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兼爱互利、尚同尚贤、节用节葬的社会政治观

作者：主编时间：2022年11月14日阅读：196 评论：0

一、中国古代第一个反映劳动人民要求的思想家

墨翟（以下统称为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的开创者‍‌‍‍‌‍‌‍‍‍‌‍‍‌‍‍‍‌‍‍‌‍‍‍‌‍‍‍‍‌‍‌‍‌‍‌‍‍‌‍‍‍‍‍‍‍‍‍‌‍‍‌‍‍‌‍‌‍‌‍。关于他的身世问题历来多所争议：首先，他的籍贯是鲁抑宋即争论不休；其次，他的生卒年月为何时，至今尚无定论‍‌‍‍‌‍‌‍‍‍‌‍‍‌‍‍‍‌‍‍‌‍‍‍‌‍‍‍‍‌‍‌‍‌‍‌‍‍‌‍‍‍‍‍‍‍‍‍‌‍‍‌‍‍‌‍‌‍‌‍。学术界一般认为，他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年，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在孔子之后‍‌‍‍‌‍‌‍‍‍‌‍‍‌‍‍‍‌‍‍‌‍‍‍‌‍‍‍‍‌‍‌‍‌‍‌‍‍‌‍‍‍‍‍‍‍‍‍‌‍‍‌‍‍‌‍‌‍‌‍。是时，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已逐渐由奴隶占有制转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政治上，周王势衰，诸侯称霸，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墨子应时而生，为救治时艰，创立墨家学派，与孔、老两派并立。

（一）关于墨子和儒家的关系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墨子曾学习过儒学，因为孔子最早设立私学，有教无类，墨子曾在孔门学习是完全可能的；第二，墨子不满儒家观点，遂脱离儒家并广招门徒，自立学派，形成了墨者集团。《吕氏春秋·别类》曾说墨家“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淮南子·泰族训》也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一集团的首领被称为“巨子”。当时百家争鸣尚未出现，儒墨两家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两家还彼此对峙交锋，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了所谓“孔墨显学”（《韩非子·显学》）的局面。

（二）关于墨子的阶级属性

墨子家族的门第无考，其本人则自称“贱人”（《墨子·贵义》）、“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也即一般庶民、劳动者。为制止诸侯之间争霸的混战，墨子曾带弟子奔波于宋、鲁、齐、楚、卫等国游说，并结识了著名的能工巧匠公输盘（班）。二人进行了一次“钩拒”（一种武器）之辩，墨子提出了“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的功利主义观点。双方还进行了一次器械性能的比试，最后以墨子的胜利告终。据此，人们一直都把墨子认定为能工巧匠、手工业者。

至于墨子的思想观念，荀子曾称之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所谓“役夫”也就是墨子说的“农与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可以说墨家思想是代表广大工农劳动者的思想体系。

（三）在基本立场上儒墨异道

墨子虽然出自孔门，他的学说又与儒学并列为当时显学，但是二者基本立场却截然不同，基本观点完全对立.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 孔墨皆道仁义，但二者各有理解。孔子为维护周王朝统治的等级秩序出谋划策，而墨子则从广大工农劳动者的利益出发提出对仁义的要求。

2. 孔子信天命，“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墨子则反对命定论，并就认识标准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墨子认为，人们要认识事物必须根据一个客观标准（法仪），即所谓“言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何为三表？他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身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这就是说，判定一件事情时，既要考察先人的历史经验，更要根据现今百姓的实践（耳闻目睹），对于国家的政策法令还要考察其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观点虽然是墨子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却也反映墨子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倾向。

3. 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反战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社会大分裂时期。当时周王势衰，诸侯割据，各自称王称霸，互相讨扰争战，天下无序，民不聊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该时期局势的表述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期间则更为激烈。是故，思定、思安已成为社会普遍思潮。诸子大都要求寝兵、息战，但皆从维护统治权、稳定社会秩序出发。只有墨子从工农劳动人民利益考虑，提出了反对诸侯兼并侵夺战争的“非战”主张。

墨子指出：当时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和过奢靡生活，发动侵夺战争，乃“厚作敛（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已造成工农大众处于“饥寒并至”的“巨患”之中。（《墨子·辞过》）他称“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

同时诸侯之间又“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攻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墨子·非乐上》）这些不义之战给工农大众带来更大的灾难。墨子深刻地谴责了这种兼并掠夺战争，称其为天下“至大”的不仁不义行为。这种战争“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非攻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农民。他说：王公大人冬恐寒、夏恐暑，不能出征，但“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意即春季、秋季百姓因服役出征荒废农田耕种，最后因农业欠收而落得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此外，战争的旷日持久造成来自农民的士兵死亡的人数无以数计。墨子批判了美化这种不仁不义行为的错误观点，指出当时诸侯的兼并战争只是对人民的戕害。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认定，墨子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它代表了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广大工农劳动大众的利益，并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愿望。

