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实行家产公有，平均分配，可谓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宋代的司马光曾将平均分配当作治家要领，认为只有一碗水端平，才会人人满意，各得其所。因此，有的人家连不值几个钱的水果也要彻底均分。这种风俗习惯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唐朝的法律就规定，如果兄弟二人分100匹绢，一人分到40匹，另一人分到60匹，分到60匹者即属多占10匹，多占者无论长幼尊卑都要被重责80大板，当时的术语称为“坐赃论减三等”。以后历代也都有类似规定。然而，共财均分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家庭成员对财富积累的贡献不等; 分配者的失误和偏爱; 内部直系亲属之间的自私与排外等等，都会使均分无法真正实行。正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必然导致分家单过。具体到如何分家，则因时因地而异。一般是兄弟均分，未婚女儿也可以妆奁的形式获得相当份额。汉代的卓文君爱上司马相如，由于父亲不同意便与他私奔了，卓父得知后大怒道：“即使我不忍杀你，也绝不会分给你一分钱的家产。”可见卓文君是有家产继承权的。等到卓父后来消了气，一下子给了女儿100名奴仆、100万钱和许多其他东西。此外，只要寡妇不改嫁，同样可以继承丈夫的应得财产。不过，女儿出嫁或寡妇改嫁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们脱离原父家或夫家而成为另一家族系统的成员，就被当作了外姓人，外姓人当然无权分配和处置本家族的财产。可见，古代家产继承中的重男轻女，与其说是性别的不平等，不如说是家族之间的泾渭分明。在实际中，父权家长制下的家长可全权处置家产，无论他想怎样分，子女大多只能干瞪眼。汉代的刘， 虽是长子却不讨父亲喜欢，所以一分钱家产也没分到。按说，父亲死后理应首先由亲生儿子继承遗产，可是，如果儿子年幼懦弱或远在他乡，就很容易被叔伯等他人侵占，所以许多家长千方百计地加以预防。宋代有个人，死前立下遗嘱说，家产的十分之三给年幼的亲生儿子，十分之七给入赘的女婿。其子成年后不服，告到官府，官府就将他们的比例颠倒过来。入赘女婿争辩道“我岳父的遗嘱写得明明白白，你们为什么擅自更改?”主审官说：“你岳父真是个有心计的人啊!他其实是想多留些财产给亲生儿子，只怕年幼无知被你图财害命，才不得不对你虚与委蛇。现在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是该还他心愿的时候了。”由此可知，古人为了保住维系家族的家产继承制，是何等煞费苦心、天机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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