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法自然、贵德守道、小国寡民的君主南面术

作者：主编时间：2022年11月14日阅读：211 评论：0

一、老子其人其书

据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人‍‌‍‍‌‍‌‍‍‍‌‍‍‌‍‍‍‌‍‍‌‍‍‍‌‍‍‍‍‌‍‌‍‌‍‌‍‍‌‍‍‍‍‍‍‍‍‍‌‍‍‌‍‍‌‍‌‍‌‍。一般认为，老子生活于春秋中后期，与孔子同时代‍‌‍‍‌‍‌‍‍‍‌‍‍‌‍‍‍‌‍‍‌‍‍‍‌‍‍‍‍‌‍‌‍‌‍‌‍‍‌‍‍‍‍‍‍‍‍‍‌‍‍‌‍‍‌‍‌‍‌‍。此时，我国正在从奴隶占有制社会向封建土地私有制社会转型‍‌‍‍‌‍‌‍‍‍‌‍‍‌‍‍‍‌‍‍‌‍‍‍‌‍‍‍‍‌‍‌‍‌‍‌‍‍‌‍‍‍‍‍‍‍‍‍‌‍‍‌‍‍‌‍‌‍‌‍。

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史，管理图书、文物、档案。这个职务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再加上个人的聪慧，他深刻领悟到要疗治当时社会、国家的混乱无序，其关键不在于提出具体的治国之道，而在于统治者如何按照社会、国家的本性（规律）统治社会、国家，唯此才能恢复社会秩序，重整天下。

老子的这一观念系统地反映在他的名著《老子》中。据说此书是他不满当时社会现状，欲避世归隐，行至函谷关时，被关令尹喜挽留，应其著书留念之请而写作的。书名《老子》，可能是因其在归隐途中，不愿显露真实姓名，故以《老子》名之。后来行世的“老子”称呼，既是书名，又是作者笔名。

该书包括《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其内容涉及宇宙万物的生成，但核心是一部着重于救治当时社会政治危机的政治方案。下面我们从政治学角度剖析老子的思想体系。《老子》书仅5000余字，文字不多，内容甚丰，确是言简意赅，故2000多年来学者对该书的文和意两者都争论颇盛。此书版本甚多，这里我们不拘一格选用不同版本。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阐述老子的政治思想：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观；贵德守道的君主南面术；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

二、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观

司马迁曾讲了一个儒、道两家创始人孔子与老子谈话的故事。“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后来孔子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得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周都曾向老子请教“礼”治问题。老子回答他说：你尊崇尧舜，效法文武，这些圣人都已作古，现在只剩下他们的言论记录了。况且君子逢时便能腾达，不逢时就如同蓬草一样飘荡。现在世道已变了，而你却还“好古，敏以求之”，要恢复周礼。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品深藏若无，君子也表现得大智若愚。你应该去掉骄气和多欲、神态高傲和不恰当的志向，这样对你是会有好处的。我要劝告你的就这些。后来孔子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捕获，会游的可以垂钓，会飞的可以箭射。至于龙，它能乘风驾云飞翔上天，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所见到的老子，就是龙吧！这段话表明，老子不赞成孔子所推出的那种具体的治国之道，认为这种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能挽救时艰、救民于水火。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裂时期。此时诸侯割据，周天子势微，战乱不息，天下无序，生灵涂炭。《老子》分析当时天下形势时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18章）

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等观念都是由于大道废弃而引起的。因此，只有恢复“大道”，社会秩序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定。

“道”在我国政治文化中是一个重要概念。老子曾说：“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第21章）就是指从当前到古代，人们一直都从“道”出发，以考察、认识万物的始因（如神道说、天道论），他也是从“道”入手以认识万物的始因的。

“道”者路也，对“道”的探求就标志着对社会、国家存在原因的认识和对社会、国家应向何处发展的根本方向、道路问题的探索。荀子曾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荀子·王霸》）一个国家生存的关键不在于疆域的大小，而是沿着什么道路走和由谁引领的问题。当时广大新崛起的士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提出各自具体的救治方案，并“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以安定社会秩序，重建一统天下，救民于水火之中。其中，只有《老子》更进一步深入地提出，仅就治国具体方针推出治国之道，那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统治者按照社会国家的“客观规律”进行治理，社会国家才能走上“常道”、“正道”。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大特色‍‌‍‍‌‍‌‍‍‍‌‍‍‌‍‍‍‌‍‍‌‍‍‍‌‍‍‍‍‌‍‌‍‌‍‌‍‍‌‍‍‍‍‍‍‍‍‍‌‍‍‌‍‍‌‍‌‍‌‍。《老子》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色，并以自然规律观代替了当时流行的神道观和天命论。我们着重从社会政治观来阐明老子的思想主张。

