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政德治礼范的治国之道

前言

孔子，名丘，字仲尼，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改革家，私学开创者之一，古文献整理者，历史学家，社会政治思想家​‍‌‍​‍‌‍‌‍​‍​‍‌‍​‍‌‍​‍​‍‌‍​‍‌​‍​‍​‍‌‍​‍​‍​‍‌‍‌‍‌‍‌‍​‍‌‍​‍​​‍​‍​‍​‍​‍​‍​‍‌‍​‍‌‍​‍‌‍‌‍‌‍​。他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前551—前479年），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等思想家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古代奴隶占有制衰落时期）​‍‌‍​‍‌‍‌‍​‍​‍‌‍​‍‌‍​‍​‍‌‍​‍‌​‍​‍​‍‌‍​‍​‍​‍‌‍‌‍‌‍‌‍​‍‌‍​‍​​‍​‍​‍​‍​‍​‍​‍‌‍​‍‌‍​‍‌‍‌‍‌‍​。他的“正名”思想与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有相似之处，而他的全面系统的“治国之道”又可与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体系的研究相媲美​‍‌‍​‍‌‍‌‍​‍​‍‌‍​‍‌‍​‍​‍‌‍​‍‌​‍​‍​‍‌‍​‍​‍​‍‌‍‌‍‌‍‌‍​‍‌‍​‍​​‍​‍​‍​‍​‍​‍​‍‌‍​‍‌‍​‍‌‍‌‍‌‍​。他们的目的都在于维护现存的政治统治权。

孔子的祖先原为周朝属下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的贵族，后因内讧逃至鲁国（国都在今山东曲阜），其家境亦从此败落。孔子自己就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自幼“好礼”，童年嬉戏时就“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他勤奋好学，年十五即“志于学”，一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而且好古、信古。这一切，对他一生托古（改制）守成（尊周）、重周礼行仁政的思想都有极大影响。

孔子的思想除来自于其所受教养以外，根本还是深受时代影响，可以说是适时而生的。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社会和国家也进入危机阶段。当时，整个社会秩序紊乱，“礼坏乐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国家则王权衰落，诸侯崛起，五强称霸，轮为僭主，“挟天子令诸侯”。为了挽救周朝“天下”危机，整顿社会秩序，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孔子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治国方案。

孔子一生中，除短暂的4年在鲁国从政外，基本上从事教学、整理古籍和游说诸侯工作。所以司马迁将他列为“布衣”（《史记·孔子世家》），即无官爵的自由职业者。

他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孔子曾携数名主要弟子周游列国十几年。实际上他除年轻时曾因鲁国内乱问题而适齐两年外，所谓“周游列国”，只是到过今河南、山东一带的宋、蔡、陈、卫几国，还经过匡、叶等几个小国。这是一次艰难之旅，以失败告终。其间，孔子一行经历了师徒失散、绝粮等种种困厄。（《史记·孔子世家》）之所以窘迫如此，关键是他的治国主张不合时宜。各国诸侯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也未请他从政。最后，他只好回到鲁国专心整理国故和教学。

第二，孔子在整理古文献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删定《诗》《书》，修订周礼，编写《春秋》，五十学《易》并作《易传》。这些工作使我国古代典籍留传至今，贡献极大。

孔子一生中所做第三个主要活动就是授徒讲学。据记载，他培养了弟子约三千人，其中又有七十二贤人。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庞大的。七十二贤人在《论语》中大都可以见到姓名。三千弟子则恐怕还要包括一些临时求教者。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值得继承的。在培养人才方面他有教无类，打破了传统的贵族教育，开展私学教育；他教学态度认真，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涵盖古今，门类广泛，除《诗》、《书》等经典文献外，还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学方法上，他因材施教，联系实际，提倡学思结合，举一反三，主张启发诱导，教学相长，等等。

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家语》是否为伪书，学者间向有争论，据清华大学近期考订，此书确系孔子之著。《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主要为孔子与弟子和一些国君的对话及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内容方面涉及甚广。一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该书性质的认识、评价颇不一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和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特质相契合。我认为，从孔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和他的经历、志向来看，《论语》应是一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言论集。全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题，核心是记述孔子关于治国之道的主张，即以周礼为标准规范，推行仁政、德治，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周朝政权统治的目的。书中提出了大量的对仁、德、政、刑、为政、干政等政治概念、术语的诠释、见解。这既表明孔子的大智慧，也反映出他的阶级和历史局限。

