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中，都必然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中华文明也不例外。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扉页上引用了这样一段话：“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看来是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乃至政治思想中的地位。

中西早期天文学的差别当然不止体现在天文学家的官职上，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差异更大。西方古代天文学将太阳或地球看作不动的宇宙中心，其他星体以匀速正圆方式围绕中心旋转，而古代中国人却将北极星看作宇宙中真正的“不动点”及一切天文观测的依据。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斗转星移”之说，指的就是北斗及众星围绕北极星(实际上是北极星附近一点)作圆周运动。北极星在中国古代天文理论中的地位是由天球概念确立的，因为它恰好是天球转轴之所在。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会感到我们头上有一个半球圆顶，上面布满了无数星斗;无论我们走到何方，总感到自己处在半球中心。恒星距离我们远近不一，然而我们无法以肉眼分辨其远近。于是古人便把它们看作全部分布在以观测者为中心的球面上，这个球即天球(如图1)。由于地球自转，在地面(即图中地平圈所在面)上的古代天文学家看来，天球便绕着过天球北极(它与北极星位置很近，古人便认为北极星就是天北极)的轴围着自己转动，这就像地球绕着穿过地球南北极的轴转动一样。如同地球上有赤道一样，天球上也有人赤道，它过天球中腹，与天球转轴垂直。又如同地球上任何地点均可用经度纬度表示一样，天球上任何天体的位置均可用赤经和赤纬表示。由于地球绕日公转，于是在地面上的人看来，太阳不仅随天球一起每天转一圈，它在天球上相对于其他恒星也在移动。太阳在天球上每年移动的轨道叫黄道，黄道与天赤道的两个交点为春分点和秋分点，太阳经过这两点时，正逢春分、秋分两个节气。观测者的正上方叫天顶，天球上过天顶和天北极的圈叫子午圈，天球上每颗恒星一昼夜均会经过子午圈两次。

在春秋之前，中国先民已将上述天球中临近黄、赤道的区域分为二十八个区，即二十八宿(如图2)，亦称二十八舍。“宿”、“舍”均是“停留”的意思。有了二十八宿，天体在天球上(即相对于恒星背景)运动时，就如同公共汽车有了站头，要说明它的位置就十分容易了。二十八宿分别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概念形成后，古人又将四象(四方天象)概念与二十八宿结合起来，将二十八宿分为青龙(东方七宿)、朱雀(南方七宿)、白虎(西方七宿)、玄武(北方七宿)。七宿中的每一宿又被古人想象成这些动物的一个部分。如青龙第一宿是角宿，角宿就象征龙角;第二宿是亢宿，象征龙颈; 第五宿是心宿，象征龙心。人们后来还以二十八宿对应于地上的各州，以天北极象征帝王，天上的一切都围着北极星转，而地上的一切都围着帝王转，于是天象与人事就统一起来了。可见，二十八宿不仅是一种天空分区方法，北极星也不仅是“不动点”，天文基本概念还包含丰富的神话、哲学、政治内容。这种丰厚的蕴意后来不时体现于各个时代的文化中。例如孔子就曾说过，以美德来为政，就像是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不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概念深刻含义的人，很难真正体会孔子的妙语。

图1 天球上的各个圆

图2 二十八宿图

二十八宿

这件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上绘有完整的二十八宿星图。

当然，二十八宿最直接的意义仍在天文学方面。每一宿中，均包含该宿的标志星(古称“距星”)。战国天文学家石申的 “石氏星表” 中已有这些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即“距度”)及其他一些重要恒星与距星之间的赤经差。我们可以断定，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初步完成了对天球各区域天体的系统量化观测。二十八宿实际确定了恒星天空的赤道分区，为天文观测与天象描述提供了极大方便。我们只要观察某个距星的位置，就可以确定该宿甚至其他宿内所有重要天体的位置，即使此刻在地平线以下的那些天体，也可用二十八宿来确定其位置。天球及二十八宿概念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几乎所有其他概念、专用名称都是从这里派生的。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持盖天说观点的天文学家往往只承认半边可见的天球，而张衡等人则主张天球如同鸡蛋壳，是完全封闭的。二十八宿中的星体最初也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但以后人们发现恒星甚至北极星和天北极位置均是有变化的，于是二十八宿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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