（四）关于墨子的著作问题

现存《墨子》为53篇。其中大部分为墨子社会政治观点及其政治活动的记载。与语录形式的《论语》不同，《墨子》是一部由学生记录的讲话集，体例也由提问和回答转变为专题分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大取》、《小取》诸篇除阐述其基本观点外，主要内容为逻辑学和各类自然科学，体例也不尽相同。大部学者认为该书出自墨子弟子及后学之手。

本文并非全面论述墨子思想体系，而是仅对其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一些评述。

二、兼爱互利的社会观

墨子与孔子相同，其社会政治思想都是以仁学为出发点，仁学成为其思想核心。墨子还“仁”、“义”并论。但是二者对仁、义的理解和所达到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孔子仁学思想的出发点是“正名”，要求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各就其位，各尽其职，藉以维持当时已紊乱的社会等级秩序，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墨子仁义观的核心则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其目的是打破人的等级差别，使人与人能平等相处，公正相待。这反映了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愿望。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调解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因此他“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罕言》），要求人们听天由命。墨子则是为了保护工农劳动大众利益，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的学者曾把墨子与英国19世纪思想家边沁作比较，但是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二者观点尽管“近似”，然而所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截然不同。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边沁的功利主义代表了19世纪已经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墨子的思想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古代社会工农大众的要求。

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孔子的目的是使社会摆脱混乱无序，故“仁学”思想以“正名”为基础，以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为归宿。墨子不仅主张“仁”，而且还强调“义”。对于“义”，墨子解释说：“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子把“利益”作为社会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是更近一步抓住了政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为了制止诸侯混战，稳定社会秩序，拯救工农大众，墨子提出了自己的兴利除害的救治方案。

墨子提出治理天下无序之“祸乱”，首先必须考察“祸乱”之起因。他认为“自利”是一切祸乱之原。当今之世，人们都追求“自利”而互不相爱。“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墨子·兼爱中》）因此，“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墨子·兼爱中》）墨子的结论就是“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墨子还反对孔子“爱有等差”的观点，主张“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认为人们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这样天下秩序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还以史为据，论证“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他指出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天下大治、万民得利。（《墨子·尚贤中》）而夏桀、商纣、周幽、周厉等王，“其为政乎天下，兼而憎（恶）之，从而贱之……万民从而非之曰‘暴主’”（《墨子·尚贤中》），最后落得家破国亡。

同时，墨子鼓吹“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墨子·兼爱中》）呼吁统治者摒弃“自利”、弘扬“众利”，推行“兼爱，互利”的治国之道。他说：“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墨子·兼爱下》）

墨子兼爱互利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不可能被统治者接受为治国之道，也难以实现，但的确反映了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愿景。

三、尚同尚贤的国家观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社会紊乱无序。“定于一”，建立新的王朝，实现天下重新统一，就成了当时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的共同愿望，也成为各家各派的基本主张。当然，由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各家各派所主张的实现统一之路也就有所差异。墨子从工农劳动大众利益出发，认为只有建立统一王权，推行兼爱互利的治国方案，实现众利，天下才能安定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墨子认为在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社会还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因此，人人都只是追求个人利益（自利）。所谓“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而且“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墨子·尚同上》）有的学者将“义”解释为“意义、道理”。我觉得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墨子原意。墨子曾说“义，利也”（《墨子·经上》），从前引文的文意看，正是这种人们都只顾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才是“天下之乱”的根源，才造成“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

后来，人们明白了天下之乱是由于“无政长以一同天下之义”，于是“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推行“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即“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以弘扬众利，摒弃私利，稳定天下，惠及人民。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地区的扩大，又增设了三公、诸侯、将军等职官，以及里、乡等地方行政区域。为了惩恶扬善，安良除暴，天子还制定了纲纪刑罚。

墨子主张对于各层次的地方官员，也要“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来任用。墨子揭露当时社会仍然受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世卿世禄制度的影响，结果“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墨子·尚贤中》）他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主张“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墨子还特别提出要从工农大众中选拔人才，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墨子主张对各层次的官员都要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来任用，对他们不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而且还要确实“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使他们能得到人民的敬、信、畏，从而切实地发挥协助天子治理天下的作用。

为了保持天下的统一，墨子还提出“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的主张。就是说国家的一切政令都出自天子，下级不能结党营私，所有人都要服从天子。这样才能保证天下国家号令统一，步调一致，人们兼爱互利。所以他主张天子由仁人担任，推行善政，反对暴君。他说：“顺天意者，义政也”。（《墨子·天志上》）

他虽然提到对天子的监督问题，但却乏力地把这个权力交给上天特别是鬼神。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墨子小生产者思想的局限性。