孔子思想主要围绕着治国之道展开。“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除道家的老子和庄周等把它玄学化，也有些人把它神秘化外，一般都把“道”解释为“路也”。先秦诸子大都把它作为为人和治国之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如荀况所说，治理国家、天下，要考虑的主要是“何法之道，谁子之与”（《荀子·王霸》）。中国自秦汉以后，直至唐代，道统一直是维护统治权的重要问题。孔子一生无论是周游列国，还是授徒讲学，或是整理古籍，都是在传播、推行他的治国之道，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实现自己提出的治国之道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甚至说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怨言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心志。

孔子具体的“治国之道”，总括起来就是“天下归仁”、“为政以德”、“齐之以礼”。

一、 “天下归仁”

《论语·子罕篇》第一章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里有三个概念：

第一是“利”。孔子很少谈利。他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这是孔子作为一个谦谦君子的一种姿态，也反映了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其实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可以说利益是人类社会得以连接的纽带，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驱动器。维护一定的阶级利益是一切思想体系所不能回避的。孔子虽说羞于谈“利”，但实际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在维护周王朝的根本利益。

第二是“天命”。“天命”是周族夺取殷族政权统治天下的基本依据和口号。孔子尊周，他自然要笃信“天命”。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的一切事都要顺天知命，所谓“天命不可违”，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孔子虽然坚信“天命”，但是具体的研究和议论并不多。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我们还应注意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根据这些，我们认为孔子主张的天道观，似乎类似西方的自然法。一切事物都是自然（天）所生成的，它是人类只能适应、应用，而不能创造、改变和违背的规律（法则）。当时和后来就有些人将天命与神祗结合起来，也就成为神学政治观。

第三就是“仁”。这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建立仁政统治是孔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主张，也是他所追求的愿景，所谓“天下归仁”。这实际上反映了他是用人的眼光来观察、考虑社会和政治问题的。

任何政权的作用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协调矛盾，整合社会，稳定秩序，以促进社会发展。孔子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可谓抓住了政治的关键问题。不过，他的人道观与西方的传统人道观有所不同。西方人道观在政治上的观点在古代是公民个人参与公权力问题，即“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近代则是每个孤立的个人所享有的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要受到社会、国家保护的问题。他们着重于公民个人如何参与政权，即政权组织形式（政体）问题。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古代人道观则着重于如何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问题。这正体现了中国和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不同特色。

孔子所强调的“仁”，从人，从二。就是说治理国家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仁政思想首先是要“正名”。《论语·子路》中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就是说治理国家首先要解决“正名”问题。所谓“正名”，就是每个人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根据个人的身份地位，各司其职。

孔子正名思想正是为针砭当时社会秩序的状况而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紊乱无序状态，以维护周朝的社会政治体制，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其次是孝悌、忠恕。《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里仁》中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这里，把“孝悌”说成“仁之本”，把“忠恕”又说成“一以贯之”的主张。可见，这是孔子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孔子主张从个体出发，由己及人。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孔子社会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各就其位、各尽其职、父慈子孝、兄弟朋友互相尊重敬爱、忠诚宽厚、君明臣贤、尊尊亲亲、秩序稳定的和谐社会。

再次是“和谐”​‍‌‍​‍‌‍‌‍​‍​‍‌‍​‍‌‍​‍​‍‌‍​‍‌​‍​‍​‍‌‍​‍​‍​‍‌‍‌‍‌‍‌‍​‍‌‍​‍​​‍​‍​‍​‍​‍​‍​‍‌‍​‍‌‍​‍‌‍‌‍‌‍​。关于和谐问题孔子本人语焉不详，只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即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使各种矛盾得到调解，最后取得一致。做出比较详细解析的是他的学生有若，他曾经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孔子在处理国家体制上主张“礼乐征伐”一切号令“自天子出”的大一统（《论语·季氏》），以维护周王朝政权的统治。但在人际关系上则主张和谐共处。“和”与“同”不同，它不是要求一致，而是人与人之间取得协调，使各种矛盾得到调解。当然，和谐并不是无标准的，在孔子那里标准就是“周礼”，最终仍然是为了维护周王朝政权的统治。

