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其间的55年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生时期。中国近代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即开始形成。首先是各通商口岸，如广州、上海、厦门等商埠开设的洋货店，为外商推销舶来品，并不断增多。随着西方商品倾销政策的推行，以洋纱洋布为主的洋货大量输入，向各地扩散，并日趋专业化。中国的家庭手工业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在洋纱洋布的倾销打击下，逐步走向衰落解体;接着其他家庭手工业部门也在洋货排挤下，受到同样严重的破坏。

在统治阶级内部，面对中西文化的撞击与民族战争的失败，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主张改革的一派，并形成洋务运动。如奕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诸人，主张采用西方技术来达到“自强”与“求富”的目的，官办了像“安庆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大小24个军用工业单位，共花费白银4500万两。中国近代工业并不是在自己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有利于民生的日用商品生产入手的，而首先从加强军事实力的军需生产着手。不论其兴办动机为何，不论其内部管理上如何混乱与腐败，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技术、设备，培养了近代化科技人才与技术工人，唤醒了长期的闭塞状态造成的蒙昧社会意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创举，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工业近代化运动便逐渐扩展，由官办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不仅是工业，而且趋向民用的矿业、炼铁、纺织以及电讯、交通运输等许多部门。洋务派人士经过实践后认识到，富国才能强兵，单靠政府之力是无法使国家强大的，他们企图通过兴办民用工业来支持军事工业。这些企事业的资本，大部分来自私人，生产目的是为了赢利，具有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还有一部分资本来自官方，经营管理大权主要由政府委派的封建官僚掌握，生产要服从清政府的需要和指令，利润大多归统治者所得，管理方式基本上也是封建式的，因此又是带着浓厚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事业。

与此同时，早期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亦随之出现，如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的继昌隆缫丝厂，上海的裕源纱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发昌机器厂于1866年初建时，只是一个手工锻铁作坊，200元左右资本，专为外商打造船用修配零件。1869年前后开始使用车床，1876年便发展成能够制造车床、汽锤和小轮船的民族资本企业了。继昌隆缫丝厂为商人陈启源于1872年创办，投产后因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丰厚。1881年，南海知县下令关闭，遂迁址澳门，称复隆和丝厂，3年之后，清政府允准迁回南海，复名开业。在其带动下，南海、顺德一带在短短20多年间即开办了五六十家机器缫丝厂，与上海一样成为当时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的一大中心。至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缫丝、棉纺织、机器制造、面粉、火柴、造纸、印刷、制茶、制糖、制药、玻璃、汽水、碾米、轧铜、采煤、金属采矿等方面，先后出现过300多家工业企业，维持到甲午战争前的还有260多家。

从客观上说，商业资本主义比工业资本主义有着更多的民族性与买办性、旧式与新式的纠结交杂，但作为一种趋向，开埠之后传统商业的改组与变化，如从京广杂货店到华洋杂货店，再到叶澄衷一类人所经营的五金、洋布、棉纱业，是以资本主义大工业机制品为基础的。商品成分的变化无疑促进了旧式商业的改造与转换，如北京孟氏瑞蚨祥绸布店从经营上布批发转变为经营洋布绸缎百货零售。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国人谋求国家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造，并以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决心。其间，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也不得不开始实行“新政”，表现在工商业方面则是奖励兴办实业。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注日商政，讲求商务。这在历来讲求重本抑末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啻是 一个巨变。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一度造成 “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 的局面。1905年至1910年，国内新设厂矿企业出现 一个新的高潮，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209家，拥有资本75255000元。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扩大，沿海沿江城市都较快获得开发的机遇，逐渐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如上海的永安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瑞蚨祥绸缎店

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原有手工业遭到破坏的历史环境下实现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新式机器和技术，还是人才和知识结构，基本上都采取引进的方式，跳跃式地步上了近代化道路; 而工商业资本家也都从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商人、买办与华侨转化而来，其资本绝大部分来源于前资本主义剥削。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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