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的封建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中国封建时代早期的市民阶层。保卫自身利益的意识，使其开始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沉重压迫和严酷剥削，导致明后期多次市民运动的爆发。清兵入关的铁骑摧毁城市的同时，也破坏了工商业经济。清政府后来又厉行海禁于先，继而又强调“重本抑末”。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使城市市民无法抗争，于是一些市民组织遂发生变异，转化成为一种行帮组织和帮派活动。

行帮是源于唐代、盛于宋元、演变于明末清初的行会的继续与发展。它采取一种封建宗法与迷信崇拜相结合、行业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比较强固的组织形式，把本地本行的人员联系在一起，所以有着相当高度的团结性和封闭性。由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概称为 “三百六十行”。

无论是手工业行帮还是商业行帮，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帮规，体现出严重的门户之见和排他性，而以手工业尤为严厉。帮规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一)排挤外行方面的人加入本行，尽量限制本行之人另开新号。(二)保护本行成员利益，抵制经纪人的勒索。(三)限制招收学徒，尽量排挤满师学徒参加本行组织。(四)规定本行成员中的工人工资和工作时间。(五)瓦解帮工、学徒的反抗斗争。(六)抵抗官府对本行利益的侵犯。例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长沙京刀店条规》就规定，凡外来的工匠要新起炉灶，须出银6两，新开店要出银8两; 本地的外行人新开店铺，须出钱2串400文。又如嘉庆年间的《长沙香店条规》规定，凡学徒只许老板自己带，不准帮工师傅带。光绪年间《武冈铜店条规》规定，老板带徒弟，只准许两年半带一人。苏州金箔业曾有一个叫董司的帮工师傅，违反了只准许收一名学徒的帮规，引起同行公忿，几乎被处死。徒弟进师之日即要交入帮会费，即使是父带子也不例外，而且入会费很高。这些规定，使外来的或本地帮工的手工业者，以及满师的学徒，因经济上的限制，想独立自开坊铺的可能性极小。道光年间的《长沙裱店条规》规定选出的值年人负责收敬神香钱，上街巡察是否有新开店、顶老店、与外行人合资合伙开店、未经同意新带徒弟等事情。有违犯帮规的要召集会议公决。行帮成员祭祀本行本业的祖师，如土木作祭鲁班，冶炼作祀老君，也祭祀本乡本土的古代名人，如山西人崇尚关羽，福建人拜敬天妃，而各行帮普遍信奉的则是福禄财神。

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 《汉口米粮业帮规》指出，“吾人若无团结集议之所，则无以整顿行规”。这里所指的 “团结集议之所”，便是会馆。会馆在明代已有，而至清代发展成为行帮处理事务的机构。同业之人，为了对付所在地土着业者及官府的压迫，保护自身利益，就团结成帮，建立地方性会馆，年节之期，会集一起，敬神祀祖，餐饮演戏，叙桑梓之情，结同乡之亲睦，达到增强抵御侵害和与他人竞争能力的目的。有的会馆中还根据不同行业帮派分设公所，如汉口的四川会馆内有药帮公所、船舶公所等，各自处理本帮事务，故会馆亦有称呼“公所”的。会馆的活动经费由同乡人募捐，富商与高级官员是募款的重要对象，另外则通过对同乡人进出货物实行抽捐集资。于此可见，行帮及会馆的地方性极强。如在异乡的山西商人，连杂役都只雇用山西人，山西的票号也决不与他乡人合资。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

行帮与会馆的普遍发展，又以工商业发达地区为多。如上海，在逐步形成工商业中心地位过程的同时，会馆的设立也日益增多，尤其在光绪年间，据有关统计，上海所建会馆公所不下百余个。在清代众多的行帮组织中，还有不少出卖劳动力者组成的帮派，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其中着名的是 “青帮”。这是清代漕运水手结成的行帮，担当南粮北调的水上运输任务。他们利用原来官方在各地的粮帮组织，秘密结成自己的团体，又逐渐糅合封建宗法家长制与佛、道宗教色彩，制定严格的帮规，在团结、义气、互助精神的推动下，为保卫自身利益与官方进行反压迫斗争。后来被土豪劣绅操纵，又渗入不少流民成分，逐步蜕变为维护清朝利益的工具，以后又堕落成为各种政治派别都利用的黑社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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