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化成

“人文化成”典出《易传·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儒家的社会教化思想，“人文化成”重视“人文”对人的教化作用，希望以此塑造理想的君子人格，营造良好的社会风俗，维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文”与“化成”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双向互动与成就的关系，在“人文”“化成”天下的同时，“化成”的天下（被“人文”化成的天下）又会反过来影响与成就“人文”。如此循环往复，“人文”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化成”的境界也得到了不断的升华。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道德教育，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儒家认为人是可“化”的，是“化”中的存在。“人文化成”，即以道德的理念来教化民众，教化的实质即“德化”。儒家看到了圣人教化的作用，以德高望重的圣人形象来引导百姓、教化百姓，百姓心中也一直以圣人作为效法的对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圣人制礼作乐教化天下，通过外在的礼、乐教化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成就人的理想人格，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自西周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就致力于通过“礼乐教化”来德化民众，从而达到形成稳定和谐社会秩序的目的。儒家作为先秦诸子中最强调心灵秩序与人间秩序的学派，也是最重视“礼乐教化”的学派，他们以仁政王道治天下，用礼教、乐教德化民众。孔子吸收了《易经》的思想，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提出了“礼乐教化”的“人文化成”理念。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其中，“质”指内在的仁德本质，“文”指合乎礼的外在文饰，即礼与乐，“文质彬彬”的“君子”便是“成人”的标准。

“礼乐教化”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教育制度，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普遍模式。儒家的“礼乐教化”作为“人文化成”的手段与方法，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以“致中和”为终极目标。《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中庸》开篇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作为政治、道德、审美观念的核心，其实质就是礼与乐的“德音”之教。儒家认为，礼乐象征着宇宙天地之和谐与秩序，通过礼乐教化可以建构人内心的和谐秩序，进而由人心秩序的和谐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最终实现人类社会与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通达“天人合一”的真善美之境界，这便是“人文化成”的终极理想。

“人文化成”中蕴含着“文明以止”的人文精神。“文明以止”，最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拥有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的圣人之德，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化和指引，进而遵从圣人的礼乐教化，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中华民族“文明以止”的文化性格和人文意识是“止其身有所不为”与“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统一，于内于外兼具双重属性。一方面，“文明以止”体现为“止其身有所不为”的德性修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家国和谐。文明教化的目的在明明德，要让人们发现本心，明白道理，弘扬内心光明善良的德性；文明教化的目的又在于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要让每个人明白并接纳自己的身份，并以礼乐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止其身有所不为”，做到克己复礼、恪尽职守。在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传统思想中，家庭和谐了，社会和国家也就和谐了。另一方面，“文明以止”体现为“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中华民族以礼义文明为引领，融合不同民族、地域多元风俗习性的文化理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武力征服与粗暴干涉都不是实现文明传播的最理想方式。正如孔子所言：“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中华文化“文明以止”，即通过文化示范与道德感化的方式来达到中华礼义文明的和平传播与自愿接受。中华民族历来所心仪向往的是敬德保民的治道理念、“以德行仁”的王道理想、天人合一的生命学问、人文化成的道德化境。

“人文化成”讲出了人文的精髓，彰显了人文的力量，指出了教化的宗旨与方法，培育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形成了中国的人文传统。自“人文化成”观念出现之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开始自主地确立起来，对于人文理念的追求也开始变得更加自觉。孟子的成圣贤、化万民的人生理想就是人文化成精神的体现。宋明理学的张载、朱熹、王阳明等都具有以人文理念来化成天下的情怀，都体现了具有人文精神的教化思想。中国历史上“人文化成”的教化思想曾一度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即使是进入21世纪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其对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将在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好的借鉴。

“人文化成”思想有助于建构人的内心秩序，对当今世界教育问题、道德教化问题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人文化成”的当代意义要从“人文”与“化成”两个方面看。其中“人文”，就是要提高个人的人文素养、道德素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个人行为，培养人们遵章守纪的习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化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人文化成”思想有助于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秩序，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在自然、社会领域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文化成”强调“天人合一”，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为当今生态环境的恶化提供一种反思。“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自然是一个大天体，人是一个小天体。他们的运行，都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人道取法于天道，那么人道就应该顺应天道而行，顺天道则吉，逆天道则凶，这一思想贯穿《易传》始终。“人文化成”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早就为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地和谐共生的目标。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如何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他人和谐相处、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方面，“人文化成”思想可以给人们以启示。在中华民族“人文化成”这一人文观与文明意识中，国家富强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通过霸道强权的治理方式来实现的，而是要充分重视与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教化作用，以此来引导民众过一种具有道德伦理属性的文明生活。在文化传播方面，从来都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武力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认同与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吸引力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方式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和提升，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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