《老子》书中开宗明义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1章）这段话的含义是：具体的治国之道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但这并不是推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产生的本源和运行动力的“常道”（即事物的普遍规律、法则）。摆正每个人的名位以维护社会秩序也是需要的，但这也并不是“常名”，为“常道”正名才是根本。人类社会混沌未开之时，无规律可循。万物产生之后，“常道”就成为一切事物生存的根源。人们处世或国家的治者如能秉公无私，就能体察到“道”的奥妙；反之，如从私欲出发，只考虑私利，就只能达到“道”的边缘，以至道尽德终。“有”与“无”说的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可见，认识、掌握作为“普遍规律”的“道”，虽然很深奥玄妙，却是了解宇宙中一切事物生存原因的大门。“道”当然也包含社会、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原由，以及人们处世待人治国的基本规范和准则。

什么是“常道”规律呢？“道”与“德”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反对命定思想，提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51章）

《老子》书中首先解释了“道”。“道”已不是神道、天命，也不是通常所谓的“治国之道”，而是一个决定万事万物生存、发展和行动的形而上的“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21章）这里，《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宇宙生成观。在《老子》看来，宇宙中存在着四大领域：道、天、地、人。这四者中，“道”先天地（物质世界）而生；人虽属物质世界领域，但有其本身的独特性，如人能思维、有情欲、要过社会生活等，故将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独列，而“居其一”。

“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老子》反对流行的“命定论”，提出“道法自然”观念。这个“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说“道”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意思。这个“道”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在内）孳生之“母”，成长的根源（本源）。

《老子》认为，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道”独立存在；“天长地久”永存不息；它决定和指引着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性质和秩序；它是人们一切行动的准则，一切事物只能顺应它、依循它、遵守它；人们不能背离它、破坏它，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但是，它自身却无形、无语。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而不得”，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第14章），虽然它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逻辑上的实体，但它却精细、真实而诚信地存在着。

所以，一般研究《老子》的学者，都把他所主张的“道”解释为一切事物得之即生、失之即亡的客观“规律（法则）”。

《老子》主张“道”不仅决定事物的产生，而且一切事物（包括人类）所作所为也应保持其本源性质，因此，一切事物都必须“尊道”、“行道”，要按事物的本性“走正道”、“大道”，这样才能维持其存在和发展。任何国家的统治者，只有按照决定社会国家性质的规律行事，才能建立秩序，国泰民安。

同时，他还指出，“道”是一种一切事物都不能违背的行为规范。违反事物（包括社会国家）的自然规律，走“邪路”就要走向反面，造成秩序紊乱，从而受到惩罚，以致毁灭。他总结说：“天得一（道）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毁灭）。”（《老子》第39章）

所以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老子》第60章）。就是说统治者如能按规律治理一个大国，也就如同烹制小鱼一样简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子的道论与西方自古流传的自然法观念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恐怕这也是黑格尔等许多接触《老子》的西方哲学大师都对其有所关注和议论的原因之一。

三、贵德守道的君主南面术

“德”也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其构造来看“双人从直心”，具有“人们之间要以正直之心相待”之意‍‌‍‍‌‍‌‍‍‍‌‍‍‌‍‍‍‌‍‍‌‍‍‍‌‍‍‍‍‌‍‌‍‌‍‌‍‍‌‍‍‍‍‍‍‍‍‍‌‍‍‌‍‍‌‍‌‍‌‍。人们大多将德解释为治理国家和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人格要求。周族就是“以德代祖”打败了殷族而取得天下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法家诸子都曾从不同方面论证“德”的观念。

《老子》思想体系中除“道”外，也把“德”作为一个关键主张。不过，《老子》所谓的“德”，已非通常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而是做一切事只有遵守“道”——事物的固有本性（规律），才是“大德”。他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21章）关于道与德的关系，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21章），就是说宇宙间万物都是因合乎自然规律而生，只有按照规律畜养，万物才能存活。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51章），意思是只有尊道贵德才是顺应自然。《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由道所生；一切事物只有修德养德，不违反规律才能得到存活；“德”是一切具体事物体现着“道”存在的形态，“势”是“道”赖以依存的环境或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先秦时期，各家大都主张“以德治国”，其中都有道德内涵，只有老子把“德”作为“畜存大道”之所，即宇宙万物之“道”都存蓄于“德”中。“以道治国”是他的治国方案，即治理社会、国家必须按照社会、国家的规律办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守道”才是“大德”。老子把这种遵循规律的“道治”称为“善政”。不过，老子与其他诸子不同，他的治国之道并不是着眼于统治者的治国方针路线（如何治国），他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38章）所以，用仁义、礼法等具体方案解决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根本无济于事。君子、圣人、统治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维护统治的基本理念，即遵守客观规律，才能奏效。其他诸子都是“治国之道”，唯独老子是“为君之本”。此二者，我国两千多年各封建王朝的专制君主在其口头形式上大都奉为圭臬。

