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历法还是中国古代历法，都是力求将时间组合成若干种周期，这些周期之间要有整数倍关系，以便利于人们的生活。历法中的时间单位有些是人为的，如从古巴比伦时代就有的星期、小时等; 而更重要的日、月、年则是以显着的天文周期为依据的。恒星位置变化缓慢，难以觉察，这样太阳、月亮及行星的运动规律就成了历法的真正依据。历法的好差一是依赖于观测的准确; 二是依赖于计算的巧妙，使历法中的时间大单位为小单位的整数倍，如使每年包含的月为整数，如果做不到，就只能置闰。

在我国古代的历法中、年、月、日是三个基本的时间单位，其中年和日是由太阳的运动确定的，而月是由月亮圆缺变化确定的，这种兼顾太阳(阳)、月亮(阴)两个周期运动的历法叫“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中的最基本单位 “日” 是用天干地支来表示的。夏代已有天干记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个天干记日。十天一循环，正好相当于一旬。十天一旬的概念至今仍在普遍使用。商代在夏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天干与地支结合的干支记日法，即将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与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结合成甲子、乙丑等六十干支。李约瑟曾将中国古代天干地支比作两个齿轮，一个是十个齿，另一个是十二齿，两齿轮啮合转动，当前者转动六周，后者正好转动五周，这时最初啮合的两个齿(即天干与地支，如“甲” 与 “子”)再次相遇，而干支正好经过六十个组合的循环，故六十俗称“一甲子”。商代武乙时的一块牛骨上刻着完整的一个天干地支循环，将两个月合计为60天; 另有一组商代甲骨卜辞上的两个月共为59天，那么这两个月只能分为大、小月，分别为30天和29天; 另外，甲骨卜辞中有一年十二个月的月名和“十三月”的记载。可见，在商代已有用大小月调整每日长度与朔望月(月亮圆缺变化周期)长度之间的矛盾的方法，也有了用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一年长度矛盾的方法。

二十四节气

由于天文观测的进步，中国古代的历法水准是相当高的。春秋后期我国产生了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朔望月长度为29499/943日，19年置7闰的古四分历法，这是一种典型的阴阳合历。当时春秋各诸侯国分别采用不同的历法，却都采用以上这两个基本数据和闰周，只是起算年份和月份不同罢了。古罗马恺撒时代颁布的儒略历(即现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的前身)采用了与古四分历相同的回归年长度，但已比我国晚了约5个世纪。后来中国历代的天文学家们相继投入历法的修改工作中，作为历法依据的天文数据不断走向精确化，置闰方法也有所变化，因太阳变速视运动而造成的四季长度不一等现象也被认识到了。但直到明末西方编历术传入后，中国的制历传统才有所改变。

中国古代历法以朔望月为每年的基本单元，这就使得每年相同月份的实际季节气候可能有很大差异。归根到底，气候、季节是与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位置直接相关的，而朔望月月份不能反映太阳实际位置。这种混乱对于人们的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十分不利。战国时代，我国古人对每一回归年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大致成形，节气的每一个周期均为15.218日，相当于太阳沿黄道转动了15°。故此，二十四节气是太阳视运动位置的表征，我们不妨称二十四节气为一种特殊的太阳历，它大大弥补了中国古代阴阳合历中朔望月变化周期与季节变化周期不协调的矛盾。由于二十四节气与朔望月周期没有关系，而只与实际季节有关，所以中国民间流传的闰月会导致气候异常变化的说法也就不再被人们所信奉了。

应当说明，少数民族对中国古代历法也有许多贡献。如中国古代历法将“十二支”与“十二兽”相配，形成了十二生肖纪年法。学者们发现，云南哀牢山及其邻近地区的彝族人，也用“十二兽”纪日、纪岁，但不用天干、地支。很可能这便是“十二生肖”纪年法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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