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义轻利

中国文化传统中秉持“义利之辨，义重于利”的价值取向。重义轻利是儒家文化的一贯精神。《中庸》讲“义者宜也”，把“义”看作是仁德的施行，是人类行为是否符合正道与正德的标尺。《周易·乾卦·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可分为物质之利和精神之利，一般指的是现实的物质利益。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儒家主张把道义放在功利之上，并以此为最高价值标准。孔孟的“重义轻利”说，荀子的“先义后利”说，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说，程朱的“贵义贱利”说，王夫之的“以义为利”说等，其共同特点是：推崇和强调本性良心、道义公益的重要性，反对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的个人私利。

孔子生活在新旧秩序剧烈转换、社会各阶层在道德意识与物资财货关系上分化加剧的时代，于是孔子重新提出“仁”的道德范畴，意在使“民有耻且格”，从而指导人们对义利关系进行取舍。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于君子与小人的目标取向作了区分，实质就是以合义的道德作为标准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是弘扬仁义道德的模范，是修身成德之名；而“小人”是不仁不义之人，是违背仁义道德的规范以贪求富贵私利的邪恶之人。以此作为尺度，当子路问到君子是否“尚勇”的时候，孔子的回答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里的“上”是崇尚之意，“上义”也就是重义。孔子把行“义”作为判别行为是否恰当的尺度和准绳。

“义”在《论语》中出现24次，主要是作“应当”“正当”之意来运用，例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历史上有两则故事：一个是讲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意思是说，叔向治理国家，制定刑法，不隐匿其亲人，三次指出叔鱼的罪恶，不因为是自己的亲人而减轻处罚。对此，孔子评价说：“义也夫，可谓直矣”，对于这种合于道义的行为大加褒奖，把叔向看作是正直的人。另一则故事，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魏献子在晋国为政，以贤能举徐吾、赵超、韩固、魏戊四人，以功起用叔向。孔子知道了魏子的举动，评价说：“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意思是魏献子待其近者不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待其远者不埋没受人举荐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称得上是符合道义了。在这两则故事中，孔子明确把“义”作为判别行为是否恰当的标准。行为是否合于“君子”，不是先天的禀赋，而是后天的养成。

“义”不仅体现在个人行为上，还体现在国家行为上，“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孔子提倡“君子喻于义”，就是要推动社会各阶层从修身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能遵“仁”行“义”，而不被狭隘的私利所诱惑。对于朝中君臣等公职人员，孔子坚决反对管仲、季氏“僭礼”而行的不义做法，提出要“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主张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实际利益。《论语·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里，孔子将“民信”放在了“足食”“足兵”之上，要求统治者能守“信义”而顾及民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孟子所处时代，诸侯交相攻伐，上下交相争利，社会关系混乱不堪。针对时代的弊病，孟子进一步将义利关系揭示为“舍生而取义”，即“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行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当生与义二者发生矛盾、不可兼得的时候，人应毫无疑问地选择“义”。

孟子认为“义”来源于人的良心本性，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时的“恻隐之心”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目的，既非为了结交孩子的父母，也非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这种超功利、超理智的本能的道德情感的发动，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就是义。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起构成了人之四端，即人的良心或本心。进而孟子将“为利”还是“为义”作为区别小人与君子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去留的评判标准。他对伊尹协助商汤取得天下的做法很是赞赏，认为伊尹是以道义作为取舍原则的，只要是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即所谓的“取之有义”。对于如何达到“义”的标准，孟子认为，人只有通过自觉的修身养性的“求”才能达到“义”，人要找回“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人世间最为可贵的品质，才能求得“义”、符合“义”。

荀子提出了公义的观念，明确提出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命题。荀子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荀子认为，“义”与“利”是人们兼有的东西，即便是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去除人们追求私利的欲望，但是能够使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敌不过他们对道义的爱好；即便是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也不能去除人们对道义的爱好，但是能够使他们对道义的爱好敌不过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所以道义胜过私利的就是治理得好的社会，私利胜过道义的就是混乱的社会。虽说义利同时并存，但义利之间存在着何者为先、何者为主导的问题。只有“以义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能得到真正的安定。荀子反对先利后义，把义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了“义”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点。

秦汉以来，董仲舒承接孔孟思想，进一步强化了重义轻利的观点。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在人类行为上要求端正行为与目的的正义性，而不谋求功利，把义放在首位，首要考虑的是行为及目的是否适宜正当。人若有义，即使物质贫乏也能在精神上自得其乐，而若无义，即便富贵也不能持久生存。因此，人应当尚义轻利，以天下公义为先。义利关系不仅涉及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而且蕴含着人的本性良心与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合乎道义的利，并不与义相违背，实同于义，故宜名为义，而不必曰利。若不为论辩，则不必称利。

宋明时期，义利关系已经探求得比较清晰。邵雍将重义轻利上升到天下治乱的高度来看待。张载认为人之处事，义实为第一原则，至于生死则置之度外。“二程”特别重视义利之辩，认为“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认为不能兼得义利，极力反对个人的物欲私利。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提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陆九渊、王阳明主张贵义贱利，存理扼欲。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重义轻利”的故事。“冯谖焚券”记载：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行前冯谖说收回债再买些家里所缺少的东西。冯谖到了薛地，与还债的百姓合验债券之后，便烧掉了那些债券，然后一路马不停蹄地返回齐国。孟尝君很惊奇他回来得这么快，问收债后买了什么，他说买回了家中所缺少的“义”。一年后，孟尝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当地百姓扶老携幼步行百里之外前来迎接。这时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义’的价值，终于在今天见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孟尝君开始的确损失了债券之“利”，但却得到了百姓真心的拥戴之“义”，对孟尝君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利了。正是在传统文化义利之辩的理念下，中国出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唐朝“丝绸之路”的繁盛，和郑和七下西洋而不霸的佳话。

重义轻利论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一直是主流。无论是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舍生而取义”，荀子的“以义制利”“先义后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或者宋明礼学的“义利之辩”，中国自春秋至明清，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孔孟儒家的重义轻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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