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大地上，黄河中下游平原和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土质松软，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在使用原始农耕工具进行生产的条件下，比其他地区易于耕作，因此，中原地区成为原始农耕业发展比较充分的地区，也成为中华民族先民汇聚的最早中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华夏—汉族，人口众多，文明先进，又不断吸收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成果，因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民族，汉族所在的中原地区也因此成为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地。在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相互交流及大融合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每个民族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和影响，都对中华民族恢弘的文化作出过贡献，但占主流并贯穿始终的还是中原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与作用。

中原文化的向外辐射从内容上到地域上都是全方位的。例如，在中原汉朝与北方匈奴的关系中，由于汉族的农业经济比匈奴的游牧经济先进，汉族的科学文化也比匈奴先进，因此匈奴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生产、文化习俗等方面明显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而吐蕃王朝的开创者松赞干布，也是因为仰慕中原汉族文明而向唐朝求亲，并大力引入中原文化的。唐朝公主和亲吐蕃，除带去丰富的嫁妆外，还携带有经史、佛经，以及工艺、医药、历法等典籍。公主随行队伍中有着为数不少的工匠，他们成为传播中原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使者。在10至13世纪的中国，既存在中原汉族宋朝，也存在契丹、党项、女真和其他各族。由于宋朝统治下的汉族广大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因而以宋所代表的中原汉族地区自然地形成为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经济上，宋朝出口的丝织品、瓷器、陶器、各种铁器、铜器、金银器、漆器、伞、草席，以及大批粮食和荔枝等特产，远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有助于他们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宋朝铜钱大量流到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流至海外诸国。有些没有自己民族钱币的，干脆设法弄到中原地区的铜钱来使用。例如契丹—辽朝境内所使用的钱币，就是宋朝的铜钱。在文化上，辽、西夏、金各朝不但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从中原宋朝境内输入大批他们仰慕已久的经史等汉文典籍，而且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很重视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西夏文化就是在广泛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女真金朝皇帝为了巩固和发展本朝统治，努力学习传统汉典，并下令大量翻译经史着作，在金境内推广，以致金朝拥有了一大批兼通女真和汉两种以上文字的人才。金朝还利用孔子及其学说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帝王、职官、礼乐等制度以及各种物质文化方面，尽量吸收汉族的传统文化。

织锦鞋

这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丝织鞋绣有 “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 的汉字，工艺精湛，反映了丝绸之路对沿途地区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的向外辐射在地域上表现在，每当中原王朝定鼎时，就会派兵戍守边疆，移民屯垦，设治置吏，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向边疆，开拓建设。遇到天灾人祸，或中原动乱，许多汉人不能立足中原，被迫流徙边疆。久而久之，这些到边疆的汉人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传向四面八方，促进了周围少数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凡是边疆民族有重大发展时，无不面向中原。或兵戎相见，或通好求婚，称臣纳贡，接受封赐。强盛者进而逐鹿中原，并将进入中原统治看作是居中华正统地位的标志。而且，凡进入中原地区的民族，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汉化了，这是由汉族文化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边疆民族向中原的汇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北方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明显汉化，与汉族融合。13世纪强大的北方蒙古族建立元朝，定都今北京，统治全中国。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不得不大量任用汉人，采用汉法。所谓汉法，包括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17世纪东北满族崛起，建立清朝，进而入关定都北京。清王朝的中央政权机构大多仿效明朝汉族之制。清初为了保持满族特点而曾厉行“国语骑射”，但由于满汉长期杂居，满族吸收了人口既多且文明发达的汉族文化，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都逐渐汉化。清代中叶以后，满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发展到基本上与汉族相等的水平。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出现部分旗人报称汉人，成为汉族的现象。即使有些满人报称满族，也多失去本民族语言而操汉语。这一切说明满族已逐渐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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