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豫不虞

“备豫不虞”的思想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六年》，“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此处“豫”通“预”，“备豫”有预备、事先防备之意；“虞”为预测，“不虞”指不测、意外之事。“备豫不虞”的意思是早做预备工作，以防不测之事。在《易经》豫卦中，豫本为逸豫、安乐之意，豫卦为豫谋之卦，安逸喜乐之时的备豫警示才是豫卦的本质内涵。《诗经》有“未雨绸缪”的典故，“备豫”体现为高瞻远瞩的谋虑、明察秋毫的洞达。孔子推崇“未雨绸缪”的精神，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以“敦以德让，其树根置本，备豫远矣”称赞周先公太王亶甫，说他以德行和礼让治国，树立根本，奠定了周朝兴盛的基业，可谓谋划长远。正所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礼记·中庸》），只有在逸豫安乐之时早做绸缪、预先谋划，方能功在千秋、利在长远。

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鲁国正卿季文子即将出使晋国，在出行前他特地派人去询问，如果在出使期间晋国发生国丧该行使怎样的礼节。而被派去询问的人感到很不理解，认为现在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去询问没有任何意义。季文子解释说：“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意思是，自古以来，提前防范都不失为很好的办法，如果准备了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会有所损害，而如果事情发生之后再临时去请教，那就很困难了。巧合的是，晋襄公在季文子到晋国不久就去世了，虽然突逢国丧，但因为准备充分，季文子顺利地完成了出使任务。之后，在《左传·成公九年》关于楚国攻打莒国的记载中，“备豫不虞”再次被提及：“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国自恃穷弱、小鄙，不做防备，认为谁都不会来攻打，结果楚国在20天之内就攻下莒国3个城市。此为“备豫不虞”的第二个出处。此后，与“备豫不虞”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在历朝历代的典籍中随处可见。《贞观政要·纳谏》记载，魏征劝谏唐太宗要有忧患意识时说：“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意思是为政者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以免在遇到灾害、战事时无法应对，从而危及国家民族，希望唐太宗能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备豫不虞”的理念沉淀升华为深邃的智慧。在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中，“备豫不虞”是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中的这段话就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论证了在战争中不能寄希望于别人不来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充分的准备与防范，从而实现先胜、全胜甚至是不战而胜。而《孙膑兵法》中的“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则是站在反对和避免战争的立场上，探讨了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道理。预先谋划筹备是执政者的重要工作。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备豫不虞”是修身进德、国泰民安的重要保障。《墨子》说“备者，国之重也”，宋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都从家国同构的立场阐发了“备豫不虞”在治国修身中的重要作用。

“备豫不虞”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底线思维与危机观念。《诗经·小雅·小旻》有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比喻像立于深渊之旁、脚踩薄冰之上一样的恐惧谨慎。汉刘向《说苑·政理》：“成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有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在？’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旧唐书·孙思邈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要常存危机观念，常怀戒慎之心，坚持底线思维。

“备豫不虞”要求人们对待一切事情先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如此方能胸中有数、遇事不慌、有备无患，下好“先手棋”，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牢牢把握主动权。《周易·既济》中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乐府诗集·君子行》中说“君子防未然”“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当中，只有谨慎小心，才能防患于未然，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早做防备，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备豫不虞”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与危机观念，如此方能葆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斗争精神。

“备豫不虞”奉行“敬德”“明德”的天道精神。此可追溯到上古时期敬天事天的天命思想。自尧舜到殷商，人们普遍认为上天主宰人间世界，执掌着人间的一切事务，包括自然的风调雨顺、人的生老病死、国家的兴衰等等，皆由上天来主导和支配，在这种朴素天命观的影响下，产生了对上天敬畏、崇拜、忧惧的复杂情感。周初的统治者通过反思殷亡周兴的深刻根源，认识到殷商覆灭的真正原因是“失德”，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统治者当以“德”为念、“明德慎罚”、“勤用民德”、“以德配天”的思想。中国历代都强调“敬”，君子敬德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国家治理当“敬德保民”，这都是“备豫”品格的体现。孔子说“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礼记·儒行第四十一》），认为儒者应做到日常起居严肃持重，坐下起立恭恭敬敬；言谈话语必能以诚信为先，行为举止必能纯正中直、不偏不倚；在路途中行走不与人争平坦之便利，严寒暑夏下不与人争冷暖调和之处。爱惜生命为了有所等待，保养身体为了有所作为。人能如此修养，便可待时而起；为政者做到如此，便能谋划全局、有备无患、稳扎稳打、攻坚克难。

“备豫不虞”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让人谨慎戒惧，心存敬畏，时刻谨言慎行，防微杜渐。《易经·系辞下》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左传》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都在告诫人们长存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要有马放南山、高枕无忧的麻痹思想。“忧患”是人类所特有的，忧患意识的形成不是人们突发奇想想出来的，而是人们对时代变迁的一种强烈感受，是人们的生存意识，是人们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备豫不虞”首先激发的是个人的责任感，进而形成群体的一种凝聚力。它不仅是个人生存的谨慎戒惧，更是对整个社会生存命运的审慎思虑。

“备豫不虞”还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家国情怀。“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家国同构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在追求内圣外王的儒家学说中，“备豫不虞”更是一种殚精竭虑为社会兴利除弊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一种关注，是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主流，其强烈的家国情怀就是以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生存与发展前途的积极关注为内容，高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备豫不虞”是心系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难的敢担当、敢负责的斗争精神与进取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等等，都表达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把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影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社会兴利除弊、英勇斗争。正是这种在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孕育出的家国情怀，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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