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

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特点之一是“专门之业不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学校总论》），除“经、史、子、集”之外就不再有专门学科的分类​‍‌‍​‍‌‍‌‍​‍​‍‌‍​‍‌‍​‍​‍‌‍​‍‌​‍​‍​‍‌‍​‍​‍​‍‌‍‌‍‌‍‌‍​‍‌‍​‍​​‍​‍​‍​‍​‍​‍​‍‌‍​‍‌‍​‍‌‍‌‍‌‍​。按研究对象的内容划分学科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首先在法科中设立政治学科（开始时称“仕学馆”），这是我国设置政治学专业的开始​‍‌‍​‍‌‍‌‍​‍​‍‌‍​‍‌‍​‍​‍‌‍​‍‌​‍​‍​‍‌‍​‍​‍​‍‌‍‌‍‌‍‌‍​‍‌‍​‍​​‍​‍​‍​‍​‍​‍​‍‌‍​‍‌‍​‍‌‍‌‍‌‍​。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早期称“西洋政治思想史”）也就成为该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最早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著作应该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和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3年）。以后更有多位名家，如杨幼炯（1937年）、吕振羽（1937年）、萧公权（1945年）、陶希圣（1932-1936、1942年）等的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或专著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又分别有徐大同等合著、朱日曜主编、刘泽华主编、曹德本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陆续出版。这些专著或教材各有所长，对教学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人们认识、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所启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

政治学无疑主要是研究政治问题的学科。什么是政治？说法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恩格斯的一段话明确指出了政治的实质。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这就告诉我们统治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要掌握对社会和国家的统治权，首先必须掌握、控制名义上代表全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政权。通过国家整合社会，调节社会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实现其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政治学，简要地说，就是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夺取或维护统治权提供理论根据和说明，或为其夺取或维护统治出谋献策。因此，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治理）国家，应该是政治学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史也就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阶级思想代表们对认识国家（性质、作用、职能等）、组织国家（管理形式——共和、君主；结构形式——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统治方式——民主、专制独裁）、管理国家（治理方法——路线、方针、政策原则）等方面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发展演变历史。

中国和欧美国家由于历史发展各有轨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统治模式，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史。

一、 以“治国之道”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我们考察研究中西两种政治思想史，首先会发现各自突出的重心不同，也即其所研究的具体着重点有所差异。

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独立的学科，产生在古希腊奴隶占有制社会后期（公元前6世纪）。据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学园中曾讲授政治学课程，后经整理出版，即现在流行的名著《政治学》。这本书被视为西方系统政治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确立了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和结构框架，一直流传至今。

亚里士多德曾说“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又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按照他所确定的“科学”原则而编写的。当时希腊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制度——城邦制正处在其发展末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城邦的产生、性质、作用、演变、形式及其种类等问题。而且，为了挽救奴隶占有制城邦制度的危机，他还设计了最理想的城邦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他也主要是学理的分析判断、概念的说明，追求普遍的定理，以及对各种城邦形式的比较、评价。这就表明西方政治学从一开始，就着重于探求学理“知识”和政权组织形式，着重于如何认识国家和如何组织国家，直到19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才把管理国家问题正式提上学术议程。我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学的传统是“唯理”（理论）政治学，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不同，如果说西方偏重于思辨的探讨，中国则偏重于务实的思索。这造成西方“创新”精神强、中国解决问题能力高的区别。西方多智者，中国多贤人。中国系统的政治思想产生于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正在从东方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社会政治和学术特点则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为了适应诸侯独霸天下的政治斗争需要，各家各派也都“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以游说各国统治者。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更是各派思想家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什么是“道”？有天道与人道。虽然“天命不可违”，但“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有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人定胜天”等说法。人们所着力考虑的主要是“人道”问题。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西方经历了1000多年的基督教神学统治，直到15世纪才开始“从人出发”观察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所谓人道主义。中国则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人道”问题。不过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重视人作为一种物体的性质问题，把“人”看成一个孤立的“单子”；中国则把人看成“群体”​‍‌‍​‍‌‍‌‍​‍​‍‌‍​‍‌‍​‍​‍‌‍​‍‌​‍​‍​‍‌‍​‍​‍​‍‌‍‌‍‌‍‌‍​‍‌‍​‍​​‍​‍​‍​‍​‍​‍​‍‌‍​‍‌‍​‍‌‍‌‍‌‍​。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中国与西方不同，着重人群，并着重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

