，而且要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智慧，发展和建设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还提出所谓“两种自由”的思想。19世纪初期，贡斯当提出“古代自由和近代自由”的不同。随后，密尔提出了公民的社会自由和个性自由，把这些说成是个人幸福、社会发展、人类福祉的重要因素。到了20世纪，柏林又进一步明确划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自由，完整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要求，以保证资产阶级更加全面地掌握社会、国家的统治权。

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自由是公共权力保护下的自由权利，要在社会中实现。而中国古代则从来没有把自由视为一种权利，而是认为它出自个人的天性，主张一种不受任何约束（包括公共权力甚至是社会）自由自在的自我决定。与西方自由观不同，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只要求个人的自由放任，而远离社会、反对权威干预的自由。中国古诗中《击壤歌》这样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正反映了这种观念。它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因。1937年，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并批评了自由主义的诸多表现，如明哲保身，不要组织纪律，不关心群众，工作随便，知错不改，等等，并说“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所风行的自由主义而言的。

严复称中国传统的制度与思想为专制主义，“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在理论上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可以支配、干涉任何人、任何事，因此“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孙中山则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专制和缺乏自由，而是自由过度，整个民族无纪律、无凝聚力，一盘散沙，缺乏国家的观念，最终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落败。这两种看法，看似截然不同，实则是从两个侧面来说同一个问题。严复是从西方自由观的角度，批评中国传统没有政治自由；孙中山则是从中国传统自由观的角度，批评传统自由不是西方人所谓的政治自由，而是我行我素，追求率性自为，不要任何公权力来整合社会的自由。

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命运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驱逐侵略者，振兴中华，每到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总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模式来建构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模式尽管在西方国家起过进步作用，并且生根发芽，但由于它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也不适合中国文化传统，所以从来没有在中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受。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新旧军阀势力的侵夺干扰，中国也始终未能按照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建立起一整套的国家制度。

最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先进人士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主张“效泰西之良法”以改制。他们到西方留学、参观、考察，大量翻译西方政治名著，想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模式重新改造中国社会，以救亡图存。严复是其中著名代表人士。他们向中国传播了大量西方先进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政治观）。这对当时沉睡的中国起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实践中，他所谓“君不甚尊，民不甚贱”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改良主张，在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中，也为已经腐朽但仍掌权的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而扼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推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但革命成果却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中国社会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理想被束诸高阁。后来，三民主义又成为蒋介石遮盖其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名存实亡。中国社会性质也没有得到改变‍‌‍‍‌‍‌‍‍‍‌‍‍‌‍‍‍‌‍‍‌‍‍‍‌‍‍‍‍‌‍‌‍‌‍‌‍‍‌‍‍‍‍‍‍‍‍‍‌‍‍‌‍‍‌‍‌‍‌‍。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了两件震撼中国人心的大事：一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新纪元；二是国内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思想解放潮流。这两件大事唤起了中国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才能指引中国人民走向复兴之路，随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国方案。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回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新的条件下，仍然鼓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共和国方案，幻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胡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一生都在宣传和践履。他曾宣称自己是“过河卒”，这标志他坚持为建立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共和国而坚决奋斗。为此他曾要建立“自由党”。即使在访问苏联以后，他仍然提出要以“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民主政治”改造中国。最后，他只能以为蒋介石的假民主真独裁的丑剧作秀而告终。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又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主集中制等等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和巩固，更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赞成。这一切，都标志着西方自由主义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彻底破产！

三、大同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

我国的大同思想来源于《礼记·礼运》篇。原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亦有作鳏——作者注）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据《礼记·礼运》中记载，这是孔子与弟子子游的对话。实际经考证此书出于西汉时期。历史上除曾有人认为其是出自于墨家或道家外，基本上都认为是儒家思想。也有人认为其是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甚至是一种“乌托邦空想主义”。其实，大同思想并非孔子的追求，应是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忆述。

《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一生主要是为复周道而奔走呼号。他整理古代文献并不是要复古，而是为论今，要托古改制。所“改”之“制”也是要坚持文武周公之“制”。他认为“大道之行”才是大同，而“今大道既隐”——大同社会已经“隐去”——后来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已是小康社会。因此，他周游列国，鼓吹“仁”、“礼”之治，呼吁人们要以礼为据，处理好人际关系。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即是此意。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是由大同到小康，当今的任务是维持小康，而不是由小康回到大同。大同思想正符合这种人类社会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文明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所以儒家的大同思想的原旨，不是对社会的向往，而是对社会的回忆，是一种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文士（知识分子）阶层的出路基本有两条，非仕即隐，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中国古代士人读书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在仕途中主要是为“治世”，从不考虑社会的未来；失意时则“避世”退“隐”，退隐后也只是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有些学者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说成是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其实，从该文中我们根本看不出些许大同社会的景象。它体现的基本上只是一种对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的追求。

