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帝国崩溃后，从907～960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汉人建立的后梁，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以及汉人建立的后周，这五个相互更迭的王朝，历史上称为五代。与此同时期，南方地区也先后交错出现了10个汉族政权，称为十国。在此期间，北方契丹日益强大，于916年在东北建立起独立的王朝。五代十国时间共有50多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很短的一段分裂混战时期。这期间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几个民族之间战争频繁，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另一方面，沙陀突厥、契丹等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通过各种渠道互相交往，互相吸收，因此，也是各民族互相接近、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促进的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后唐代后梁而立，沙陀突厥上层势力首次登上统治中原的政治舞台，造成更多的西北、东北少数民族迁入中原; 其二，北方契丹族利用五代更迭中的战乱，将势力扩展到华北乃至中原，一度造成战乱进一步发展; 其三，五代更迭中的少数民族王朝，都是仿照中原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往往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上层贵族联合统治。

在经济领域，各族人民除在和平环境中广泛往来之外，还利用战争时期的特定环境和因素实现各种交流。主要表现有： 第一，生产技艺相互影响、传授，发展了本地区的民族经济。例如契丹社会从比较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展成为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重要辅助，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就是从五代开始的。再如随着沙陀突厥、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南下，他们特有的游骑式装备制造业，也传入中原地区。第二，商业贸易促进了民族间经济往来。五代时由于战争需要，各王朝都积极购买战马，导致马市增加，许多少数民族都与中原发生贸易关系，如契丹、回鹘、党项、鞑靼、女真等。此外，契丹与南方几个汉族政权也有过商业贸易关系，其中往来最多的是吴越。进贡与回赐是南方诸国与契丹贸易的一种特殊方式。吴越曾十余次入使契丹，契丹也曾三次派使团抵达吴国，进行贸易式的回谢。在契丹与南唐的交聘往来中，有的外交使团同时又是政府派出的商业贸易队。契丹与南方诸国贸易的货物，一般是羊、马、橐驼、皮毛及青毡等; 南方诸国运入契丹的有丝织品如绢、罗、纨、绮、缯、彩等，各式瓷器，茯、菊花酒等各种药材、仪物，还有犀角、珊瑚、珠、贝、宝器、珍玩以及特殊的作战物资如猛火油、兵铠等。第三，各族和各国间交聘馈遗，也是经济往来的一种特定形式。五代各朝都愿结交讨好北方强大的契丹国。配合邦交关系的政治活动，双方交聘馈遗的数量往往是很大的，牲畜动辄数以千计，丝织品动辄几百匹。此外，西北、西南和南方各少数民族多次携带贡品入使中原，起到了物资交流的作用。第四，战争掠夺和战利品，也是一种特殊的财货转移形式。契丹通过战争掠夺，从中原地区运走了大批财货，如马匹、甲仗等。后唐、后晋、后周也都曾打败过契丹军，获契丹牛羊驼马、兵器辎重等战利品不计其数，使契丹财货流入中原。

在文化领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也有发展和加强。首先，契丹族受到汉文化影响很深，推崇佛教，尊奉儒学。契丹国的开国君主阿保机大量吸收对儒家学说有专长的汉族知识分子参政，任命他们专职契丹国的文化事业，以致在契丹国内，汉文化逐渐与契丹文化融合，后来发展成为契丹与汉合一的辽文化。其次，从西北入主中原的沙陀突厥族，为保持在中原的统治地位，主动吸收和利用汉族传统文化，任用汉族知识分子，采用科举制度，实现了富有特色的汉族、沙陀突厥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此外，汉族也同样吸取少数民族文化。例如，随着沙陀突厥等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他们的舞乐艺术也被带到中原地区。再如，契丹骑兵装备手工业传入中原后，以其高超的装饰艺术博得众多的汉人青睐，因而得以广为传播。这些都反映了汉族接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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