所谓“人道”，简单说就是“为人之道”，就是如何对己、如何待人、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的修身处世之道。从政治学上讲主要包含如何调整好各种人与人的公共关系，即所谓“治国之道”。先秦诸子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出各自的“治国之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的《道德经》尽管把“道”说得“玄之又玄”，但仔细考察，其基本思想是“以德辅道”，实际目的还是在“德”，也就是它的“治国之道”。

从春秋战国直到唐朝，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道统之争”，也就是以谁家之“道”来治理国家。“道者路也”，所谓“治国之道”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政治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谓“术”）。中国古代也讲“理”，但正如章学诚所说，先秦诸子都不“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学称为“唯实政治学”、“治理政治学”。

如果说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那么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道术），即“做什么、怎么做”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

二、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线索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一般来说，有可信资料证明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的起点，确定为殷商时代已无所争议了。殷商、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侯外庐先生称其为“早熟”）。从东周战国（前476年）开始，直到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属于封建社会性质。这段时期是中国系统政治思想形成、繁荣和发展时期。

在这几千年中，中国政治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殷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源起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秦汉到唐是儒、道、法三家争“道统”和儒家思想确立统治地位（儒法结合、儒道结合、儒道法结合）时期；宋明是儒道释三家合流的理学时期（印度佛教因系主张“出世”，故在“争统”时期始终未得重视，甚至受到迫害，直到宋代理学强调性理之学才与儒道结合起来）；明清之际是新生产方式萌芽和批判专制统治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则是“西学东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时期。下面分别做些简要说明。

（一） 殷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源起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主要内容有：

1. 殷商崇尚祖宗神。

2. 西周以天代祖，宣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并确立了宗法制、分封制。

3. 《易》、《诗》、《书》、《礼》、《春秋》等古代文献中反映的政治思想。这些文献曾经孔子修订整理，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实际上都是一些古代政治文献，所谓“皆为政典”。此外在诸子时代还“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手订”（皮锡瑞《经学历史》）。

（二） 周王朝东迁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至清中叶西方列强入侵，又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总体上看，两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一直未变。史学界一般把唐以前作为封建前期，宋以后作为封建后期。在这两千多年中，社会制度未变，政治制度基本未变；所变的只是王朝的更迭与“何法之道”，即用什么思想指导和如何治理好庞大的统一大帝国。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曾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荀子·王霸》）也可以说，唐以前政治思想主要解决“道统”问题，也就是哪家思想主导政治统治；宋以后不再争论“道统”问题，而关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需要，人们应具有何种心性品格，成为关键的政治要求。

春秋战国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当时周王势衰，诸侯雄起。春秋时尚“尊周攘夷”、“挟天子令诸侯”，战国时更是“陪臣执国命”，诸侯称王称霸，要一统天下。

这时期教育也出现了“私学”。作为最下层贵族的士（所谓“士食田”）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许多人开始授徒讲学。在春秋时出现了孔、墨显学和老子的道家思想，战国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登上历史舞台，皆“思以其道易天下”。于是，诸子纷纷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兜售自己的治国之道。

所谓的“百家争鸣”或“九流十家”，实际上影响到治国原则的主要有儒、墨、道、法四家的主张。儒家提出了以仁义为本的治国路线；墨家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做了反方向的诉求，并首先明确主张天下“一同于天子”；道家提出了治国的原则策略；法家则具体阐述了君主的“统治术”。

