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万邦

“协和万邦”作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所秉持的一种价值理念，初衷是要在邦国林立、诸侯相争的情况下，通过道德教化的作用，在治理好本国的基础上，积极寻找与他国的价值共识，求同存异、讲信修睦，在感化、帮助他国的过程中实现“天下一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

“协和万邦”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尧舜禹时代。《尚书·尧典》有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此处的“邦”指的是古代君王分封的诸侯国家，“协和”的意思是和谐融洽。在上古时代，尧鉴于当时中华大地邦国林立、族群众多的社会现实，从家国同构的角度，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他希望通过家族和谐进而达到社会和谐，最终达到邦国和谐，实现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思想体系。“协和万邦”以“尚和合”“求大同”为精神内核与价值诉求，体现为中华民族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与理想，浸润了儒家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体现了中华儿女的美好愿望与追求，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独特文化标识。

“尚和合”是“协和万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内核。中国的“和”文化在民族文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经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发而来，源远流长，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又逐渐发展出和平相处、合而不同、恰到好处等思想内涵。《说文解字》称：“和，相应也”，其本义指在音乐演奏中不同的乐器相互配合，和谐伴奏。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疆土是由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谱写的，各民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作为一种多元化的成分结构，塑造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和合圆融的包容性格，筑就了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牢固根基。“尚和合”的思想作为“协和万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内核，蕴含着丰富的和平思想与和谐观念，在中华文化5000年的传承与发展中，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积淀为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底色。

中华文明崇尚和谐，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一直孜孜不倦地坚守与传承着“和平、和谐、和睦”的价值理念，践行着“与人为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亲仁善邻，兼爱非攻、民胞物与”等人生信念与处世之道。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国、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正如此，才谱就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打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自信与包容的开阔胸襟，才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历经5000多年而未中断的文明。

“协和万邦”所描绘的天下万民都能和谐友好、各个部落“共存”“协和”的美好图景，彰显了古代中国的整体和谐观。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中华文明崇尚和谐，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协和万邦”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价值遵循，主张以“协和”的理念和政策处理周边事务，倾向于“布恩信，怀远人”，而非以霸道征伐天下、祸乱他国，倡导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而非彼此兵戎相向、剑拔弩张。在“协和万邦”理念的影响下，和平、稳定、和谐的美好秩序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梦寐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

中国的“和”文化，以“和而不同”作为核心特质。“和而不同”强调有差别的同一，讲的是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有容乃大。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协和万邦”内在蕴含着“有容乃大”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有多次民族大融合，最终融合成一种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协和万邦”关键在“和”。作为“协和万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内核，“尚和合”在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蕴含着各交往主体之间和谐共处的政治智慧。儒家将人类及其生存发展的环境包罗进去，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和谐生态，主张从建构人自身的和谐出发，层层递进，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达成“天人合一”之境。“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对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巨大贡献。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所有国家都应该保持君子风度，崇尚以诚待人，要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坚持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明朝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不远万里7次远航太平洋和印度洋，先后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撒了和平的理念、和谐的思想、友谊的种子，留下了友好邦交的佳话。

“求大同”是“协和万邦”的终极理想与价值诉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希腊始终没有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所谓的“城邦政治”。欧洲人从古希腊至今一路而来的文化传统，从未像中国一样拥有自古以来统一的一套“天下观”。《尚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一开篇便讲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表明，虽然尧帝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国家”阶段，但却已经有了“家族”和“万邦”的观念，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理想。到舜帝的时代，“天下”观开始显现。《尚书·益稷》有云：“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意思是帝王光照天下，天下苍生百姓，万邦贵贱之民，都是帝王的臣子。再到周公时代，“天下”的观念更加明朗，国家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明明我祖，万邦之君”（《尚书·五子之歌》）等中均有体现。春秋后期，随着周王室的不断衰微，群雄逐鹿，天下动乱，百姓离难，孔子开始将思考的焦点集中于天下统一的问题上。他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认为只有天下统一，百姓才能安宁。

“协和万邦”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目标。孔子继承了前人，特别是周公的价值理念，主张“讲信修睦”，把重建西周“小康”社会作为其近期的社会理想，进而又推而广之，提出天下一家的“大同之世”作为远期社会理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都富有一种“天下”情怀。无论是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法家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主张，还是道家追求的“藏天下于天下”的境界，无不契合古人一以贯之的“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叙事逻辑。正是在“天下一家”理念的一贯影响下，中华文明形成了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

“大同之世”既是“中国历史”意义上的“天下一家”，更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人类高度互助共荣的理想社会形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如今的中国正致力于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便是对“协和万邦”中“求大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天下一家，意味着要融合而不要冲突，要协调而不要对立，要互鉴而不要敌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不同文明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多元一体格局，因此必须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协和万邦”中所蕴含的天下一家的“求大同”的思想正成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中华文明正在为推动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协和万邦”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在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的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今时代，各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应当风雨同舟，求同存异，努力把全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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