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

变与不变是几千年来国家治理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周易·杂卦》中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就是变革旧事物、建立新事物的意思。任何一位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国家治理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往的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会落后于新的社会环境，这就需要统治者具备革故鼎新的胆识与决心，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革故鼎新在治理国家中的运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变革；二是制度变革。思想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前提，制度变革是实现新思想的手段。

思想变革是前提。中国古代史上几乎每一次变法改革都是通过统治集团内不同派别之间进行辩论的形式来激浊扬清，从而统一思想，坚定变法信念的。

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渐崩溃，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由于秦国没有及时跟上其他国家的变法步伐，逐渐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为了重新振作起来，时为秦国君主的秦孝公决定变法。《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担心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于是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改革派商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孝公说：“讲得好。”守旧派代表甘龙说：“不是这样的。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商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啊。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商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应被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孝公说：“讲得好。”于是他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制定和推行变法。经过变法，秦国逐渐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也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商鞅变法前的辩论是以变与不变为主题，那么1000多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围绕着如何变法这一主题展开的论战。《续资治通鉴·宋纪》中对这场辩论有过相关记载。

1068年，京师汴州接连发生地震，冀州一带出现了黄河决口，河朔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为救灾，宋朝政府财政逐渐吃紧。当时恰逢三年一次的郊天大典，皇帝要在南郊祭祀天地。按照规矩，皇帝应在典礼后给大臣们赏赐金帛财物以示天恩。考虑到当时的财政状况，以宰相曾公亮为首的一些官员请求皇帝宋神宗不要再颁发赏赐。于是，宋神宗在延和殿召开会议商议此事，王安石与司马光以此为契机纷纷表达了自己对改革的看法，展开了第一次思想交锋。司马光赞同群臣的提议，认为钱不够用，需要降低税收并节省开支。王安石却认为，我大宋富有四海，人民富庶，南郊赏赐不过是一点小钱，即便省下来也不会使国家更富裕，所以不用省。王安石继续说：“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就能使国家财政富余。”司马光反驳说：“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是多收税，而多收税实际上不过是掠夺民间财富而已。”王安石也针锋相对说：“理财并不一定是从民间搜刮，而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做到财政充足。”司马光继续反驳：“天下财物就这么多，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桑弘羊使用过的花招罢了。”

司马光认为：治理国家就像修房子，有毛病了才修理，除非坏得不成样子了，否则不能做根本的改变。假使房子真的坏得不成样子了，也要有能工巧匠与好材料才能修理，如今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我担心房子修不好啊。可见，司马光的改革是一种柔性理念。一个国家如何革故鼎新需要基于问题发展的具体情势与支持变革的客观因素来决定。问题大则大改，问题小则小改；条件成熟则推进，条件不成熟则静待时机。企图通过疾风暴雨式的变法运动一夜间改变一切是行不通的。历史的结果已经证明，司马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魏书·高祖纪》中，北魏孝文帝迁都的故事也充满了智慧。公元493年，年仅26岁的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从都城平城出发，挥戈南下讨伐中原。他们一路翻山越岭，栉风沐雨。行至洛阳，将士们不堪军旅之苦，怨声连天。文官更是不愿继续南征，一齐跪在孝文帝前苦谏。他们满以为这样会感动天子，使他放弃南征。不料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不听劝阻，仍然是一副继续南征的架势。旁边的任城王拓跋澄也扬鞭策马，吆喝着继续南征。群臣仍然苦谏不停。孝文帝显出无奈的样子，勒住马头说：“我们世代偏居北方平城，而今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愿继续南征，只好把国都迁到洛阳来，你们看行不行？”群臣见皇上要迁都于此，虽然不愿意，但也比继续南征好得多，纷纷同意。于是孝文帝下令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右边，不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结果，所有大臣都站在右边，一齐高呼万岁。这样，孝文帝用这种特殊的“投票”方式，把迁都洛阳的大事定下来了。

