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四月，熊文灿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当时起义军的主力在今湖北、江西、安徽的长江沿岸地区。熊文灿走马上任，在这一带布置军务。有一天他上庐山拜见高僧空隐。空隐将他迎进庙，坐定后，空隐开门见山说：“将军就任此职，是失误啊。”熊文灿令在场的人退下，请问失误在哪里。空隐说：“你自认为所统帅的军队足以制贼军于死地吗?”答道：“不能。”又问：“你的部将中有可以委托给他大任务，能独当一面，不烦你去指挥而能在战斗中取胜的人吗?”答道：“不知道。”空隐接着说：“既然这样，皇上把这一重大的职务委任给你，既对你寄予了厚望，又交给了你重大的责任，如果不能灭贼，将军有灭顶之灾啊!”熊文灿听后站在那里好久后说：“招降的策略怎么样?”空僧说：“我料想你必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目前的贼军不比海上的盗寇。将军走这着棋，望慎之慎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应验了空隐和尚所说的话。开始是熊文灿的主力左良玉的部队桀骜不驯，不受朝廷委任的监军的节制，同时左良玉的部队又和粤军不和，对此熊文灿是无能为力。熊文灿明白，这样的军队与乌合之众无异，一遇起义军，必是望风而逃。在这种境况下，熊文灿决心招降，派人去张献忠等处劝降，并四处张贴招降告示。这时，杨嗣昌正在全力推行“四正六隅”的围剿计划，起义军屡屡受挫，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张献忠、罗汝才等起义部队，都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均接受不疑，并为张献忠等人向朝廷请官，请地。后来张献忠、罗汝才等又再度起义。崇祯大怒，将熊文灿逮捕下狱，于崇祯十三(公元1640年)年将其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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