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实现“善治”的根本方法和原则。《礼记·中庸》中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性质，“和”是人们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则。只有达到了中和，天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不断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和之道首先体现了一种辩证思维方法，追求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正如朱熹在解《中庸》之题时所言：“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中华文明自古就有三皇五帝之说，虽然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不一，但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治国者普遍推崇的圣贤明君，舜便是其中之一。《礼记·中庸》中有言：“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意思是说，孔子曾经说过：“舜真是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征询别人的意见，就算是浅近的话，也喜欢省察它的含义。他把别人错的和不好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对的和好的意见宣扬出来，再将众人过与不及的意见加以折中，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这就是舜之所以能成为舜帝的原因吧！”

在孔子看来，舜之所以有大智慧，成为后世执政者的榜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舜遇到治国的问题时，懂得“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治国时喜欢听取他人的意见，倾听不同人的声音，并善于对这些意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懂得兼听而非偏听、兼信而非偏信下属的意见，过与不及的意见他都掌握，并从中采纳适中的方法用于百姓。因此，对于国家治理者来讲，要做到“执两用中”，首先必须要懂得虚怀纳谏，善于兼听不同人的意见，不管是顺耳的还是逆耳的，只有这样才能审时度势，整体把握，制定最优化的治理决策。

公元7世纪上半期到公元8世纪中叶，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这段时期，大唐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仍被称为“唐人”。英国学者威尔斯在其《世界简史》一书中评价说：“在整个第7、第8和第9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安定的国家。”大唐盛世的开创者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与秦皇汉武齐名的帝王，在他在位的23年里，唐帝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国泰民安，为大唐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太宗以选贤任能、虚怀纳谏而著称，但是他本人容貌威武严肃，很多官员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唐太宗知道这个情况后，每当有人奏事时，他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明君。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7人，诤臣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陛下拓展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有话敞开说。唐太宗在位期间最有名的谏官便是魏征了。魏征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魏征前后谏事200余件，直陈其过，切中时弊，唐太宗多克己接纳，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这对贤君良臣的关系也成为千古佳话，时至今日仍传颂不已。

“执两用中”还表现为在国家治理中要注重从长远和全局出发，兼顾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可偏颇。正如《迁都建藩国议》中所讲到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意思是说，不从长远角度思考问题，就难以谋划周全一时之事；不从全局利益考虑问题，就难以谋得局部之事。国家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统筹兼顾，协调好各个领域的发展。

春秋时期，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齐国濒临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得国富兵强，百姓安居乐业。管仲的治理方法就是注重各个领域发展的统筹兼顾，强调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治理必须要顺乎民意。首先，注重经济建设和道德教化要协调发展。在管仲看来，国家的治理必须要注重礼仪道德的教化，导人向善，因为“不提倡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但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则是经济的富足，因为只有“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得以稳固。”其次，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顺乎民意。在他看来，政令只有符合民意才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另外，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治理理念不同，管仲提出农业与商业必须要共同发展，应当在稳定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提出盐铁专营制度，主张在涉及盐、铁等重要资源的领域，要实行国有民营的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国家稳定，提升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藏富于民。再者，管仲认为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要“贫富有度”，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必须禁止少数富人用囤积居奇的手段牟取暴利，要注重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否则社会将会出现无休止的兼并，这样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那些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就将无法生存。最后，针对当时齐国“竭泽而渔”的风气，管仲提出了“山泽各致其时”的开发战略，规定百姓要按时令进山伐树捕猎，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和而不同”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所在，其实质即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的基础上求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协调和统一。《国语·郑语》讲道：“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西周末年，郑桓公向史伯问政：“周王朝会不会衰败啊？”史伯认为西周必然要衰亡下去，因为其目前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一味地强调同一而排斥差异，无法做到兼容并蓄，这样社会便难以发展，甚至走向消亡，而只有做到“和而不同”，促进不同的事物之间彼此和谐共存才能实现永续发展。自古以来，“和而不同”便被看作是正确处理国家治理中人与人、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条黄金法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

“和而不同”是一种共赢思维、共享思维。“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公元前140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最初是为了完成汉朝统治者联合西域诸国抗击匈奴的任务，但是它的实际意义却远非如此，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到中亚、西亚，这条横贯东西的道路的打通，不仅在西汉和西域诸国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汉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这条通路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便开始进入繁荣发展的时代。到了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由此，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共同发展的桥梁。