他们的治国思想大体如下：

1. 儒家是由孔丘和他的弟子及后人孔伋（子思），后学孟轲、荀况等构成。

孔子是最早的私学大师，儒家的创始人。其治国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要求以“仁”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关系），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所谓“天下归仁”。他主张“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提倡“中庸之道”。尤其是提出了由大同到小康的政治发展过程。我国近代以来，虽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几次冲击中国社会，但终皆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却能深入人心，应该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同思想传统有着紧密联系。

孟、荀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儒家两大派别​‍‌‍​‍‌‍‌‍​‍​‍‌‍​‍‌‍​‍​‍‌‍​‍‌​‍​‍​‍‌‍​‍​‍​‍‌‍‌‍‌‍‌‍​‍‌‍​‍​​‍​‍​‍​‍​‍​‍​‍‌‍​‍‌‍​‍‌‍‌‍‌‍​。

孟子处于战国时期，他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倡“定于一”，主张“性善论”，侧重内心修养；强调以仁义得天下、治天下。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主张“性恶论”，认为“其善者伪也”；侧重外部规范，强调以礼（法）治国。他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治国之道。从系统性来说，其论证封建王权的思想体系，可以与雅典的亚里士多德相比美。这对其后2000多年维护王权的思想发展有着极大影响。正如谭嗣同曾说过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2.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他在批评孔子思想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反映劳动大众政治愿景的治国之道：兼爱、非攻、节用、尚同等。

3. 道家由《道德经》和庄周的思想所构成。

《道德经》传说为老子的作品。但关于老子的身世说法不一，故以书名代之。战国中叶齐国为招揽天下士人，建立了稷下学宫，宫中出现了以老子《道德经》思想为核心主张的学派，史称黄老学派。

道家学派虽然都从“玄之又玄”的“道”出发，实际上《道德经》与庄周的思想是很不相同的。

《道德经》从形而上的“道”出发，论证了社会、国家发展的规律，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它的政治思想主张无为、虚静、不争、以柔弱胜刚强。《汉书·艺文志》对《道德经》的评语是“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德经还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家形态。该书的思想对后起的法家思想有较大影响。

庄周是先秦时期又一位道家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道德经》的“玄之又玄”的道，传承了《道德经》的“无为而治”。但与《道德经》不同的是，他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个人自由自在无所约束的《逍遥游》中，政治上还提出“绝圣弃智”的主张，带有无政府色彩。

4. 法家是后起的一个学派。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及其他一些改革家，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

法家从现实出发，主张功利原则。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倡导势、法、术：“事断于法”；“权势不可以假人”；重视统治策略与手段（术）。

春秋战国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繁荣时期。当时政治上周室衰微，诸侯崛起。各路诸侯都欲由自己重新统一天下。各学派创始人也都列国游说，希望能以己之道“治理天下”。在各派学者互相批评、攻讦和吸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思想史的高潮，奠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石。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演变发展起来的。

（三） 秦汉之际，中国实现了新的统一，为各家治国之道提供了实验的机会和场所。

地处西部地区的秦国利用法家路线富国强兵，最后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不信儒学，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路线。他“刻薄少恩”，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传“二世”而终，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训。汉时贾谊、陆贾等人总结秦朝“夭折”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分清楚“取与守不同术也”；二是“仁义不施”（贾谊《过秦论》）。

汉代初期，因久经战祸，民不聊生。为了休养生息，统治者推行了无为而治的道家黄老之术。刘安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实际就是其理论总结，书中已露儒道合流的迹象。

汉武帝刘彻时，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秩序也得到了稳定。刘彻决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从这时起，儒家的治国之道就基本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主导思想。

当然，此时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董仲舒混入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把儒学神秘化；明确用三纲五常观念维护封建秩序；提倡“儒法合流”、“外儒内法”，所谓“王霸道杂之”。此时，研修孔子修订的古籍和儒家著作，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有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之说。同时出现了儒家经典的今、古文学派。今文讲义理，古文讲考据正字。实际二者应该互补。

