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

《文子·九守》中讲道：“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为主，故圣人以道邪天下，柔弱微妙者见小也，俭啬损缺者见少也，见小故能成其大，见少故能成其美。”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既需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善于观大势谋大局抓大事，更要注重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善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从逻辑关系上讲，只有首先做到小中见大，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判断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真正做到抓大放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生于微毫之处，国家治理也不例外。《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有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意思是说解决困难的事要从还容易解决时去谋划，做大事要从细小处做起。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因此，圣人始终不直接做大事，而是从细易处着手，所以才能成就大业。这种智慧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就是要注重从细易处着手，从小事做起。

国家治理应从细易处着手，做到“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韩非子·说林上》）。《史记·宗微子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殷纣王刚刚即位，生活便开始奢侈起来，使用起了象牙筷子。对此，纣王的叔父箕子叹息道：“他使用象牙筷子，必定不再用陶制的食器盛东西，并且要做犀玉之杯了。有了犀玉杯、象牙筷，必不会再吃野菜制成的食物、穿质料粗劣的衣服、住茅草铺顶的房屋，而会要求披‘锦衣九重’、居‘高台广室’。长此以往，普天之下的东西都无法满足得了他了！远方的珍怪之物、舆马宫室等等都逐渐齐备，这些都自此而始，我担心他由此走向灭亡！”事实正如箕子所预料的，没过多久，纣王便开始建造鹿台，酒池肉林，穷奢极欲，最终导致民怨沸腾，落得亡命亡国的下场。《韩非子·说林上》对此事评价道：“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意思是说，圣人见到微小的现象就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见到事情的开端就知道最终结果，而箕子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象牙筷，预见到了明日之大祸。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不注意小节方面的修养，到头来就会牵连大节受损。因此，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官员，必须要做到慎独、慎初、慎微，只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才能“唯贤唯德”，从而“能服于人”。

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多个国家要职，他为人清廉刚直，从不收受礼物，并极力反对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在江苏巡抚任上，张伯行为拒绝送礼者，特地撰写了一篇名为《禁止馈送檄》的告示，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文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不敢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开。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视作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这篇《禁止馈送檄》，全文仅56字，共用了8个“一”字，充分表达了张伯行关心百姓疾苦、注重个人名节、反对送礼行贿的主张。在他看来，“一丝一粒”虽小，却牵涉自己的名节；“一厘一毫”虽微，却都是民脂民膏。如果对百姓宽待一分，那么百姓所得就不止一分；如果向百姓多索取一文，那么自己的为人便一文不值了。

国家治理应从点滴做起，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讲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说，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萌芽生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用泥土一点点建筑起来的；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举步开始走出来的。这句话在阐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同时，也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具有坚强的毅力，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持之以恒，注重量的积累，才可能有大发展、成大事业。

勤政与否是中国古代评价帝王德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所谓勤政，即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在中国皇朝历史上，纵观几百位帝王，像雍正帝那样勤政的君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康熙末年，由于内政的松懈和连年征战，国库逐渐空虚，腐败之风泛滥，社会危机越发凸显。雍正继位后，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41600余件。他在位期间，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每年除了自己的生日，基本没有休息。他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他在位只有短短12年，却为“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大力整顿财政，使得清朝的国库从亏空800万两达到盈余6000万两；取消人头税，改征亩产税，使百姓得到很好的休养；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出兵青海，平定西北叛乱；铁腕反腐，严厉整顿吏治等等。

《道德经》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用烹饪比喻治国，“烹小鲜”时要求不能随意翻动，作料要恰到好处，火候要掌握得当，要尊重烹饪的规律，否则就会或烂或焦，或咸或淡。治大国也是这样，不能朝令夕改乱折腾，不能操之过急求政绩，也不能懈怠马虎不负责任，而是要了解国情，体察民意，尊重规律，科学施政。大与小从表面看有明显差异，但却有相通之道、相合之处。

国家治理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可“朝令而暮改”。《韩非子·解老》中讲道：“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谓之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意思是说，凡是法令变更了，利害情况也就跟着改变；利害情况改变了，民众从事的事业也就跟着变化；从事的事业有了变化，就叫作变换民业。所以按照道理来看，役使大众而屡屡让他们发生变动，功效就会很小；收藏贵重器物而屡屡加以挪动，损毁就会很大；烹煮小鱼而屡屡加以翻动，就会伤害它的光泽；治理大国而屡屡改动法令，百姓就会受到坑害。因此懂得治国原则的君主把安定看得很宝贵，法令确定以后，不再轻易变更。这便是“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的真正含义。政策朝令夕改，是国家治理的大忌。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解决细微的民生琐事，实则是治国理政的大事，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以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容不得一丝懈怠和马虎。正如清代经学家万斯大在《周官辨非·天官》中所指出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也就是说，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即使再小也要去做；凡是危害百姓的事情，即使再小也要革除。

1510年的春天，王阳明离开贵州龙场驿，赶往江西吉安府，出任庐陵县知县。开府办公第一天，县衙里一下子涌进上千个当地老百姓，大家齐刷刷跪在地上，要求新任知县减免赋税。王阳明了解情况后得知，庐陵县本来赋税就很重，这一年朝廷还下令庐陵县上贡本地并不出产的葛布，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王阳明认识到，这样下去终究会酿成大患，于是他当即宣布说：“诸位父老乡亲，我会将你们的苦情向上级汇报，不仅今年新增的葛布钱不用上交，而且往年所欠的所有赋税也全部免了。”此举减轻了民众负担，赢得了民心，更是消除了庐陵地区的安全隐患，维护了地方稳定。

接着，王阳明发布上任后的第一道告示，要求百姓息讼。原来，庐陵地区的民风既淳朴又强悍，老百姓之间只要有点冲突，十有八九要到官府诉讼。虽然诉讼能够处理一些事情，但并不利于调节整个社会风气，同时也会繁政扰民。基于此，王阳明规定，如果百姓有重大事情一定要打官司，只允许投诉一件事，状纸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30字，超过者一律不予受理。告示发出后，老百姓一片哗然，但王阳明坚持不受理那些不符合规定的官司。他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完善地方行政机构，慎重选聘里正三老，由他们负责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导，从基层开始移风易俗，纯化民风。通过三老的劝导，百姓们也从内心真正感受到官府是为他们着想，就不断有人来撤诉。原本堆积如山的案卷逐渐减少，庐陵民风为之一变。

王阳明在庐陵县虽然只待了7个月，但在这7个月里，他一共发布了16道告示，颁布了多项举措，一举改变了当地一直未能解决的政事积弊的情况，把庐陵县治理得井然有序，百姓也安居乐业。这些治理举措充分反映了王阳明体察民情、关心民众疾苦的为民情怀。如他在《禁约榷商官吏》中规定：“仰钞案回道，即便备行收税官吏，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又如他在《批追征钱粮呈》中写道：“目击贫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视征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怀，曾无拯援之术，伤心惨目，汗背赧颜，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将谁归咎！各府州县官务体此意，虽在催科，恒存抚字，仍备出告示，使各知悉。”

大与小是辩证的，细节决定成败。近与远、点与面落实到国家治理上，便是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立足局部，把握全局。在长远和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抓住关键点。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sixiang/202211151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