可以说，墨子是我国古代最早提出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先后都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制度。但大多数学派是为建立和维护新兴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权而出谋献策，只有墨子是代表了广大工农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由于小生产者阶级自身缺乏凝聚力，所以希望君主成为自己的政治保护力量。

近代我国有些专家学者将墨子与西方一些政治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如梁启超就曾将墨子与卢梭相比，冯友兰将他与霍布斯相比。墨子和霍布斯在主张君权、利维坦问题上虽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截然不同，代表了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要求。关于墨子与卢梭相比，并不是如梁启超所谈：在契约论上卢梭是社会契约论者，墨子则是“君、臣、萌（同氓）通约也”（《墨子·经上》）。二者可比之处在于：一个在中国古代先秦，一个在西方近代法国，却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社会政治要求；二者都反对特权，主张平等；二者都在寻找一个能代表全社会人们共同利益（公意、众利）的力量保护工农劳动大众利益；墨子期盼一个顺应天地鬼神之志的有道明君，卢梭则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虚构的“立法者”来推行他所设计的民主政治。

四、节用节葬的俭节观

先秦诸子中主张节用、反对奢侈的不止墨子一人，如孔子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但是，像墨子思想这样系统地把俭节与国家的治乱兴亡连接在一起的治国思想，却是绝无仅有的。他曾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又说“用财不费，民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

墨子认为古代圣王之世“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那时，君主对衣、食、住、行皆有规范（法度），崇尚俭节。他们衣以能御寒防暑为标准；食以充饥强健身心为原则；住则求冬能御风寒、夏能防暑雨；行则要求方便快捷。在上者“节于身”，也就能“诲于民”，因此“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墨子·辞过》）

墨子主张节用，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王公大人和富人）在衣食住行等生活起居方面的奢侈无度。在《辞过》中，他揭露了统治者衣必锦绣高雅，食必美味佳肴，住要亭台殿阁，行要华丽车辇。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必定要“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从而造成“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的恶果。（《墨子·辞过》）对此，他最后提出如果“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那么“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当为舟车不可不节”。（《墨子·辞过》）

墨子的《节葬》篇是《节用》篇的延续，后者言生前，前者谈死后，主要是反对儒家孔子遵循周礼主张“厚葬”、“久（丧）服”的思想。墨子揭示“厚葬”浪费社会、国家的资财，“久（丧）服”则破坏了百姓的生产活动。这些都影响了社会风尚，造成了劳动人民的穷困。他提出了薄葬短丧的节用、爱民原则。

把俭节与奢靡和国家的治乱兴亡连接在一起的观点，是墨子政治思想为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认真继承。当然，他的“非乐”思想不分良莠地笼统否定音乐对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明显地反映了他思想的小生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像墨家这样有体系地反映劳动人民政治诉求的思想派别是十分少有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墨子生逢周末乱世，社会无序，世道浇漓，天子势微，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民生困苦。他为救世提出了系统的治国分案，其政治思想体系中对社会混乱无序的批判，主张仁义、反战非攻、尚同尚贤等基本观点，正契合当时社会的需求，故而能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学齐名，成为“显学”。他的思想主张因此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影响‍‌‍‍‌‍‌‍‍‍‌‍‍‌‍‍‍‌‍‍‌‍‍‍‌‍‍‍‍‌‍‌‍‌‍‌‍‍‌‍‍‍‍‍‍‍‍‍‌‍‍‌‍‍‌‍‌‍‌‍。

但是，墨子思想体系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观念（兼爱互利）以及他反对厚葬“久（丧）服”的主张，都是反映和维护工农劳动大众利益和要求的。因此，秦、汉建立了新的王朝后，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都采纳了儒、法、道家的治国之道，以维护秩序、治理国家。这种以儒家为主体结合道法的治国之道，在我国延续了约2000年。而反映广大工农劳动大众要求的墨子政治思想，却正如王充所论，“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论衡·薄葬》）。广大士阶层都摒弃墨家，依附于儒、法、道家。因此，秦、汉之后，在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统治下，中国古代社会再也没有形成产生反映工农劳动大众政治要求的社会条件；作为系统代表广大工农劳动大众政治要求的墨学体系，也几乎成为“绝学”。

历史事实表明，在2000多年地主阶级统治下墨学虽成“绝学”，但是，反映广大工农劳动人民要求平等、正义的观念却绝而未断。在不绝如缕的农民起义斗争中，墨子兼爱互利的核心精神，又在“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中体现出来。直到近代，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中，一些先进人士才重新挖掘出墨子反映工农大众愿望的思想体系的积极性，并揭示了他所追求社会秩序的空想性。经过反复抉择，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条能够指引工农大众实现自己的梦想，走向和谐、平等、公平、正义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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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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