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战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在这之前，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水平、生活习俗特点、居住地理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向南方大迁徙，经300多年的发展，迁居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逐渐汉化，发展了农业经济，并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于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的相当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与汉族融合了。

这一时期北方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具体表现有： 第一，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互相妥协和联合的一面越来越占主要地位。从十六国至北朝，基本上是以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又与汉族地主联合建立的政权。汉族世家位至高官，受到重用的为数不少。第二，内迁的北方各族由于与汉族杂居，加之各族统治者又采取一些汉化和发展农业的措施，使这些民族逐渐改变了原来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第三，由于在错居杂处中经济文化交流和联合反抗、斗争的需要，中原地区各族语言差异逐渐消失，汉语逐渐成为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第四，随着胡汉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日趋一致，胡汉或夷夏区别的观念也随之淡薄了。这意味着族别的偏见也逐渐减少。这种夷夏观念的变化，还直接影响了隋唐统治者，使唐朝的民族关系开创了一代新风尚。第五，生活习俗方面，民族特点逐渐消失，血统上也渐渐融为一体。如匈奴的结发，乌桓的剃发，鲜卑的辫发，羌族的披发等发式大多消失，改为汉式。随着社会经济差别和生活习俗特点的逐渐消失，民族心理素质也发生了变化，思想感情日益沟通。北方诸族自魏晋以来，不仅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目的与汉族等联姻，一般部众由于杂居共处，往往也冲破传统习惯，跨族通婚。各族之间这种通婚关系，从人种学和血统角度来看，日益增加了共同性，逐步使他们融合在一起。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的汉化也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汉族共同体有了新的发展壮大，并大大丰富了汉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方面的突出反映首先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和农产品传入到中原地区。其次，胡服、胡饼、胡床等的普及，对汉族生活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在北方流行，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炳灵寺无量寿佛 西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造型具有明显的西域风格，这也是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反映。

自然，汉族是这个时期民族融合的核心，但汉化与夷化往往交叉进行。内迁民族与汉族融合，内迁民族之间、留在塞外的各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各族之间出现了合而复分，分而复合，交叉融合的现象。在南方也是如此。由于北方战乱使得晋王室南迁到建康(今南京)，北方汉族世家豪强和一般汉人也纷纷大批移居江南。以后在十六国混战更迭过程中，北方汉族再度陆续南迁，中国南方民族的迁徙也由此变得相当频繁。大量汉族迁居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也不断迁居汉族聚居区。这些迁徙造成了部分民族间错居杂处，从而不仅使各族有了共同的地域，也加强了各族的接触和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日益增多了共同性，消除差异性，最终造成他们间的互相融合。南方民族的融合，有的是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如长江以北迁居汉区的少数民族; 有的是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如迁居于南中的汉族; 有的则两种融合同时存在，如岭南地区的情形。正是上述这些大迁徙和大融合，促使各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而发生变化。隋唐时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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