（四） 及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频频乱政，豪门势力巧取豪夺，汉王朝政治紊乱，西部少数民族崛起。其后，我国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统一被破坏。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也打破了儒家思想一统的局面​‍‌‍​‍‌‍‌‍​‍​‍‌‍​‍‌‍​‍​‍‌‍​‍‌​‍​‍​‍‌‍​‍​‍​‍‌‍‌‍‌‍‌‍​‍‌‍​‍​​‍​‍​‍​‍​‍​‍​‍‌‍​‍‌‍​‍‌‍‌‍‌‍​。三国时期，无论是曹氏治魏，还是诸葛亮治蜀，都有些法家的色彩。特别是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玄学”，不论是哪派（何晏、王弼；向秀、郭象），基本上都是“以道解儒”，即以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来论证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此时期，庄子的自由放任、无政府思想也有重大表现。

（五） 隋唐以后中国又重建了统一大帝国，重现了封建“盛世”。适应当时的形势，韩愈不满魏、晋以来道家的兴盛和佛教（主要是禅宗）的发展。他排斥佛、老，主张恢复以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之道，提出了“道统”问题。对孔学传统，则摒弃荀况，弘扬思孟，倡导孔孟之道。柳宗元又在《封建论》中总结了秦亡“非制也，乃政也”，进一步肯定了中央集权制度。

此时的儒学已是以儒家的仁义德礼为主体，结合法家的信赏必罚与黄老的帝王南面之术的一套有原则、有方法的完整的治国方案。以后的政治思想不过是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当时的实际政治之中。

（六） 由宋至清，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后半期。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仰仗武力扩张疆土，建立四大汗国。除少数人外，未顾及修文，未及百年即被农民战争所推翻。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宋明王朝在实际政治中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改革——王安石和张居正改革。

这个时期主流政治思想是所谓宋明理学，这是区别汉代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倡导心性义理的新儒学，它表明儒道佛三家的合流。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一个新阶段。

宋明理学在宋代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明代则有王守仁（阳明）。宋明理学以个人的心性修养为其核心思想，主张士阶层要修身养性、清心寡欲，但同时坚持儒家的经世理念。

理学产生于宋代是有其根据的：一是适应地主阶级发展变化的需要；二是早在唐代时中国封建王朝的治国之道已基本定型；三是唐宋以来，随着知识分子——士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增强了。宋儒把个人道德素质放在核心地位，正符合儒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要求。可见，他们还是在论证儒家的治国之道和道德修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叶适、陈亮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

（七） 明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清中期，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现象也在思想观念中明显地反映出来。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龚自珍等人就是这个时期的思想代表。他们大都对封建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在经济上，有的人提出了“工商皆本”，打破了“以农为本”的传统主张；大都对王权进行了批判。但是总的说来，他们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轨迹。龚自珍的诗句“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之四四）就可以反映他们的心态。

清代是满族贵族统治中华大地。清朝统治者吸纳了汉文化，维持他们的统治二百余年。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格局，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历史新时期。同时，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出现了新面貌，历史也为其提出了新任务：振兴中华，重新崛起，为中华民族寻找走向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之路。

结语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总的说来其线索是“一以贯之”的，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其中当然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因此，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认真总结、鉴别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建设。

列宁曾说“政治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政治的艺术魅力就体现在调节各种矛盾和处理具体事务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与政治实践的紧密结合，主要表现在如何整合社会、调节各种矛盾和治理策略与方法上。它强调因时因事而“变异”的“辩证思维”方法。因此，在中国这个地区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聚居、情况复杂、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如何使各种矛盾得到调节，国家能稳定发展，人民能安居乐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科学的总结和研究，在当今纷繁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提高我们的政治智慧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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