老子关于如何为君——所谓君主南面之术的具体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行善政

老子所谓的“善政”，就是治理社会国家要遵守“道”、“德”的要求，只有坚韧不拔、紧抱不放地按照其规律办理，才能长存永固。他还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第32章）

他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老子》第54章）意即考察一个人，治理一个家、一个乡、一个国和天下的所作所为，都要看其是否真诚、完美、丰满、坚定、普遍地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

他还以“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怨咎）。”（《老子》第8章）意即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水的灌溉功能有利于万物，又甘心居住在人们都厌恶的地方，从不争功争利；这表明“水”的作为已近于“道”的要求。因此，做一个善良的人，包括统治者，应该择善地而居，心地宽厚，待人仁爱，言而有信，行善政，做事要发挥善的能量，行动要选好时机。只有不争，才能无怨。

（二）顺民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就是把广大劳动人民看成社会、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一个社会、国家只有老百姓无忧无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社会才能统一、安宁、稳定，长治久安。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和每个学派大都把重民、争民、徕民作为基本方略和主张。老子更把顺民心和民意作为一个有道之君治理社会国家的根本前提和出发点。

他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天下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第49章）意思是说：有道之君治理社会国家不从自己的心愿出发，而是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对善良的人要善良相待，对不善良的人也要善良相待；对诚信的人要以诚信相待，对不诚信的人也要诚信相待。因为有道之君是按规律治国的。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为天下用心，天下人都耳闻目睹地关注着。有道之君也应像对孩子一样地了解他们的意愿。他还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为推行大道）。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救治对象）。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27章）

老子认为，对老百姓要听其自然，发生问题只能是顺势引导。统治者不要对人民施威压制，因为逼其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以“大威”（动乱）来对待了（《老子》第72章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也不要以“死”来恐吓人民（《老子》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三）为无为

这是对有道之君治理天下的根本要求。他说“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37章），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48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37章）。

“有为”、“无为”是老子针对当时统治者侵害百姓利益造成社会、国家秩序紊乱，应如何治理而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

全书只有一处谈“有为”问题，是为揭露当时的侯王们私欲膨胀，他们发动战争，争城夺地；奢侈无度，侵夺民财；戕害荼毒百姓，为所欲为。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妄为），是以难治。”（《老子》第75章）又说，当时的社会不是“以有余补不足”的正常状态，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畸形状态。（《老子》第77章）老子认为这些才是当时社会动乱的根源。只有统治者“为无为”，社会才能回到固有规律上来，秩序才能恢复安定。

老子所主张的“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统治者治理社会、国家时不要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具体要求就是有道明君应“不扰民”、“不戕民”。

所谓“无为”，一是统治者不要干预百姓的行为去侵扰民，一切由民自立、自主、自足。老子说“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二是统治者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去骚扰民。他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37章），统治者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19章），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29章）。

（四）君主的治国理念

关于如何为君，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即在于如何按照客观规律治理社会、国家。他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第59章）

老子要求君主治国要“致虚极，守静笃”及“知常容”。（《老子》第16章）因此，他的治国理念的核心原则就是“柔弱胜刚强”，即治理国家不逞强好胜。这种思想贯彻在他的全部治国思想中。老子的“柔弱”，并非“软弱无能”，而是适应当时形势的一种策略。当时基本形势是诸侯争霸，战争频仍，天下无序，民不聊生，社会已背离了其基本规律。为此，老子主张以弱胜强的方略。其具体内容除前述“无为”外，还有不轻率、不浮躁与“不争”：

1. 不轻率、不浮躁，讲诚信

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燥君……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燥则失君”（《老子》第26章），这就是说统治者处世不能轻率浮躁。同时，也不能以智巧伪诈引导百姓和治理国家。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65章），意为：古代的明君，不教民知巧诈，而是引导其淳朴地顺应自然。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书中的“智”与“愚”一般认为不是指聪明与愚笨而言。“愚”是指淳朴地顺应自然，“智”则是指巧诈。老子继续指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并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一种“稽式”（范式、法则）。（《老子》第65章）

