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驿传通讯起源很早，根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殷墟卜辞的考证，“僖”即为殷代被派驻国境、卫戍四方的奴隶兵卒，担负着至都城报告边境情况的职责，可认为是最早的军事通讯兵。周代的驿传，已具相当规模，驿道通达，列树为标，置秋官统野庐氏执掌管理，设庐室市馆供给食宿车马，方便行止。春秋战国创立的邮驿传递制度因政治和军事需要更加进步，并一直传诸后代，长期奉行。至元朝时，统治版图幅员广大，驿传从大都东至高丽，南至安南，西北至太和岭(高加索山地区)，虽不像有人夸为的国际邮政那样，但正如《经世大典》所称：“我国家疆域之大……凡在国土，皆置驿传，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确是达到空前水平。

元代把驿传称作驿站，也叫做站赤，在统一中国、率兵西征的过程中，它一面开辟驿路，一面设置驿站，从而建立起一个四通八达、规模庞大的驿传运输网络，“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七年(1270年)，设 “诸站都统领使司”，专管全国驿站。第二年，元朝政府因袭唐宋旧制，将汉地驿站归属兵部掌管。至元十三年(1276年)，为加强管理，改组诸站都统领使司为通政院，统管蒙古站赤。通政院设漕运提举司、陆运提举司分掌水陆运输，又因粮食和食盐运输任务繁重，专置运粮提举司掌握，某些路则复置都转运盐使专掌盐务。不过在通政院成立以后，围绕着通政院与兵部的分工和蒙汉两地驿站的管理，曾出现过几次变动。至大四年(1311年)，通政院被撤销，凡驿站均交兵部掌管。四个月之后，通政院又恢复重建，掌蒙地站赤，而汉地驿站仍归兵部。延佑七年(1320年)，蒙地站赤与汉地驿站统交通政院管辖。其实，兵部与通政院在掌管驿站方面，原各有侧重，兵部注重于典章制度的管理，而通政院则注重于驿站事务的管理。可见，元朝的驿站传递制度实际上是与蒙古统治者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分不开的。即使在地方上，驿站也属路的蒙古人长官达鲁花赤直接掌握。路总管府还设有脱脱禾孙专职，负责驿站的检查验证，以防奸伪，路的提点官也时常前往驿站视察过问。与驿站同时并行的，以步递为主专送官方文书通信的急递铺网络，承前制依然存在，一直属兵部，由军方严格控制。

符牌

元代官吏外出动用驿站设施和交通工具时必须出示凭证。符牌有多种类型，这块上印有八思巴文字。

元朝驿站的职能，首要的是通达边情和宣布号令，其次是使四方往来之使者有一个饮食休息的场所，再则是为那些边远地区的官员赴任或秩满归家，提供车马船只等交通工具，此外，为统治集团生活消费和部队补充军需给养，纲运辎重物资，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元朝统治区内，驿站计有1519处，号称每60里即有一个。事实上，在交通要冲、人烟稠密之地，每25里便设有一个驿站，同偏僻冷落的地方相比，设置密度差别是很大的。驿站置员并无定例，通京要津除驿令、驿丞外，又有提领、司吏各3名，有的地方只设提领、司吏，或一二名或三四名不等，或只设提领。所领站户也各有不同，多者二三千，少者只五七百。运输工具主要是马，约有4500匹，有的地方因地制宜，或配驴、牛、骆驼与狗，或配车船与轿等。交通枢纽处还置有车站，计有车辆3967辆，专作金银宝货钞帛贡品运输之用。大都(北京)陆运提举司负责的车站最大，站车多时有500辆。若无车或车不够用时，一些车站在紧急情形下可随时征用或雇用民间车运载。元朝中期以后，由于政治衰败，特权人物破坏驿传律令，经常擅自印发符牌，非法驰驿，站户应差频繁，除提供交通工具，酒食招待外，还须送给贿赂，不堪负担，往往因此倾家荡产，不得不四散逃逸。驿站颓败，站车不敷，驿马锐减，渐渐导致转运困难，着称一时的元代驿站也就逐步衰落下去。

驿使

嘉峪关五号墓中的壁画，展示了古代传驿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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