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道德经》认为，“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循道而治，遵循客观规律而为，不过多地干预，不妄作为。

中华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由来已久，早在“五帝”时期，就有无为而治的传统。《周易·系辞传》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在上者象天，以“裳”在下者象地，取象“乾坤”阴阳和合的意思。垂文“衣裳”，示天下以礼，用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的德行。《易经》第二十五卦“无妄卦”卦辞云：“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意思大致是：有乡人在路旁拴了一头牛，不料被路人牵走了，而村里的人却被怀疑为偷牛的人了，这是乡人的“无妄之灾”。而“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讲的是：意想不到的疾病，没有用药就自然康复了，是为“无妄”之喜。两相对应，形象地隐喻了“无妄”的本真含义。无为，实质上指的是“无妄为”，就是不把政治看作是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幸福和评判德行高低的目的，而只把政治看作是辅助性的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老庄学派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讲求“无为”，但不是无所作为的“无为”，而是不悖逆自然与人类本性的“无为”，是在顺应自然与人类本性的前提下，有所作为。自然法则，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人以其灵秀之气效法天地，不强加给自然万物的“无为”，符合自然而然的自然的本性。同时，人以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创造人类的美好生活，以“无不为”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古圣贤对天道自然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道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天（自然）、地、人、物这四者的关系，闪耀着古代先贤智慧的光芒。

老子以“无为”作为旨趣，论述了大有作为的治国之道和治理方略。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其中所说的“自然”便是“无为而治”下的理想状态，即让世间万物各遂其本性，自然而然地、充满活力地生存与发展。老子认为，圣人的政治就是要效法“地”“天”“道”，给予百姓足够的自由空间。圣人之“德”就是要“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正是通过百姓的“自然”得以实现。假如统治者无为则百姓自我育化，统治者好静则百姓自我端正，统治者不无端生事则百姓自我富足，统治者消除贪欲、归于宁静则百姓自然淳朴，天下的人将自发安定。政治的最大成功是引导、帮助百姓自己建功立业，圣人所起的作用只是激发起百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将影响力化于无形，让百姓做自己的主人，自发、自愿、自觉地建功立业。

庄子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他在《天道》篇中讲，天地和道德是帝王治理国家的依据，无为而治是帝王治国的惯常原则。帝王的德行与天地相合，须无为方能役用天下。庄子认为，君主的“无为”和臣下的“有为”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在多大程度上无为，意味着百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然”地生存与发展。君主只是在辅助百姓自然发展。庄子还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既贯彻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又以臣的“有为”作为补充，对于在实践层面上解决“有为”和“无为”的悖论提出新的创见。

老庄后学进一步阐发了“无为而治”思想，大致包括以下要点：其一，君无为而臣治理，这是对庄子“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二，不为烦苛之政，认为厚敛、重刑、黩武，均是苛政病民的重要表现。老庄后学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功成而不居，无所为而为之，天下才会安定。其三，放任万物自由发展。老子提倡的“自然”，是人类最低生活限度的自然，老庄后学认为“五色”“五音”“五味”都不可取，需要“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

从天地自然的角度来看，无为便是无妄为，但无妄为不是说不作为，实指不违背“道”的作为。不违道即顺道，顺自然之道，顺天地正道，是不悖逆自然与人类本性而为，是在顺应自然与人类本性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即“无为而无不为”。“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和最高的概念范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自然生成万物，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结果是归结出“天人合一”的普遍原则，要求顺从自然，按照自然的客观规律行事，与自然并行不悖、协同发展。《庄子·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就是说，“大美”“明法”“成理”存在于“天地”造化之中，与“道”相通；而“不言”“不议”“不说”，即是“无为”，亦即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恰恰就是讲自然而然所达到的状态。“无为”的精神在自然中如此，在国家治理中也是如此。《论语》讲，“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在这里，“不与”是指舜和禹当年选贤与能，不以私心参与政治，而以百姓之心为心，无为而大治的“无为”治理思想。《淮南子》更为细致地阐明了无为的思想：“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顺物之性，不做不合时宜的措施；“无为而治”，也不是不治理，而是不改变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性，顺其自然而治理。

进而言之，在国家治理上，“无为”就是以公心来处理公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公心诚意办理公事，不以私心参与到公事之中，公事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排。公心，是人类的良心，天下的本心，圣贤的仁心。以公心办理公事，就是“无为”，即无妄为。君主以公心选任贤能，大臣以公心面对民众，这样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才能有合法的政治。

柳宗元写过一篇寓言体政论散文《种树郭橐驼传》，形象地阐释了执政者少发政令、百姓自我发展的道理。文章讲的是长安城西的丰乐乡，有一位以种树为业的驼背老者，他种植或移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于是长安城的富豪争相雇请他来种植观赏的树。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秘密，他答道：“树之所以长得好，不过是顺着树木的天性而自由发挥罢了。树种稳固后，就不再理会树木，任其自然成长。种不好树木的人，恰是因为种树后，因爱护而太殷勤，早上去看看，晚上去摸摸，摇动树木以核实是否稳固，这样反而伤害了树木的天性，结果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又有人问他是不是可以把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官吏治理百姓上，他的回答就更耐人寻味：“我只知道种树，不明晓做官。但是我曾经在乡下看到当官的喜欢发布很多政令，好像是爱护百姓，实则是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一天到晚，衙役来呼喊，催促耕耘，勉励种植，督促收获，及早缫丝织布，养育好小孩，饲养好鸡豚。百姓一天到晚慰劳这些衙役，感到困苦和劳累，哪里还有工夫来增加生产、安定生活呢？”这则故事形象地告诉我们：顺应百姓天性，无为而治方能实现“大治”的深刻道理。

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关于“无为而治”的故事。周武王灭商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讨伐残忍无道、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周军大获全胜。据记载，商纣灭亡后，周武王把兵器收缴入库，在华山脚下放马晒太阳，在果木林里放牛唱牧歌，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周朝开仓放粮，减免苛捐杂税，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和平盛世的景象。与此相似，汉初曹参为相时也采用了“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不妄自造作，与民休息，及至文景之治，呈现盛世景象。汉初，民生凋敝，亟待恢复。高祖刘邦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并为其后的统治者树立了典范。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曹参出任齐国相，他深谙“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道理，经过9年“无为而治”的实践，齐国大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曹参继任萧何为相国，躬行黄老政治的治国理念，官不扰民，民自宁静，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到文景两代皇帝，偃武修文，政尚节俭，轻刑薄罚，德以化民，既不大兴土木工程，也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百姓几无徭役之苦。正是由于实施了无为而治的政策，社会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古老的“无为而治”所蕴含的何为“有所为”、何为“有所不为”的道理，至今仍然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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