2. 不争

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81章），“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8章）。

老子所谓的“不争”主要是指：有道明君既然要以“民心为我心”，要以“抱一（道）为天下式（楷模）”，那么除“少私寡欲”外，必须在作风上“不自见”（自我表彰）、“不自是”（自以为是）、“不自伐”（自我夸功）、“不自矜”（自我炫耀）。（《老子》第22章）因此《老子》书中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44章）；“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7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34章）等说法。

老子的“不争”主张还表现在反对当时各路诸侯发动的不义之战。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者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第31章）还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30章）

四、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

老子在全书将结束时提出自己的理想社会、国家。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80章）

两千多年前，老子为救世，能从历史和现实经验出发，总结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有其自身规律可循，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明确指出，统治者只有从人民百姓利益出发，按照规律办事，才能稳定社会，长治久安；摒弃社会规律，社会、国家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他不满当时社会违背社会规律的现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老子热切盼望社会、国家回到客观规律的轨迹上来。

任何思想观念都要受到历史时代的制约。老子生活的时代距古不远，正值我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土地占用制社会转变初期。因此，他所设计的理想境界也只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由和谐的王国。这个理想王国，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愿望，他自己也没有期盼其实现，所以最后选择弃世归隐。

同时，老子还不可能准确认识到，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社会被“异化”，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规律的体现。这时，随着社会规律的转变，国家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这任务已是整合社会与协调各类矛盾，以建立社会秩序，使社会得到稳定、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后来的历史表明：只有经过长期艰辛的奋斗，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人类才能最终找到社会回归其自身固有规律的路。

五、老子政治思想的流变

庄子是我国古代最早系统继承老子思想的代表人物。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人，生活年代公认为战国中期，正当七雄为问鼎火拼正酣之时。庄子曾为蒙漆园小吏。楚威王闻庄周贤，遣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子不受，并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在《天下篇》中，庄子对当时各家思想都有所评估，只有对老子有“古之博大真人哉”的颂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指出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对各家及各学科都有所涉及），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现存《庄子》书中，政治思想基本继承了老子的道、德观，主要是阐发老子“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同摈，弃）礼乐”，“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天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但由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二人思想体系又有不同之处。老子虽对当时社会不满，但尚期盼建立小国寡民的社会，使统治者能回到按照社会规律治理天下上来；庄子时周天子已形同虚设，诸侯为私利而火拼争鼎，荼毒百姓。他对当时社会批判极其深刻（如《庄子·胠箧》说“窃国者为诸侯”），认为天下不可能再恢复统一秩序，按照社会规律治理已经无望。

庄子提出“逍遥游”，更为强调个人不受约束的放任自由，并极其重视个人的养生之道。政治思想上则主张离世不出家的中国式无政府主义政治观念。

西汉初年，社会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极须“扫除烦苛，与民休息”，文、景时又“加之以恭俭”为治。（《汉书·景帝纪》）当时道家清净无为治国思想颇为流传，及至窦太后时，更“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黄老学派因循守成的治国之道一时居于主流地位。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在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黄老思想乃与儒家仁、义、德、礼的治国之道等相融合，成为治理天下的系统方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二次社会大分裂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建立了四个少数民族政权（四川羌族也建立了独立政权）；南方百余年间政权四次易主。这个时期，统治者聚敛无度、奢靡淫佚，政治腐朽，天下无序，战火不息，动乱不安。总的说来，中国封建社会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走向衰败。为挽救社会危机，此时“儒墨之迹见鄙（儒家走向谶纬化、墨家主张兼爱），道家之言遂盛”（《晋书·郭象传》），玄学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潮。在政治思想上玄学是“以道释儒”。无论是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何晏、王弼）还是“名教即自然”（向秀、郭象），都是为维护门阀士族统治利益服务。

还须指出，此时出现了阮籍《大人先生传》和葛洪《抱朴子·诘鲍篇》中举出的“好老庄之书”的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也是对当时社会腐败的一种指责和抗议。

早期农民起义也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其领导者张角信奉“黄老道”的清虚自守思想，以此为基础，吸收当时流传的《太平清领书》和《老子想尔注》（主要是揭露批判现实社会腐败混乱，提倡自食其力、救贫和均平思想），并创建了五斗米道，也称太平道，成为我国土生的道教的宗派之一。

结语

两千多年前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派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其道论、专制君主的南面之术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仁、德、礼相结合的治国之道的合流，构成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政治价值观，长期成为政治发展和建设的主流思潮。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老子的思想观念必定精华和糟粕并存。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而应该认真继承这份文化遗产，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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