“和而不同”是一种和谐思维、和平思维。如今，在新加坡圣淘沙岛的海事博物馆里，有一艘按原尺寸复制的郑和宝船。宝船足有三层楼高，雄伟异常。宝船的船头，也是博物馆的开放式剧场，参观者可以在大屏幕上观看动画短片，重温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事。600多年前，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包括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南京出发，先后7次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2万余里，造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此次壮举，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声。尽管有着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郑和下西洋却并非为了侵占他国、掠夺他族，更非充当所谓的“海上霸主”。恰恰相反，郑和一直是东西方交流的“和平使者”。他每到一国只做三件事：宣谕皇帝诏书，表达共享天下太平之福的期望；向当地国王和官员赠送礼物，传递建立和发展友好往来关系的意愿；商谈贸易。郑和7次下西洋，没有占领他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他国一点财物，对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以礼相待、平等交往。而且，还给所到之国的人民带去了大量的丝绸、瓷器等精美物品。也因此，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郑和宝船至今仍被视为“和平”“友好”“交流”的象征。《周易》有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和平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内在基因和精神追求，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共享天下太平之福的“天下情怀”。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完全不同，“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的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都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庸之道用于国家治理，衍生出“宽猛相济”的刚柔并举之法。一般而言，治理方法过于刚猛，就会导致残暴，激起民怨；治理方法过于柔和，就会导致政令难以推行。而只有刚柔并济、恩威并施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宽猛相济”的治理方法最早由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后来经过孔子的因革，最终成为古代国家治理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子产在其执政的10多年间，倡导“宽猛相济”的方法，主张为政以德，德法并用，既表彰“忠俭”，反对“奢侈”，改革田地制度和兵赋制度，又“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限制贵族的特权，严肃朝廷法纪。在他的治理下，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郑国作为一个中原小国依然受到周围诸侯国的尊重。子产执政期间经常告诫自己的继任者子大叔：“治理国家要采用宽猛相济的方法，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其中的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盛。”后来子产病重，他对子大叔说：“我死了以后，你肯定会执政。你要记住，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用宽和的施政方法使民众服从，如果德行不够，就要用次一等的刚猛的方法来治理。刚猛的方法似火，火的特点是猛烈，百姓一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宽和的方法似水，水的特点是柔弱，百姓亲近它而又轻视它，有很多人便死在水里，因此运用宽和的施政方法很难。”后来，子大叔执政，他不忍心严厉施政，而单用宽和的方法来施政，导致郑国一时出现了很多盗贼。社会秩序的混乱让子大叔很后悔没有听从子产的建议，于是，他改变之前一味宽容的治理策略，派兵去攻打盗贼，并将他们一举歼灭，盗贼猖獗的现象才有所收敛。

孔子对子产的宽猛相济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意思是说政令宽松了，百姓就会怠慢，不把政令当回事儿；百姓怠慢了，就要用刚猛严厉的措施来补救；而政令严厉了，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百姓受到伤害就要用宽和的方法来安抚。宽和用来调节严厉，严厉用来调节宽和，两者相互补充，政事因此才会和谐。《诗经·大雅·民劳》中也讲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便是要求执政者要施与民众以宽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便是要求执政者还要用刚猛的方法作为施政的补充；“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是强调执政者要用和缓的政策使民众平安祥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之至也”的治理境界。

如今，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武侯祠。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因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而得名。走进武侯祠，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意思是说用兵的战略要以攻心为上，这样反叛就会自然消除，从古至今，真正善用兵者并不好战；不审时度势，政策或宽或严都会出差错，以后治理蜀地的人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副对联可以说是诸葛亮当年治理蜀地时期最核心的治理理念，其精髓就是八个字：审时度势，宽猛相济。该宽和的时候就宽和，该严厉的时候就严厉，关键是要审时度势，具体问题具体把握。

诸葛亮治理蜀汉之初，针对当时益州地区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当地豪强专权自恣的混乱局势，提出应重典治蜀，严明法纪，恢复社会秩序。这些严厉的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尚书令法正便建议说：“从前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曾经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懂得了德政。希望您能逐步放松严刑峻法，以抚慰蜀汉百姓。”但是，诸葛亮则认为蜀汉的情况同秦末汉初已大不相同，不能相提并论。他指出：“秦国推行严酷的暴政，致使百姓怨声载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使天下大乱。汉高祖有鉴于此，推行宽大政策。而刘璋治蜀软弱昏庸，德政推行不了，刑法又不严明，所以造成社会失序混乱。现在法制严明，人们便知道什么是恩德，再以官位加以限制，得到了官位，人们便知道什么是荣耀。荣耀和恩德并施，君臣关系明确，这才是最重要的治国之道。”诸葛亮通过厉行法治，使法纪真正产生了威慑作用，吏治得到了整顿，豪强仗势欺凌百姓的事情也基本绝迹，益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很快便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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