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将天看作分为数层的透明水晶球，中国古代的浑天说与盖天说也将天看作某种有形的东西，于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天何不坠”等问题的困扰。而我国汉代出现的宣夜说却主张天根本不是实体，没有任何物质(“天了无质”)。东晋虞喜解释说：“宣，明也; 夜，幽也。” 可见宣夜说主张人心目中的天，只是明暗变化而已。《晋书·天文志》写道： 我们仰望天空时，看到天空高远无极; 由于眼睛看东西时在色彩及细节分辨上都有局限，所以我们认为天空呈深蓝色。这就像从远处侧望黄色山峰时山总显示出蓝色，或者我们注视千丈深谷时深谷呈一片黑暗一样，蓝、黑均只是颜色而非实体。日月星辰均自由地在空中浮着，或者运行，或者静止，它们都是由气积聚而成，而不是缀附在“天”这一实体上的。

宣夜说将天空仅仅看作颜色上的明暗变化，且主张宇宙“高远无极”，这种认为在无限空间中飘浮着稀疏的天体的宇宙模式，彻底抛弃了“天是实体”的观念。但是，天体为何能浮于气中而不下落呢?东晋时的张湛解释道： 日月星辰也是气，不过是能发光的气，气浮在气中，自然就不存在下落问题了。虞喜在《安天论》中也这样解释道： 天无限高，而地深不可测。上面的天处于永久的安定状态，而下面的地也保持静止不动。天和地相互包含覆盖着，如果有一个是方的，则另一个也是方的，一个是圆的，则另一个也是圆的，没有一方一圆的道理。七曜(太阳、月亮及金星、木星、水星、土星、火星)是分别陈列于天上的，按各自的轨道运行。虞喜试图以他的安天说为宣夜说作辩护，但他虽强调天能保持 “常安之形”，却说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所以他的说法只能起一种安慰人心的作用。另外，虞喜说天在上，地在下，这种绝对上下观念与宣夜说 “天了无质” 的精神实质有矛盾。不过，虞喜强调天地形状“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疑是中国古代宇宙学中讲究逻辑自洽、宇宙和谐的很好例证。

宣夜说者以星体不附着在任何实体上，各自独立，解释了七曜的顺行、逆行、变速现象。然而，它解释不了这些星体运行中的明显规律性和统一性。宣夜说后来又有若干发展，宋代的张载就主张 “太虚无体”，认为地是由纯阴构成的，凝聚于宇宙的中央，天则是可浮动的阳气。在北极星下(向北)看天空，天上的一切循周天而左转，这是由于浮动的阳气沿着该方向旋转不息的缘故。这样，张载就能够解释恒星运行的统一性了。他甚至进而解释了为什么日月五星相对于恒星背景有运动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七曜离地球近，受到了转动较慢的地气阻滞的缘故。可见，宋代的宣夜说已是十分精致了。

值得一提的是，虞喜、张载甚至张衡等学者虽然均有意无意将地球看作宇宙的中心，但中国式的 “地心说” 却不一定是 “地静说”。主张浑天说、宣夜说的学者对于地球是否静止的论述是因人因时而异的。事实上，在浑天、宣夜诸学说确立之前，中国就有了地动观念。秦汉之际的 《黄帝内经》中就指出，天地反方向同时旋转。西汉末年的纬书中也有确切的地动观，《春秋纬·元命苞》中写道： “天左旋，地右动。” 《春秋纬·运斗枢》中认为可以通过天象观测来认识地球的运动。《尚书纬·考灵曜》中巧妙解释了为什么普通人总是感觉地不动的原因：“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窗户)而坐，舟行不觉也。” 这恐怕是人类最早用运动相对性原理来解释自身感觉局限的可贵尝试。这种由来已久的地动观念对中国古代天文学说产生的影响必然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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