最后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对此，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子贡曾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可见，孔子的中庸之道并非折中调和，而是既不停滞不前也不主观冒进，对事要不偏不倚，处理持中、稳妥。

总之，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王朝一统天下，以周礼为准绳，人人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和睦相处、不偏不倚的稳定社会秩序，就是孔子仁政思想所追求的美好愿景。

二、 “为政以德”

仁政是孔子的治理天下国家的出发点和归宿，德治则是他治理天下国家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治国虽然包括德、法、政、刑四个方面，但要以德礼为本。就是一要行德政，让人们各就其位，过上安定和谐生活，就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稳定秩序；二要施德教，进行道德教育，引导人们分清善恶好坏，增强荣辱观念，以巩固统治的思想基础。

首先，行德政。

“德”是周族取得政权的依据。但当时周王朝的大势已微，为重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孔子提出了许多行德政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其要点有：

第一，“爱人”、“重民”。国家是一个由人所组成的群体。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自然人”，指与兽类不同而组成群体的人。对这个意义上的人，孔子认为应该一视同仁地“博爱”。他回答樊迟时说，仁者“爱人”（《论语·子路》）。所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另一方面指“社会人”，对此，他认为应该各守其分。正如墨翟所批评他的“爱有等差”，广大劳动人民被孔子认为是“小人”，被称为“民”。对民的态度使他提出了重民思想。这也是孔子治国之道的重要部分。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国家形式基本都是大一统的君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从来没有掌握或参加过政权成为统治者，只是被治者而已。历代统治者大都认识到“民”在夺取、维护和巩固统治权中的作用。因此“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等重民观念，就在历朝历代广为流传。

孔子的重民思想包括安民、富民、惠民、恤民、养民、教民等。必须指出的是，包括孔子的重民主张在内的所有重民思想和措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牧民”、“使民”，统治一切劳动人民。

第二，“举贤才”。推举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为政，是孔子治国思想中的主要观点。这也正反映出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特点。古希腊政治思想着重于逻辑推理和思辩，于是产生了一批“智者”（智慧教师），以培养公民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则着重于选拔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能臣贤相，即所谓“贤人”。在贤的标准上，孔子尤其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第三，足食足兵。一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一，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可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里孔子抓住了治国中对内对外两个基本方面。任何政权为了取得群众拥护，维持社会稳定，首先必须保证人民生活的第一要素——食的供给；同时要保证国家不受外敌侵扰，即要有军备。孔子曾说一个社会、国家“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两项确实都是社会国家安全生存的基础，都做好了才能“安无倾”（《论语·季氏》）。

第四，是实行仁政的方法。这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很多。如要以身作则，处事公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如，子路问政，孔子提出“先之，劳之”，在子路的追问下，他又补充说：“无倦。”（《论语·子路》）再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他还提出“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等纲目。他特别强调“信”在治国中的意义，认为只有得到群众的信任、拥戴，统治才能维护、巩固；如果丧失群众的依赖，政权就难以立足，所谓“民无信不立”。这里的“信”，既包括信任，也包含信心。

其次，施德教。

所谓“施德教”，是因为当时社会“失德久矣”。为恢复社会秩序，就要教育人们对己、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克己复礼”，恢复周礼的统治，达到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 “齐之以礼”

“礼”是孔子针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推行其仁政、以德治国而提出的又一核心思想。他的得意弟子颜回问“仁”时，他的回答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还特别提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强调学礼、知礼、尊礼。他评价人物也是以“礼”为标准，如表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护周王朝权威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却批评管仲“设反坫”的行为，认为他不知礼；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违背周礼的行为，他气愤得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所谓“礼”，就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礼的作用是用“以导行”，即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规范。

为了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主张国家和个人都要“以礼为范”。对破坏和违反者可以进行征讨和处罚，即战与刑。但战要“义战”，刑要“慎刑”。关于刑罚问题，他主张要先教后刑，反对“不教而诛”，而且要处理公正恰当，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又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的目的是以刑罚来镇慑人们，使人民能安分守己，不做“犯上作乱”之事。他也愿参与人们之间讼争的调节，但向往“无讼”的社会，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最大的愿景就是建立一个“天下归仁”、敬德遵礼的无刑无讼、安定和谐、一统天下的王国。

