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王权衰落、诸侯纷争、战事最频繁的时期之一。这时军事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西周时全国的军队不过10多万人，而春秋中后期楚一诸侯国的兵力就达二三十万，再加上晋、吴、越各十几万，齐、秦各六七万，鲁、郑、宋、卫各二三万，全国的军队人数当有七八十万，或者接近百万。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上屡次提到“带甲十万”、“兴师十万”，这不是偶然的。至战国后期，秦、楚两国各拥有百万大军，魏、赵、齐、燕、韩诸大国多则六七十万，少则二三十万，则全国的军队人数应有四五百万之众。《战国策》所载的游说辞中每称各大国“带甲百余万”、“带甲数十万”，应该是当时的事实。

随着军队人数的激增，其军种和兵种也呈现复杂多样的趋势。各诸侯国除了国家正规军外，在边远地区又有郡、县组建的地方部队。如楚国有“申、息之师”，吴国为北上争霸，曾“发九郡兵伐齐”。诸侯国君和卿大夫还建有他们的族军和私属部队。晋国的却克曾“请以其私属”伐齐，可知其部队数量一定甚为可观。当时的兵种除用战车作战的车兵外，又有步兵、舟师、骑兵、弩兵等类别。春秋后期，由于和北方少数民族在山区作战的需要，中原国家步兵的数量不断增加，至战国时期成为主要兵种。南方的楚、吴、越各国，舟师相当发达，能够制造大的战船，经常在水上作战。战国时秦进攻楚及巴蜀，竞出动“大舶船万艘”，可见其舟师力量的雄厚。骑兵在战国时蓬勃兴起，由于其作战灵活，机动性强，成为一支独立的部队，在战争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战国时还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机弩发箭的弩兵，《孙膑兵法》曾对之作过许多论述。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人数的激增和地方部队的组建，春秋、战国时期的征兵范围不断扩大。原来只有居住于国都及郊区的“国人”才能当兵，此时居住于广大农村的“野人”，都成了征兵的对象。服兵役的年龄相当长，约从15岁到65岁。每家服兵役的人数也不止一人。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国在某地征兵，“发年十五以上”都投入战争。在必要时，女子也要应征入伍，主要是在守城的过程中担任修筑工事和警戒的任务。为了扩军备战，各国对人民征收的军赋不断加码，史载鲁国 “作丘甲”，郑国 “作丘赋”，晋国 “作州兵”，都是增加军赋的具体措施。孟子称当时有 “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可见军赋征收的门类和数量是很多的。

赏功宴乐铜壶

壶上镌刻的水陆攻战纹饰展示了战国时期的战斗场面。

秦兵马俑军阵

当时在军事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固定的兵源，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春秋时期一些国家把 “国人”中的军士单独划出一个区域，与工人、商人分开居住，不准迁徙，专服兵役，世代相传，形成了世兵制。齐国的管仲改革就实行这样的制度。战国时期一些国家招募士兵，试以击技、耐力、速度等各种能力，达到一定标准即选入军队，在田宅、赋役、财物上给以优厚的待遇。这是一种经过选拔而带有雇佣性质的职业兵。由于贵族世袭官僚体制的打破，官吏系统中文职和武职的分开，社会上有文化知识和技术才能的“士”阶层活跃起来，军队聘用这些人士任职，出现了一批善于带兵作战、有智谋胆识的名将，如吴起、孙膑、乐毅、廉颇、白起等。军队规定严格的赏罚制度。秦国商鞅变法定出20个爵级授予有军功者，每斩杀敌军一名并取得首级，即授爵一级，田宅和俸禄、官位随爵级而增加、提高; 逃亡、投降者，则要得到“身戮家残”的处罚。统治者企图以这种制度激励士兵的作战勇气，在兼并战争中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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