奇怪的是，刚刚还喊着要继续南征的拓跋澄，也一声不响地站到右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北魏统一北方后，如何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间的民族隔阂，成为进一步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不少有志之士认为，把都城从偏北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是个好办法。孝文帝即位后，决心完成这个振兴北魏的重大措施。不料，迁都的消息一传出，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鲜卑贵族都出来反对。在反对派当中，以任城王拓跋澄为甚。某天，孝文帝退朝后，专门把拓跋澄留下，向他讲述了迁都的重要意义，并告诉他准备以“南征”的名义，敦促大臣们同意迁都。拓跋澄终于被孝文帝说服，全力拥护孝文帝的“南征”计划。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就由孝文帝导演了这幕名为“南征”、实为迁都的壮丽喜剧。

孝文帝为了实现变革的目的，首先争取到反对者中的关键人物拓跋澄的支持，然后在其配合下以特殊的投票方式改变了群臣的观念，统一了迁都的思想。迁都是孝文帝改革最为重要的一步，为后续改革措施的执行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孝文帝改革缩短了北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鲜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思想的变革要通过制度变革来体现。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治理者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变革。当时，秦孝公启用商鞅进行国家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开阡陌封疆”、推行县治、奖励耕战、编订户口、统一度量衡等。为了落实这些制度，商鞅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史记》中记录了商鞅在落实改革时展现出来的智慧。

立木为信。新法准备就绪了，但是商鞅一直担心百姓不相信政府的决心从而影响新法的有效推行。某一天，商鞅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命人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如果有人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这个人十金。”百姓们觉得这件事很新奇，于是都来围观。大伙儿议论纷纷：“搬木头并不难，却给这么多奖赏，当官的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半天过后，仍然没人敢动。商鞅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过了一会儿，人群中站出一人说：“我来！”那人搬起木头向北门走去，人群也跟着向北门方向移动。到了北门，商鞅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百姓们纷纷说道：“政府果然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商鞅因此树立了政府的公信力，他认为颁布新法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颁布了新法。由于受到之前立木为信的影响，百姓们对推行新法没有丝毫怀疑，纷纷照做。新法得到了有效施行。

“法上”示警。“法上”示警的意思是通过惩罚违反新法的统治阶级内部核心人员来提醒国民遵守新法。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很多老百姓都议论说新法不方便。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所以将依据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是不能施以刑罚的，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又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这件事给了秦国人警示，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有效地执行新制度，需要新法的推行者在执法过程中铁面无私。隋文帝杨坚也是这方面的表率。《隋书》中记载了他不徇私情、坚定依法办事的故事。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即位以后，他大刀阔斧地对官职制度、刑律制度、府兵制度和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开皇律》。隋文帝深深懂得，执行法律远比制定法律困难。于是，他决定以身作则，不避亲疏地严格执法。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除了皇太子杨勇留在都城外，其余四个都分封为王。其中三儿子杨俊被封为秦王，后又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杨俊在灭陈的一系列战役中功勋卓著，深受隋文帝宠爱。但是他自恃功高，狂妄自大，在自己管辖的地方为所欲为，盘剥百姓，大兴宫室。有人将这些事禀告隋文帝，隋文帝大怒，立即传旨免去他的官职。左武卫将军刘升进谏说：“秦王并无别的过错，只是花费官府的钱物，营造自己的府第宫室罢了。我认为可以原谅。”皇上说：“法律不可违反。”刘升坚持劝谏，皇上愤然变色，刘升才作罢。其后杨素又进谏说：“秦王的过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请陛下想一想。”皇上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按你的意思，何必不另外制定一个天子儿子的法律？以周公的为人，尚且杀了管、蔡，我的确远远不如周公，怎能有损法律的尊严呢？”到最后也不同意。杨俊病重，不能起床，派人奉表谢罪。皇上对他的使者说：“我努力奋斗，创此大业，作训垂范，想让臣下遵守它而无过失。你是我的儿子，却想败坏法律，我不知道怎样责备你！”杨俊惭愧恐惧，病更重。大都督皇甫统上表，奏请恢复秦王的官职，皇上还是没有答应。

由于隋文帝的铁面无私，新法执行很成功，朝野上下一片新气象。《开皇律》也成为中国古代刑律的典范，被以后的朝代沿用。

《史记·商君列传》中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意思是治理国家的法则不是死板的，使国家安适不能拘泥古法旧制。虽然中国古代朝代一直更替、政权不停变更，但是革故鼎新的方法和智慧始终贯穿于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曾断绝。正是在这种智慧的影响下，治理者们不断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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