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到宋代，沈括看出诗中描写的是一种普遍的物候规律，进而提出“地气”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其实，直接造成物候特征的固然是“地气”(即高度、纬度、土壤、水分等)，但物候知识不仅与“地气”有关，它是动物、植物、农业、气象、天文等多方面知识的综合。

在我国现存的最早记载物候的着作《夏小正》中，已有了较全面的物候知识。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动植物特征、气象、天象、农事乃至政事的情况。例如在一年的第一个月(正月)中，物候情况是冬眠的虫子苏醒了，大雁飞回北方的故乡，野鸡振翅鸣叫，獭捕食鱼过多吃不完，只能弃之水边，园子里的韭菜又长起来了，柳树生出絮，梅花、杏花、山桃花开放，鸡又开始产卵了。此时的气象情况是和风仍略带寒意，但冻土却消融了。天象是黄昏时参宿在正南，北斗的斗柄向下。而相应的农事活动是，整理田地疆界，采摘芸叶供祭祀用。《夏小正》 中将物候与农事及君王活动并列，体现了物候知识在生产与统治方面的双重功能，当然，只有前者才真正具有意义。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也有许多物候方面的内容。《吕氏春秋· 十二纪》 也按每个季节的孟、仲、季三部分(实际上也就是按十二个月)记载了天象、物候及生产、政事的内容。《十二纪》的重要贡献是总结了一年中各月的正常气候与异常气候，并且说明了异常气候的后果。例如，在谈到秋季第一个月时，书中指出正常的天气征候是凉风来了，但还有三种反常的情况：一是偏冷，谷物可能无法结实，可能会导致戎兵之灾; 二是出现类似春季的干旱天气，也可能影响五谷收成; 三是出现与夏天类似的炎热多雨季节，这样就会虫蝇滋生，疟疾蔓延。以上论述，虽与政治军事活动牵涉较多，但大体上是将自然、经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来论述的，因而也是可取的。《吕氏春秋》还系统讨论了气候与农业的关系，《审时篇》对禾、黍、稻、麻、菽、麦等各种主要农作物按 “得时”、“先时”、“后时” 三种情况作了分析，指出： “夫稼： 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符合天时的农业生产不仅可以收成好，而且加工去皮后所得成品也多，这些成品吃下去更耐饥，且人不易生病。作者虽然不懂现代植物学和营养学，但《审时篇》的内容却无疑是正确的。

把物候、气象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做法，在古代农学专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谓“天时”也就是农时。他把农业操作时间按照不同的作物分为上、中、下三时，例如种谷的“上时”应在杨树出花生叶的时候，“中时”是清明节桃花始开的时候，而靠近“枣叶生、桑花落”，就是种谷的下时了。

元代王祯《农书》中更有一件佳作，就是“授时指掌活法之图”。王祯认为 “四季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所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为了便于掌握农时，他绘制了“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指出各个季节、节气的物候特征及所应从事的农业生产项目。王祯还强调，此图只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酌情变更。当然，我国汉代以后的物候知识绝不限于农书，在《梦溪笔谈》、《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中，都载有物候研究的成就，而且有些已从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走向探求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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