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国围困在会稽山，后来采纳谋臣范蠡平籴等计策，经过十年治理，打败了吴国。自此以后，平籴的思想便不断被重视和实践。平籴，是由国家在丰年收购食粮储存，准备荒年发售以稳定粮价的措施。平价购进称平籴，平价出售称平粜。范蠡当时对越王说： 出卖谷物时，每年如果跌到20钱，则谷价过低会伤害农民;每年如果涨到90钱，则谷价过高又会损害手工业者和商人。工商业者受到损失，财货就增殖不了;农民受到损失，土地就没有人去耕种。因此，把谷价控制在高不超过每年80钱，低不少于每年30钱的范围内，农民和手工业者及商人就都能获得利益。政府实行平籴政策，就能保持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范蠡的平籴思想在战国时为李悝所丰富。李悝认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然善于稳定粮价。善于稳定粮价的人，必须注意丰年有上、中、下三种情况。大丰收是常年的4倍，中丰收是常年的3倍，小丰收是常年的1倍。国家在大丰年收购3/4的粮食，中丰年收购2/3，小丰年收购1/2。当粮价回升到平常年景的水平，就停止收购。遇上小荒年就抛售小丰年所收购的粮食，依此类推。这样，即使遇到饥荒水旱年头，粮食也不会涨价，城邑居民也就不会离散。

范蠡和李悝的平籴理论和平籴措施，在汉宣帝时被发展为常平仓。当时粮食连年丰收，谷价跌到一石五钱，“农人利少”。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于是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湟水一带，谷每石8钱，耿寿昌在这里收购谷物40万斛。五凤元年(前57年)到二年(前56年)，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运谷物400万斛，用漕卒6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地籴谷供给京师，以省关东漕卒。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前54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谷贱时增价买进，谷贵时减价卖出，名之为常平仓。常平仓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广开来。汉以后常平仓置废不常。隋文帝时，在京都设常平监，在陕州设常平仓。据《隋书·长孙平传》载，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里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以后遂正式设立义仓。义仓因设在里社，由当地人管理，亦名社仓。唐初同时置义仓及常平仓。天宝四年(745年)丰收，唐玄宗下令义仓也可用常平法收籴，义仓于是就兼有常平职能，元和(806～820)中改称 “常平义仓”。宋初因义仓久废，便加以重建，除边郡外，各地设常平仓和惠民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用两仓积谷作为贷本。南宋朱熹认为常平义仓设在州、县，只有利市民，对农民无补，而且法令太密，官吏怕事，长久封闭，粮食化为泥土，因此主张提倡社仓，并订立一套较完备的制度。金代规定要设常平仓，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全国置仓计519处，积粮3786万余石。元代，常平仓屡置屡废，常平仓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行省所发籴本被各级官吏层层克扣，发到下面已所剩无几。胥吏、里正、奸商、权豪从中作弊，贫民不能受益。明清时也沿用常平仓、义仓制度。明有预备仓。清顺治中，各府、州、县均置常平及义、社仓，有人专管，每年造册报户部。中叶以后，弊端又甚，各地常平仓多数钱、谷两虚，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咸丰、同治年间，各地常平仓大都名存实亡，甚至名实俱废。

盛世滋生图 (局部) 清 徐扬

图中所绘为建于清雍正年间的苏州木渎社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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