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慎罚

《尚书·康诰》中有言：“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周朝初立，由于周武王早亡，周成王年幼，周武王的胞弟周公便代理朝政。周公摄政7年，制礼作乐，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国家治理方法。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强调以德治国，它是慎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明德慎罚”的实质便是注重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德治”注重的是内在的道德教化，强调以德服人；“法治”注重的是外在约束，强调以力服人，两者相互补充，便可达到政通人和。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同等地位的。从地位上讲，德治是本，而法治是德治的补充。《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讲道：“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意思是说，仁义礼制才是治国的根本，而法令刑罚是治国的枝节。没有仁义礼制就无法立国，没有法令刑罚也无法有效治理国家。因此，要先行仁政而后行法制，先行教化而后行刑罚，这才是治国讲求的先后次序。

“德治”强调制度的建设和运行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这是一种朴素的以德为先的民本思想。孔子认为好的制度应符合“仁爱”这一价值准则，他强调制度的道德价值，认为用严刑峻法治理社会，只能治理问题之标，起到一时的效果，而不能从根本上去除人的罪恶之源，但如果通过制礼作乐来进行道德教化，就能使人从内心深处自觉地遵守秩序。《淮南子》中讲：“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如果社会成员连基本的礼义廉耻都没有，要想推行政令法规肯定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法律是有局限性的，“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也就是说法令可以惩罚人，但不能培养人的品性；法令可以杀人，但不能使人向善。

在中国传统的治理理念中，德是凌驾于法之上的。一个国家制度的制定和价值理想的达成不能仅靠冰冷的法律条令，而是要通过礼仪制度的道德教化作用，向人们传导“人人皆有仁爱之心”的道德理念，从而内化而形成一种“心灵的秩序”，外化而实践为“君子之道”。《论语·为政第二》中讲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如果用政令来引导百姓，使用刑罚来整治百姓，百姓只会暂时免于犯罪，却不会有羞耻之心；但是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使用礼教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耻于作恶，而且能遵守正道。

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失序状况，孔子主张要“正名从周”。所谓从周，即是从“周礼”，也就是要效法周朝的礼法制度。周礼，一般公认的是指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仪节等。那么为什么要恢复周礼呢？因为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之所以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天下失序的混乱局面，根源在于周礼的被废弃。只有恢复周礼，效法古代圣贤明君的德行和制度，做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社会才能由失序走向有序，即“天下有道”。

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历史中，如果执政者能做到以德治天下，社会秩序便会稳定有序；如果抛弃道德礼治，一味地强调严刑峻法，国家便会走向灭亡。战国末期，秦国通过变法，不断发展壮大，灭了其他六个诸侯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但是这一威震四海的强大帝国只存续了15年便被推翻了。为什么如此强大的帝国却如此短命呢？汉朝思想家贾谊在他的文章《过秦论》中分析了其中的缘由。贾谊指出，秦朝为稳定统治，竟然把残暴苛政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不讲仁德信义，实行严刑酷法，以此来使民众顺服，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百姓无法忍受之时，便揭竿而起，在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冲击之下，秦帝国也很快走向了覆灭。所以贾谊认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书·贾谊传》）也就是说，以礼义道德为主导来治理国家就会积累礼义道德，以刑罚为主导来治理国家就会积累刑罚。刑罚积累得多百姓便会怨声载道，礼义道德积累得多老百姓便会和睦相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虽然使民向善的出发点相同，但方法却不一样，有的以道德教化引导人们向善，有的以刑名法令驱使人们向善。以道德教化来引导，如果德化教育合适，民风就会淳朴向善；以刑名法令来驱使，若法令过于严苛，人们就会产生怨恨。

基于此，秦朝的接替者汉朝吸取了秦帝国灭亡的教训。汉高祖刘邦在初入关中时，便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提出除了杀人的处死、伤人和抢劫的各当其罪以外，所有的秦朝法律全部废除。这种做法受到了关中百姓的欢迎，他们纷纷拿出酒食来犒赏刘邦的士兵。汉朝建立之后，便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而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汉文帝是使汉帝国强盛的一位主要奠基者，他在执政时期，尤其注重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张废除严刑酷法，取消连坐、肉刑等法律，推行仁政。当时有些官员反对，认为百姓不能自律，所以才用刑罚来约束他们，制定严厉的刑罚就是要让百姓心存畏惧，使他们不敢触犯法律。汉文帝反驳说，治理百姓的根本目的是使他们向善，如果法律不能使人向善，反而激起民怨，那又有何意义。孔子曾经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如果不先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让他们知道做人的本分，就去对他们实行刑罚，这就是暴政。汉文帝自身谦逊自守，君臣上下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戒，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于是风俗归于笃实厚道，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己的生业。所以，汉初虽然法制不完善，但是上行下效，民风向善，社会秩序稳定和谐。在汉文帝年间，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400多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虽然强调以德治为本，但是并不否定法治的重要作用，因为道德教化可以导人向善，而政令刑罚则可以阻止人们作恶。因此，在重视道德礼教的基础上，以刑罚作为补充，从而保证德政的更好实现，德主刑辅逐渐成为执政者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

《唐律·疏议名例》中讲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意思是说德政与礼制是统治与教化的根本，法律与刑罚是统治与教化的运用，这就好像黄昏与拂晓相继为一昼夜、春季与秋季相继为一整年一样，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不可或缺。

另外法令的实行必须要做到“慎刑”。实施刑罚的目的是惩恶扬善，因此，刑罚要适中，不可繁多。因为“滥用刑罚的法令反而会生出更多的刑罚”，使刑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繁多。正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在老子看来，一个国家制定的法令越多、越严苛，盗贼反而会越来越多。实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用刑罚，因此，刑罚的使用要谨慎，要敬畏生命。

唐太宗贞观年间，相州人李好德有间歇性精神失常，经常说一些荒谬的话，于是就惹上了官司。唐太宗命大理寺丞张蕴古调查审理这个案件。张蕴古调查后发现李好德确实有间歇性精神失常，便上奏唐太宗说：“李好德确实患有疯病，按照法规不应判罪。”唐太宗便答应了。但是张蕴古却把唐太宗的旨意私下里告诉了李好德，还跟李好德一起下了盘棋。后来，持书侍御史万纪便向唐太宗告发了张蕴古。唐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斩首于东市。过了不久，唐太宗对此事非常后悔，因为按照律令量刑，张蕴古的罪行并不应该判死罪，但由于自己一时冲动却处决了他。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唐太宗当即下了一道诏书：凡是判处死刑的，即使下令立即处决的，也都必须要经过5次复奏才能执行。后来又补充道：京城各主管部门奏请处决死囚，应该在3天中重复上奏5次，其他各个州府也要重复上奏3次才行。由此，唐朝死刑复核制度得以确立，并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发展。由于贞观年间用刑宽大公平，慎重适中，所以社会也安宁和睦，少有犯罪发生。史料记载，贞观四年（630年），全国范围内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监狱和刑罚几乎就要搁置不用了。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huasixiang/202211150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