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

“仁”，是亲和的意思，指人和人之间互相亲爱。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者，爱人”。“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其主导思想是肯定人的地位，主张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助和友善，把“仁”作为理想人格，作为处理好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总则，以寻求社会的和谐安定。“仁政”作为一种儒家治国思想，是指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或者是以怜恤、同情、爱护他人的心情处理国事民生，实行仁慈统治的理念。

孔子提出仁政思想与他生活的年代密切相关。他生于动乱忧患的时代，向往周代的礼治体统。他为挽救人心世风而游说诸侯王室，渴望诸侯王公重视仁道、“克己复礼”、放弃霸道，实行以“仁”为核心的王道之治。孟子继起发挥孔子的这种仁学王道思想，提出“仁义礼智”四端及“性善”之说。孟子既重视血缘人伦关系，又强调人道和个体人格，加之他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遂形成儒家的“仁政”体系。在他们看来，“仁”亦即群体和谐，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总目标，以“礼”以及等级制度作为实现这一总目标的方法，形成了统治者施政的宗旨——重礼义，行仁政。统治者若想寻求社会的安定和谐，必须倡导并实行仁政。若要治国安民，就得爱惜民力，实行仁政和贤人政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仁”为核心，将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与伦理主义融合，以“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实现了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仁”是孔子理想人格和解决人际关系的最高目标。他认为，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就会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仁者爱人”，即“爱人”为“仁”，利用统治者的亲亲行为，引导民众养成“仁”的品德；“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主张以家庭和睦为基础，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主张以等级制度——“礼”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实现“仁”的目标。孔子还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即“中庸”思想。他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就是说，把握事物矛盾的对立面，取其“中道”，把事情做到适度。

孟子以“心”释“仁”，把“仁”的原则运用到政治领域，形成了“仁政”主张。仁政的理论基础是仁。孟子认为“仁，人心也”，并由此断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行仁政也就是从“不忍”达于“所忍”的过程，亦即扩充仁心、“推己及人”的过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从“亲亲”到“仁民”。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一种“王天下”的主张，以仁政来“王天下”的道路即是“王道”。“王道”与“霸道”有别，仁政与暴政对立。孟子认为行仁政、施“王道”要发自内心，要像帝舜那样，察人伦、行仁义。在孟子看来，“王”“霸”的区别在于前者靠“德”，后者靠“力”。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其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施政者有无“仁心”，愿不愿以“推恩”来行仁政。孟子所主张的仁政还要求，君主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措施都是孟子在“制民之产”的思想指导下所设想的仁政的具体内容和“王道之始”。孟子的仁政思想被后世儒家所推崇，成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流。

概括起来，仁政思想的内涵包括：

一、性善论。这是仁政思想的哲学依据。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心的道德表现是“四德”：仁、义、礼、智。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善心与德性，所谓“四心”与“四德”是先天就有的，没有任何世俗的或功利的缘由。这是一种天生就有的同情心和悲悯之心。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失去了善心与德性，表现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甚会祸乱人间。为此孟子提出要“求放心”。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放心”就是人们逃逸或流失掉的固有善心，“求放心”则是通过道德修习，将本来既有却逃逸流失的善心寻找回来，如同圈养的家畜跑走了要找回来一样。“尽心、知性、知天”就是通过自我审视和反省，使自己的思虑和行为符合儒家向往的道德规范，达成一种道德自律与自觉的状态。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其政治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大同”理想。孔子思想源本于“仁”。他希望一个国家能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的境界。孔子一生奔走于专制王朝与诸侯之间，渴望能说服他们走向仁政之道，建设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他以“天下为公”之道，反对当时“家天下”的政治统治。

三、重德治，尚礼义。孔子重德治，他认为社会的治乱，全系于德治的实施，只靠法律与刑政是不够的。对此，孟子肯定地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孔子、孟子除重德治外，也特别崇尚礼义，以防止当时刑政的滥用而借以维护社会秩序与人性的尊严。孔子所倡导的“礼”，是合于仁德之“礼”，也就是合乎忠恕之道的外在行为规范。孔子的正名思想，就是他这种仁礼的说明与体现。他主张正名分，要求“君仁”，上级首长要有首长应有的宽厚仁德；“臣忠”，下属人员要有下属应有的忠贞职守；“父慈”，为父者要有为父应有的慈祥和爱；“子孝”，子女要有子女应有的孝敬顺从。如果这些人际关系能够名实一致，名分合理，社会便自然安定和睦、争讼不兴，刑政罪罚也就因而停止无用了。孟子推崇“义”，也是在杜绝当时那些“好利”之徒为贪财争地而残杀无辜的暴政。这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而提出的救世之道。

四、举贤能。孔子认为仁政的实践，全赖“取人”。取人的适当与否，决定国家命运的存亡，所以“选贤举能”为“天下为公”的首要条件。他的弟子仲弓做了官，向他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又问他：“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可见他对贤才的重视。孔子不满意当时贵族世袭的官宦制度，他主张“学而优则仕”，选用官吏一定取用学养优秀之士。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这些都说明“选贤能”是实施“仁政”中最重要的环节。

五、重教化。孔子到卫国时与冉有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孔子认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最重要的政务是使他们富裕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他奔走于诸侯之间，不被重用，未能实现他的“富之”之道。但他对“教之”方面却有着相当完善的思想体系。他把教育、道德与政治三者融合在一起，透过教化，培养仁德，进而实现他的仁政理想。他首先打破古代“学在官府”的传统习俗，创办“有教无类”的私人学校，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其目的即是培育人才，造就具有忠恕仁德的“士”及“君子”，以实践他的仁政大道。他认为君子应“修己以安人”，充分说明了他重视教育的最终目的。孟子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把兴学施教作为实施“仁政”的重要步骤。

六、制产惠民。“制民之产”及惠民政策也是儒家仁政的主要内容。孔子劝告从政者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在仁政经济方面，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又进一步提出具体的农业经济政策。

七、中庸之道。孔子最重视具有仁德的君子，他以中庸之道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他认为君子能行中庸，是因为君子能“时中”，能随时而处其中，无过之，也无不及，也就是宋儒朱熹所说的“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庸章句》）的道理。求“时中”，就是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变，以求恰到好处，至善至美。守“中和”，就是要不偏不倚，宽猛适度，避免过和不及。

儒家的“仁政”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把自然、社会与人，把主体与客体看成是不可分割的大系统，引导人们追求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如一家，国家如一人”的和谐、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并要人们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用“仁”的理想、用“中庸”的方法去处理矛盾、解决矛盾，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相互支持、关心、亲善，相互克制、谅解，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在古代社会，“仁政”主张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一定的合理成分，成为中华民族待人处事、协调关系、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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