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在朝廷为官时，总是就事论事地直陈自己的看法，不惜得罪当朝重臣，甚至得罪自己家的故交。当时，富弼担任宰相，但却称病住在家里，经常不来上朝。范纯仁上言：“富弼受到三朝的眷顾信赖，应当积极担当起天下的重任，但他却考虑自己多于考虑国家，担心疾病过于担心国家，这样的行为于国于己都不妥。”其实，富弼与范家的交情是很深的，与范仲淹更是多年的好友，但范纯仁依然敢这样说，可见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

当时，王安石积极推行变法，遭到很多人的不满。范纯仁经常用言辞激烈的奏折批评王安石。神宗看到后，并不认同，但为了保全范纯仁的面子，没有把这些奏折让别的大臣看。范纯仁却不依不饶，他又把这些奏折的内容全部抄写一遍，交给中书省，让许多大臣传阅。王安石看到后大怒，请求神宗将范纯仁加以重贬。神宗无奈地说：“他并没有什么大罪，就姑且给他一个好去处吧。” 于是任命范纯仁知河中府 (今山西永济)。但王安石觉得这样还不解气，就派使者去调查范纯仁，想抓住他的私事弹劾他。但使者并没有找到范纯仁有什么小辫子，又因别的事情用鞭子打伤了范纯仁手下的一个人。范纯仁的属下官员觉得可以拿这件事反击王安石，就高兴地对纯仁说：“这一件事就足以堵塞他对您的诽谤，咱们就把这件事上报朝廷。” 但范纯仁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仅就政事而言的，他不愿把私人恩怨牵扯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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