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于1229年即蒙古大汗位，将当时一直称为“吐蕃”或“西蕃”的藏族地区封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阔端作为份地。当时阔端的大本营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拥有很大权势。1239年，阔端派部将率军进入吐蕃。其时吐蕃处于分裂状态，喇嘛教和地方势力结合，形成教派林立的局面，其中势力较盛的是以款氏家族为中心创立的萨迦派。阔端了解到吐蕃各地方势力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紧密结合的特点之后，于1244年写信邀请当时萨迦派的萨班到凉州相见。萨班·贡噶坚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传人，世称“萨迦四祖”。他以学识渊博而被人尊称为“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学者。萨班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以63岁的高龄，经艰险漫长的旅途，于1246年到达凉州。次年，阔端与萨班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具体协商了吐蕃归顺蒙古的条件：吐蕃各地僧俗官民作为蒙古的臣民，由阔端委派萨迦等官员治理。在议妥吐蕃归顺条件后，由萨班以本人名义致公开信给吐蕃各僧俗首领，承认吐蕃为蒙古的藩属，敦劝他们接受蒙古委任的官职，并清查户口，缴纳贡赋。这样，蒙古与吐蕃在政治上确立了主从关系，为后来元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实行行政管辖奠定了基础。

八思巴像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大汗位，吐蕃等地转属忽必烈管辖。忽必烈继承并发展了阔端利用吐蕃宗教领袖来统治当地的策略，屯军六盘山(今宁夏境内)后，派专人去凉州迎请萨班。萨班年老多病，就由侄子八思巴前往与忽必烈相见。八思巴是位聪颖博识的青年僧人，有“圣者”的美称，八思巴即藏语圣者的音译。忽必烈相见交谈之下对他十分欣赏。不久因萨班病重，八思巴返回凉州。萨班去世后，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1253年忽必烈召八思巴重来相会。八思巴奉命携弟弟恰那多吉前往，忠心不二，忽必烈非常满意，便将八思巴留在了自己身边，并将阔端孙女许配给他的俗人弟弟恰那多吉。八思巴两次谒见忽必烈，是继萨班与阔端凉州会晤后藏蒙关系史上又一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加强了蒙古政权与萨迦款氏家族为代表的吐蕃政教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的当年，尊八思巴为 “国师”，授玉印。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市)。同年，设立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及吐蕃境内(即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分兼管总制院事务。于是八思巴成为中央政权的一名高级官员。1270年，因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有功，升号为 “帝师”，又加封为大宝法王。从此直至明代，大宝法王成为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最高封号。到1288年，总制院改称宣政院。这是因为唐朝接待吐蕃使者向来在宣政殿，元朝便将处理吐蕃事务的机关称作宣政院。宣政院成为元代管理青藏高原各族军事民政的最高机构。在宣政院之下，设有行宣政院，另外还有杭州、福建等地行宣政院的建制，管理江南地区的佛教事务。元朝还在吐蕃地区先后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宣政院之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下的官员，比较重要的有宣尉使都元帅、元帅、转运、万户以及一部分地位重要的千户。这些官员要由帝师或宣政院提名担任。万户和千户均由当地的僧俗领袖人物担任，准予世袭，逐渐形成此后的土司制度。

自八思巴于1270年受封帝师起，直到元朝灭亡，元代历朝皇帝皆封有“帝师”。由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崇奉吐蕃佛教，因而这些吐蕃帝师在元廷地位很高。帝师的职责有三： 一是作为元朝皇帝之师，要向皇帝授戒传法，还要遵皇帝之命做佛事，为皇帝延寿、国泰民安祈祷，二是帝师要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管理全国僧尼。全国管理佛教事务的行政机关宣政院，例由帝师掌管。元朝对吐蕃地区的事务，也归帝师管辖; 三是帝师要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由于元代帝师大多出自萨迦款氏家族，因此萨迦派自然成为元朝在吐蕃的忠实代理人。通过宣政院与帝师制度，元朝政府得以在吐蕃地区进行一系列施政活动，建立起完整的行政机构，对这一部分领土行使有效而切实的政治管理。吐蕃是元朝版图的一部分，这对中国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今日喀则札什仑布寺中，还保存有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颁发的八思巴文“大司徒印”印章，日喀则东南的夏便寺藏有八思巴文文告。这是当年宣政院帝师在接受元朝皇帝敕书以后，转发给吐蕃地方各处的命令或通告，也是元朝政府的政令行使于吐蕃的物证。

帝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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