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正统的地位，“内圣外王”作为德功与事功相统一的最高标准与终极理想，是儒家的基本命题与核心思想。其中，“内圣”指在内在道德修养方面要塑造君子人格，使内心符合“圣”的标准，具备圣人的才德，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向内的超越；“外王”则是在外在事功方面，通过施行王道建功立业，实现儒家“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向外的超越。

孔子作为儒家“仁”学的创立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内圣外王之道”，但他所开创的“仁”学中早已暗含了“内圣外王”的精神。“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就是孔子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生动阐述。其中，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百姓”，是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修养过程，而这与儒家后来提出的从内圣到外王相贯通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同一个过程。孔子的“修己以敬”是成德功夫，就是后儒所说的内圣境界，孔子的“安人”“安百姓”是政治事功，也就是后儒所说的外王成就。儒者一方面通过“内圣”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道德境界，从而成就其德业；另一方面，通过“外王”建功立业，营造安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成就其政治事功。孔子“为仁由己”“克己复礼”“忠恕之道”“为政以德”“博施济众”等观点都表明孔子学说是追求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会、道德与政治的高度统一的学说，其实质是囊括了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政治事功的“内圣外王”之学。

孟子提出性善论和仁政学说，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忘势》）。孟子侧重从“内圣”方面拓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由“不忍人之心”开显出“仁义礼智”四善端，并由性善论引出仁政学说。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求其放心”、养“浩然之气”；在国家治理上，提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娄离上》），主张施行“仁政”，将“仁”作为君主为政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做到与天下黎民百姓同忧同乐、扶危济困、造福万民，如此就一定能够建立王业。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了一个心性论的基础。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侧重从“外王”方面拓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主张化性起伪，通过发扬礼的社会作用、健全社会规则与制度来压制人性的恶。与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为根据的道德之性不同，荀子性恶论的立论根据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之性、本能之性。荀子曰：“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如果说在孟子那里“圣”“王”是可以两离的，到荀子这里内圣和外王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在荀子看来，“圣”与“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并且荀子认为圣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积礼义”而成的，由此大大扩展和深化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对“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做了最完整的概括。在《大学》一开篇，便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三纲领”与“八条目”。“三纲领”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人们要弘扬与完善个人内心善良光明的德性，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将自身之德性修养的成果扩而充之、推而广之、由己及人，从而使民众革故鼎新，实现“明明德于天下”。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中，使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共同达到至善的完美境地。“八条目”明确了“内圣外王”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推进，其中由个人到社会、由内到外、由修身到平治天下的逻辑一目了然，正体现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的完成。

《中庸》有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其中，“成己”为内，“成物”为外，由“成己”而“成物”，由内而外，推己而及物。“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忠”与“恕”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形式，其中，“忠”是对自身而言的，指个人修养方面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德性，做到尽心知性；“恕”是对他人而言的，指要将德性修养的成果泽被他人。由“忠”而“恕”，推己而及人。其中，“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是推己及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是推人及物，如此方能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是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统一，是成己与成物的统一，是德功和事功的统一，是心灵秩序建构与社会秩序建构的统一，是圣贤气象与王者风范的统一，被视为儒家完美人格与人生理想的体现。儒家历来所主张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体现的便是“内圣外王”的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中，“立德”即树立圣人之德，是“内圣”的功夫，而“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著书立说，二者皆为“外王”的功夫。

在中国历史上，如王阳明、曾国藩等，不仅在自身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境界，而且在外在事功上也有卓越的建树，是真正意义上的“三不朽”的大儒，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践行者。毛泽东曾说曾国藩是实现了儒家“三不朽”的至高境界的完人，世人称赞其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国藩是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理学家、书法家、文学家，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也是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曾国藩一生走的便是先立德，后立功、立言的治于内而成于外的路子，即《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曾国藩一生顺天时、应地利、重人合，内安社稷，外平戈矛，德功与事功并重，堪为世人之典范。

在“立德”方面，曾国藩以儒家为宗，以先贤为榜样，凡事遵循礼法，在其著名的“修身十二法”中提到持身敬肃、静坐养性的修养方式，主张衣冠外貌要保持整齐，心思神情当端正严肃，时时警惕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闲居无事时应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保持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如同旭日东升般光彩照人。曾国藩年轻时抽烟成瘾，他深知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下决心戒烟，但苦于烟瘾难断，他曾前后三次戒烟，戒而复吸，又复戒烟，又复吸。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以破釜沉舟的魄力砸掉了烟具，戒掉了这一恶习。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足见其在立德修身方面严格克己自律的精神。

在“立功”方面，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内安社稷，外平戈矛，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一方面，他不计个人得失，代表朝廷数次征剿太平天国；另一方面，他促成洋务运动，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建成江南制造总局，筹建翻译馆、印书处，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近代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立言”方面，《曾国藩家书》近1500封，记录了曾国藩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所涉内容下至人际琐事与家庭生计之虑，中及进德修业、读书治学之法，上至经邦纬国、济世救民之道，可谓事无巨细，纤悉无遗，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及其修身、治家、治政、治学之道。

北宋大家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铭》），这一理想鼓舞引领了无数中华儿女，“内圣外王”之道成为每一位儒士终其一生的践行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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