四、 孔学的流变

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春秋时期诸侯还“尊周攘夷”，此时，各路诸侯则各自独立称王，希图由自己统一中华。周天子已完全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各国为了发展新兴的社会制度，达到各自的目的，都招贤纳士，先后进行改革，一时出现了诸侯割据、百家争鸣的局面。

孔子就在这一转变的时刻，于公元前479年逝世。他生前为自己的主张奔波，但其主张从未被采纳。到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各家各派“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儒家也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而且后来出现了所谓“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的局面。这八家大部分是他的门徒和后代（如子思即其嫡孙），他们不过是对孔子的思想进行诠释和传播。只有到孟轲和荀况时，才出现了分野。他们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性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人生而有之的，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善“端”（《孟子·告子上》）。因此，他强调“尽心”、“知性”。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并区分了王道、霸道，提出“暴君可抗论”、“政在得民”、“得民在得民心”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等主张，从而着重于个人的修身教育，以存心养性。荀子则相反，他克服了孔子听天由命的消极天道观，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与孟子不同，他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他强调“隆礼”、“至法”，强调以礼规范人们的行为，注重教育和国家的作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

在“争于气力”的战国时期，秦国接受法家商鞅的建议进行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到嬴政时则进一步灭掉了六国，建立了秦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结果二世而终。

其后，经过楚汉相争，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定鼎初期，为了扫除秦政的“烦苛”，“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在政治上，对内主要是叔叔通定“朝仪”以示王威，萧何修《九章律》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文景时代，基本是“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因此，当时黄老之学盛行于宫廷上下，成为主流思想。孔子所创儒学则被搁置起来。

到武帝刘彻时，经过了文景几十年的治理，社会、国家出现了繁荣安定的景象。这时，为了维护统治，人们开始关注总结秦王朝二世即亡的教训。贾谊认为秦代夭折的主要原因是“仁义不施”和“取守不分”（贾谊《过秦论》）。后来，汉武帝更进一步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董仲舒所尊之儒学，已因时代不同而非孔子之儒学了：其一，他利用阴阳五行、五德始终、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思想解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其二，他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为“三纲五常”并将其神圣化，以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其三，他吸收了法家思想，强化国家的强制力，提出德刑并举的主张。这正符合当时汉王朝的要求。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传诵儒家经典。后来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此外，由于古文经的发现，形成了儒学经典的“今古文之争”，产生了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以至于今。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时代。魏晋时，玄学占据了主流地位。玄学是以老庄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宗《老子》一派的社会政治观强调“以道辅德”、“以道解儒”，试图为当时社会的等级名教关系提供理论解释和论证；宗《庄子》一派则提出了无君论思想。

隋唐时期，中国又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太宗李世民执政时中国历史又进入一次盛世。在思想上，儒学再次复兴。唐中叶时，韩愈贬诋佛老，颂扬儒学，主要是推崇孔子和孟子，对荀况则认为是“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原道》）。在政治思想上，则主张“兴起名教，弘奖仁义”（《旧唐书·韩愈传》）。这一方面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张目，另一方面开创了宋代理学的先河。至此，孔子所创建的儒学，即由突出治国之道转变为突出个人的修身养性之“新儒学”。

理学是宋明时期的主流思潮。它虽然弘扬孔孟，但实际是儒、道、佛三家合流。他们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放到核心地位，而对政治思想则无新创。

到明清之际，随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君权的高度集中，政治思想上也出现批判社会体制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潮。清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大力提倡儒学和六经，并以其为统治者的“修身治国之道”。

结语

在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治国之道”被统治者的认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在开创时并未被人们所接受，战国时也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需要与其他各派一样争取各国诸侯的接纳。其后，秦始皇以法家治国，而汉初则奉行黄老。直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所倡导的“治国之道”才上升为官学，其后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推崇。中间南北朝时虽被道家所冲击，但道家影响下的玄学的政治主张是“以道解儒”，其内涵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儒学所倡导的名教思想。

总的说来，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政治思想在我国从汉代直到清代的两千余年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究其原因，不外乎他提出了一些有利于维护统治权的思想，如：大一统，人人各守其位、各尽其职，人们要和谐相处，国家要重民恤民、取信于民，足食、足兵才能保证国家安全，重视德教、重教慎刑，等等。当然，孔子思想中的这些观念必定反映出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今天，我们一方面要珍惜这批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观进行分析和筛选，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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