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后，高柔出任治书侍御史，不久，又升迁治书执法。当时，民间常常有人诽谤朝政。散布妖言邪说，诳惑人心。文帝对此深恶痛绝。为了制止这种现象，他一方面奖赏检举揭发诽谤朝政、散布邪说的人，一方面，对被揭发的人不作调查，一律判处死罪。高柔认为这样滥施杀戮，不仅起不到积极效果，相反使得一些刁钻狡猾的人有机可乘，诬告好人。于是他上书文帝说：“依据我们现在的作法，凡是被检举散布了妖言邪说的人，不经查实，一律处以死刑;凡是检举他人的人，不予区别，一律给予奖赏。这样，犯了罪过的人，即使想悔过自新，也没有机会。更严重的是，一些刁钻狡猾的人会乘机诬告别人。我担心，这或许是制造冤案、造成混乱的开端。由此看来，要想打击邪恶，制止冤狱，创造太平盛世的局面，我们目前的作法，实在算不上合理明智的行为。当年，周公作诰，根本不顾偏激小人的怨愤，颂扬了殷商的祖先。汉朝太宗(按：汉朝无太宗，不知指谁)皇帝也明智而果断地取缔了惩处诽谤朝政、散布妖言邪说的人的法令。如今，我也不揣浅陋，大胆妄为建议皇上，取谛关于诽谤朝政、散布妖言邪说方面的奖赏和惩处的法令。以便发扬老天善养万物的仁慈，广施恩义、安抚百姓，造就人民乐业，天下太平的局面。”高柔上书，用心良善，然而，文帝却拒绝采纳。于是，一些刁钻狡猾的人果然乘机诬告好人，而且相互诬陷制造混乱。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诬告之风，越刮越猛，致使天下百姓朝不虑夕，惶惶不安。这时，文帝才终于醒悟。匆匆发布诏令：百姓再胆敢控告他人诽谤朝政、散布邪说，便将他与被告者同样处死。诏令一下，社会上滥告、诬告的风气，随即得到有效的控制，以至完全杜绝。事实证明，高柔进献良策，果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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