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原文写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说的是站在正义一方的人，能够得到更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处于非正义的一方，就不能得到人们的帮助，最后将处于孤立。

中国的史书，并非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是将价值评价融于对历史的描述之中。比如，在《史记》中写到纣王（也就是帝辛）时说，他天资聪明，思维敏捷，口才极好，同时还有一副让人羡慕的好体格，力气大得吓人，能够赤手空拳击败猛兽。这个帝王的硬实力不可谓不强，生下来不仅含着银汤匙，还外带超乎常人的能力。但帝辛的品德太差，他用他的智慧和口才来拒绝臣子的忠告，以巧言令色掩饰自己的错误。他放纵自己的欲望，“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纵情声色犬马。他还设置了炮烙这种残忍的酷刑杀害忠臣。拥有天生神力、高智商、优秀口才和至上权力的帝辛，由于站在非正义的一方，失去了道义，最后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与帮助。

相比之下，周的历代统治者，从弃、公刘、古公、季历，直到姬昌，都尊敬老人、照顾弱者、关心底层、尊重贤者。比如西伯侯姬昌，听说贤者到来，连饭都不吃也要去迎接。由于姬昌德高望重，不仅士人纷纷前来投奔他，就连邻地发生争端，都要请姬昌做裁判。虞、芮两国之人进入周国，发现民风淳朴、互谦互让，自己都感到惭愧。这样的统治者，自然能得到各诸侯的拥护。周武王继位后，周国得到各国的拥护，就连纣王的军队也临阵倒戈。周国的历代统治者，由于站在了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得道多助，所以能取得胜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一代史学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时，都会归结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上来。在《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对秦的速亡原因也归之于失道。秦王统一六国，结束了长年战乱。然而修建奢侈豪华的阿房宫、修订残酷的律法、焚书坑儒等，使他失去了民心。“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蒙蔽信息会导致政权最终被伤害，所以应该设立公、卿、大夫、士等官阶，用约束机制保障信息的畅通。帝王应该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这样才能最终得到百姓的拥护。《汉书》中记录高祖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免除苛捐杂税，赢得了穷苦百姓的支持，最终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汉初时“劝趣农桑，减省租赋”（《汉书·刑法志》），生产力得以恢复，最终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汉朝。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将秦之末世称为“土崩”，七国之乱称为“瓦解”。陈胜吴广起义时，他们作为底层的代表，一无土地、二无声望、三无贤名、四无财富，“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原因在于秦“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汉书·卷六十四上》）。秦始皇所失掉的，是民心。汉初七国欲乱纲常，虽有充足的财富、武器、兵力，然而民心失去，所以最终必然归于瓦解。

汉武帝时，汉之强大到了极盛。汉武帝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深感“任大而守重”（《汉书·卷五十六》）。他曾多次下诏征求贤者意见，寻求让国家安定的良方。他认为王朝更替并非天命，而是看当权者是否体恤民众，是否得之天道。天下若要大治，“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汉书·卷五十六》）。他深感王朝更替时，礼崩乐坏，必须通过道德教育，“导民以礼，风之以乐”（《汉书·卷六》）。各级官吏都有教化之责，还要充分利用地方贤人老者的力量。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诏“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汉书·卷六》），希望通过教化促使普通百姓尊礼守法，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后来更是以儒家为正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东汉诸侯争强，曹操能够脱颖而出，统一北方，是因为他气量恢宏，深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他举起兴汉大旗，以唯才是举吸引人才。他多次下达求贤令，只要愿意平乱兴汉，无论出身如何，均可重用。包括刘备和孙权这两个枭雄，曹操都有意与之合作。赤壁大战，曹操惨败。然曹操不计前嫌，多次劝说孙权与之合作。这个举起天道大旗的做法，为后世所推崇。

作为历史上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清楚，任何一个帝王都有极强的权力欲望，但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奉天道、得民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君主地位最终决定于民众之苦乐。君对民要有父母之心，要爱民护民，要“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君王不可骄奢淫逸，剥削百姓。“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因此善待民众是国家兴亡、君主安危的关键。

古人所谓的“道”，其背后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得道”，其结果就是“多助”。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失道”，其结果必然是“寡助”。所以中国历史上治理智慧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中华文明的初期，神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思想体系中是极高的。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注疏·卷二》）。无论国家的征伐、迁都、立邑，还是民间的畜牧、生育等，均要通过占卜，听从神的示令。君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民对于神、对于君，只有无条件的服从。商亡周兴，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商亡的真正原因不仅是“天命”，更主要是纣王荒淫无度，失去了民心。周公强调，只有获得民的支持，才可以延续周的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传统的尊神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左传》中记载，宋国发生天空落石和16只飞鸟退着从宋都飞过两件奇事。宋襄公就此询问周内史叔兴，叔兴认为宋君问得不妥，因为人的吉凶由人决定，与神无关。子产进一步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天道不可及，人道可在把握之中。

《左传》中记载，桓公六年，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春秋左传·桓公（元年～十八年）》），这个观点标志着民与神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到了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反对宋襄公以人为祭品。到庄公三十二年，虢史器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民与国家的兴亡密切联系在一起。文公十三年，邾文公提出君与民利益的一致。襄公二十五年，晏婴提出君不可欺民。君只有为民，才能够为社稷服务。

春秋时期，民的力量也不断得以展现。其一是面对暴君，民可以大规模反抗；其二是在邦国兴亡的政治斗争中，民的存在对于政权的更替、君位的延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三，在霸业兴替中，民的力量往往最终体现在军事行动中。孔子提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将民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认为国家安危系于民心向背。孟子看到，各国诸侯频繁发动战争，对外争夺地盘，对内课以重税，百姓“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他规劝齐宣王、梁惠王施行仁政，摒弃战争。他深刻地认识到，国的根本在于物质基础，如粮食的丰收、土地的耕种，而这些最终是要靠民来完成的。因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第九》）的经典比喻，这个比喻经常为后代君王引用。

至汉朝，董仲舒提出，“治国之道，爱民而已”（《说苑·卷七政理》）。陆贾则提出，“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陆贾新语注释·卷下至德（一）第八》）。《淮南子》中也有“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的说法。

唐宋时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提出如“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八》）等重民本的思想，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心向背与国家治乱盛衰密切相关。唐儒杜佑甚至提出“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与孟子的思想隔空呼应。著名理学家张载将民本思想上升到哲学高度，认为天道是通过民心得以体现，“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经学理窟·诗书》）。君主之道，在于恩施于民众。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为学》）。二程则强调，民众才是根本。心学大师陆九渊认为君要行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要以重民、养民、富民、教民为“道”。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批注成为后世标准，他解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四书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他在保证君主集权制的前提下，强调了民心与君主统治之间互为前提的逻辑关系。这种解读，也最能为君主所接受。

到明清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意、民心、民力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强调民的重要性，不仅仅看到了民心是皇权稳固的基础，还看到了江南新兴富有阶层的力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富有乡绅，事实上有助于底层的治理。谭嗣同看到，“抑尝观于乡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谓富室焉”（《仁学》）。到了清末，代表资产阶级立场的声音逐步强了起来，梁启超就非常强调发展新式工商业，他甚至预言若民族工商业得不到发展，国内市场将被外来资本占据。

然而，中国古代治理智慧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更多的是强调工具性，而非价值指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后，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科学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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