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中国广大农民身受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当忍无可忍的时候，只能“揭竿而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只有从一些古代农民起义的主张中才能看到要求公正合理的大同社会愿景的印记。如黄巢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王小波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宋史》卷276《樊知古传》）为号召；钟相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7）口号‍‌‍‍‌‍‌‍‍‍‌‍‍‌‍‍‍‌‍‍‌‍‍‍‌‍‍‍‍‌‍‌‍‌‍‌‍‍‌‍‍‍‍‍‍‍‍‍‌‍‍‌‍‍‌‍‌‍‌‍。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更主张做到“务使……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最后他们只能或被封建政权所镇压，或得到改朝换代的结局。

四、大同思想与近代中国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逐步深入，大同思想不但不像传统中的其他思想一样遭遇严重挑战，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契机。它与新涌进的西方思想尤其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大同思想吸引了不少新型知识分子及新型政治家的关注，并成为其最终社会理想的目标。特别是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他们丰富、发展了传统的大同思想，甚至对之作了科学的扬弃。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之一，在学术上是一位今文学派的国学家，也是早期接受西学影响的改革家。他依据公羊三世说演化出一套社会最终达到大同之世的思想；他还摭拾佛典，兼采墨学及杨朱之学，又借鉴西洋民权、代议诸说著《大同书》，将大同思想发展为一整套更为系统的学说，不但使之具备了形而上的论证，而且也有了看似可操作的实践步骤。《大同书》中反映了平等、博爱的近代精神，也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失望，甚至直接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意象。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随着他所发动的维新运动的失败，这在最后也完全成为一种空想之路。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同样受大同思想影响甚巨。他重视大同思想的平等精神，而对其“天下为公”精神，则作了更多发挥。他把这种精神视为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模式，直接吸收进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当中。他把民生的追求和民权的实现，看作中国本来就有的思想与传统；小康大同之说，即含其义。另外，孙中山早年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前两者早已在欧美实现，只有民生主义（他亦称之为社会主义）还有待20世纪的努力。因此，他认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即“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他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晚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所谓“新三民主义”，还曾这样说过：“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的所谓大同也。”可见，他对大同境界是无时或忘的。

从康有为尤其是孙中山那里，已经隐约可以看见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少非常重要的契合，大同思想成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的本土文化基因。不过，在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也即科学社会主义之前，这种契合往往还只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简单比附，并且摆脱不了空想的色彩。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才找到一条科学而切实的路径，完成它的创造性转化。

作为文化基因，大同思想使得中国人更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对社会公正的热切期望，使得他们在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时，开始学会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并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吴玉章在回忆自己接受社会主义时所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美好远景。”实际上，中国古代这种包含了原始社会公正的大同思想，极大地影响过陈独秀、李大钊等第一批共产党人，其中，毛泽东更是突出的代表。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青年毛泽东通过诸多途径受到传统大同思想及其后来发展的影响，他“热烈地向往‘大同’世界，还将实现人类‘大同’作为自己理想的终极目标”。当他得杨昌济推荐，认真研读了康有为《大同书》甲乙两部后，对被称为“圣域”的大同境界十分向往，认为“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而“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他明确地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还曾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影响，一度相信并力图实践过实业救国道路。当时国内外动乱不止的现实，也刺激了他对大同思想的好感，他在给《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说：“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五四运动前，他接触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等带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曾精心设计一个通往大同世界的新村蓝图：“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积极参与结社、“新村”试验、工读互助等活动，还于1920年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不过，这一系列尝试最终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毛泽东通过旧式方法实现大同的探索失败了。当他意识到要另寻新路的时候，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就对大同思想的乌托邦性质有过初步的反省和清算。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是永远存在的：“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由此推出：“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他还进一步批判了中国古代较为普遍的乌托邦思想：“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他对自己一度非常向往这种理想社会，亦有省思：“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1920年，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同思想成为他完成这种转变的文化基因，而他的转变又使他最终扬弃了过去大同思想的空想性。后来他这样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夺取全国政权，赢得革命的胜利，并且迅速打下开国的基础，就与他扬弃传统大同思想，找到一条科学的“到达大同的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人类大同的追求，不但成为了千千万万普通劳动人民一个长期的梦想，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诸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大同思想才真正由一种空想，找到一条科学的实现道路；这一文化基因，也由此而完成了它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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